佛教的创始人乔达摩·悉达多（释迦牟尼）出身刹帝利阶层，他并没有歧视肉类的思想，在早期的佛教教义里吃肉并不是罪大恶极的事情。
古印度人崇信修行者是超脱凡俗、存在于神灵之上，认为人生中最后的阶段要在修行中度过，佛教徒作为修行者的一种可以随时随地得到人们的供奉。最初的寺院就是在印度雨季时为了佛教徒生活方便建立的临时居所，佛教徒在出家修行时按照教义必须摒弃生产经营活动，由于他们的饮食全部来自信徒的供奉，所以只要是不见杀、不闻杀声、不为我杀“三净肉”，佛教徒其实都是可以享用的，遇素吃素、给肉吃肉，施主给佛教徒什么就吃什么。
佛教徒不能吃肉的印象来自于梁武帝萧衍，这个狂信的佛教徒把自己对佛教的理解当成了最高指示下达给其治下的全部僧侣，中原地区的和尚不吃肉才成为习惯。
其实在中国，“荤”这个字的原始含义是指葱姜蒜韭等气味很大的蔬菜，中国古人祭天、祭祖时，把口中有异味看成是大不敬，所以才有了对荤菜的禁忌。中国古代肉食的代名词其实是腥,荤腥合在一起是中国古人祭祀时的饮食禁忌。今天的小乘佛教、喇嘛教等佛教徒一样可以吃肉，他们禁忌的是葱姜蒜韭等荤菜，除了口中有异味，韭菜还是最原始的壮阳药，这点是佛教僧侣们避之不及的原因。
世界上最严格的素食者耆那教信徒
在乔达摩·悉达多时代，最狂热的素食者是佛教的竞争对手——耆那教信徒，他们的祖师大雄认为奶制品和蛋类也是肉食，身为修行者也要慈悲为怀避免食用。后世的耆那教信徒更是发展为“只要是有叶子的植物也有灵性，吃它们等于吃肉”的理论。耆那教教徒的食谱上甚至禁止食用胡萝卜和大头菜，他们认为不少小动物也靠这些植物根茎生存，所以不能和小动物抢吃的。
耆那教信徒对物质的要求最低，他们在饮食上如此，在衣物需要上也奉行极简主义。在今天的印度、尼泊尔看到的仅有抹布大小衣服遮羞的修行者大多是他们的信徒。由于衣食上的极端主义，耆那教徒基本上淡出了印度文化的圈子。
犹太教徒在念经
同样不吃肉的还有早期的极端犹太教徒和基督徒。根据创世纪的说法，耶和华创造出亚当和夏娃时说过，地上结种子的蔬菜和结核的果子就是亚当夏娃的食物。根据这个传说，早期的犹太教徒和基督徒认为吃肉是残暴行为，只有吃素才能重回伊甸园。但上帝又在诺亚方舟时代降下圣谕说，凡是地上跑的、水里游的、天上飞的动物，凡人都可以享用，这种前后矛盾的说法让犹太教教徒和基督徒又有了吃肉的理由。
素食者中最好战的群体当属摩尼教徒。摩尼教的教义混合了拜火教、基督教、佛教，从摩尼教转化而来的明教也把吃素当成了自己的标志。“吃菜侍魔”是摩尼教（明教）的特点之一，在两宋和元末吃素的摩尼教徒发动了一系列起义，像我们熟知的方腊起义、红巾军起义就是这群吃素的人发动的。
摩尼教徒形象的壁画
除了梁武帝，在东方提倡食素，并成效巨大的还有日本的白河天皇。甚至白河天皇更胜一筹，因为梁武帝只让中原地区的僧人们吃素，后者则在日本掀起了全民吃素浪潮。在佛教传入日本之后不久的7世纪（相当于初唐时期），当时的天皇就下令禁止食用牛、马、犬、猿、鸡。经过200年的反复强调，到了9世纪以后的平安时代，日本的公卿贵族就已经养成了基本不吃肉类的习惯。
在白河天皇驾崩之后，这一过分的禁令才渐渐松弛，但还是有不少人坚持不吃任何荤腥，崇信佛法的贵族们更是很自然的把吃素看成是理所应当的事情。所以，日本公卿贵族主要吃的食物就只有白米饭、饭团、年糕之类。他们配菜的种类也很贫乏，基本上只有咸鱼、腌菜和酱汤。味噌汤则是几百年后日本战国时代的战场速食，此时尚未发明，平安时代的人只知道拿味噌当做蘸酱用。到了过年过节的时候，则会拿出一些栗子、纳豆、梅子、干贝之类“远方的贡品”来改善伙食。上行下效之下全民吃素就成了日本的主流。更要命的是，日本的公卿贵族不但遵守不吃肉的戒律，很多人在饮食上更是和耆那教看齐，发展到连新鲜蔬菜都不吃的地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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