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世纪初，明朝的永乐皇帝资助了几次伟大的海上远征。其影响如此深远，以至于有历史学家相信水手辛巴达的故事就源出于此。
这些中国船建造于巨大的干船坞中，装饰有珍贵的金属，使用了各种欧洲一个世纪后才出现的技术创新—双层船体、水密舱、防锈钉、机械式舱底水泵—它是那个时代的奇迹。
船队指挥官郑和的旗舰，长逾300英尺（约为91.4米），宽150英尺（约为45.7米），是有史以来最大的木制船。记录称它有9根桅杆。郑和的大舰队共有317艘船只，即使在今天这个数字也相当惊人。当时欧洲历史上最大的西班牙无敌舰队，也只有137艘舰船；其体量最大者也仅为“郑和”号的一半。
▲郑和（1371－1433），明朝太监，原姓马，名和，小名三宝， 又作三保，云南昆阳（今晋宁昆阳街道）宝山乡知代村人。中国明朝航海家、外交家。
郑和出自一个通常不会为中国历史增辉的群体。出生在偏远地区的他，魁梧强壮得惊人，1381年，在元朝负隅顽抗明军的最后阶段，当时还是孩童的郑和被明军俘虏了。落入明军手中的敌方男童，一般会被去势。阉人郑和被安排进明宫廷当内侍，因聪慧、能干而赢得声誉。最能说明郑和善于捕捉机会的，是他支持了皇叔从侄子手中夺取皇权的政变。篡位者登基为永乐皇帝。郑和则成为了皇帝最信任的心腹之一。当雄心勃勃的君主打算展开一系列海上远征时，他让自己最宠信的太监来担任统领。
郑和的大航海1405年开始，1433年结束，他曾横渡印度洋，最远到达非洲南部。
永乐皇帝认为这是向四方展示帝王威权的方式，收效也相当理想。七次航海途中，郑和船队在苏门答腊制服了一块中国人控制的、为非作歹的飞地；在爪哇岛干预了当地内战；攻占了斯里兰卡，并将俘获的国王带回国；还在苏门答腊剿灭了海盗。
即使剑未出鞘，郑和的船队也在政治上完胜，它们令每位异邦统治者都望而生畏。然而远航没有继续下去，它成为了政治内斗的牺牲品，一派官员支持它，而另一派则攻讦其花费庞大，试图搞掉前面那派人。继承皇位的太子站在了反对他父亲政策的一方，他在登基当日就废止了盛大的海上探险。最终，郑和所有的航海记录几乎都被封锁了。直到19世纪，中国都没有再派船驶出国界。
为庆祝2008年奥运会，中国展出了按原比例还原的郑和旗舰模型。在原船建成6个世纪后，其船体之大依然令人叹为观止。
许多研究者认为，中断航海是中国社会思想严重偏狭、僵化的象征。
▲明成祖朱棣（1360年5月2日－1424年8月12日），明太祖第四子，明朝第三位皇帝，1402年登基，年号永乐，故后人称其为永乐帝、永乐大帝、永乐皇帝等。
“为什么中国没有再多花一点儿力气，绕到非洲南端，进入大西洋呢？”兰德斯在《国富国穷》中这么问。
兰德斯的回答是：“中国人缺乏视野、重点，以及最重要的，好奇心。”
受制于儒家思想、自傲而自满的中国是“一个不积极的改进者和一个糟糕的学习者”。墨尔本大学（University of Melbourne）的历史学家埃里克?琼斯（Eric Jones）在关于西方如何攫取政治主导地位的论著《欧洲奇迹》（The European Miracle）中，也类似地将中国拒绝海外冒险归咎于“空洞的文化优越感”和“过度的自我关注”。
在郑和之后的这个帝国“从海洋撤离，变得只关心内部”。
加拿大麦吉尔大学（McGill University）的政治学家约翰?A. 霍尔（John A. Hall）在《权力与自由：西方崛起的原因与后果》（Powers and Liberties: The Causes and Consequences of the Rise of the West）中称，中国“困在同一个阶段超过两千年，相比之下，欧洲却像跨栏冠军一样前进”。
充满了创业精神的葡萄牙、荷兰、西班牙和英国，将僵化的中国拖入到外部世界的粗糙与混乱中。
其他学者并不认同将中国描述为被动者的形象。他们也不相信终止航海的行为就能证明中国文化缺乏好奇心或驱动力。这些作者写道，无论郑和航行多远，他都没有遇到比他祖国更富强的国家。从技术上来说，中国已经遥遥领先欧亚大陆上的其他地区，异邦能提供给它的只有原材料而已，但得到这些根本无须派庞大的船队远航千里。
美国乔治?梅森大学（George Mason University）的政治学家杰克?戈德斯通（Jack Goldstone）观察到，朝廷完全可以派郑和跨过非洲，抵达欧洲。但帝国终止了长途航海活动，“原因和美国停止送宇航员登月一样：那里没有东西能证明值得为此支付如此大的成本”。
然而在更大的范畴上，问题依然存在。郑和下西洋只是更长久、更重要的趋势中的一个例外。
▲郑和下西洋路线图
在明代（1368~1644年）的大部分时间里，京城的朝廷都颁布法令，严禁私人从事海上贸易。永乐皇帝和其他几位皇帝曾开放海禁，但只是特例；作为一项法律，明王朝始终在钳制海外开发与交流。禁令相当严苛，1525年朝廷甚至命令沿海官员销毁所有私人的出海船只。
在今天看来，与终止航海一样令人不解的是形势的逆转。毁船令下达50年之后，另一位皇帝又改变了路线。尽管朝中官僚并不乐于支持，但新一代中国船只还是驶入了大海。不久后，明朝被卷入了全球性的交流网络。顷刻之间，中国的经济与欧洲（一个曾被认为太穷而不足挂齿的地方）和美洲（一个帝王还不知其存在的地方）牵连了起来。
朝廷一直担忧不受限制的贸易会导致秩序崩乱。事实上，它在后来的历史进程中的确发生了。
摘自书籍《1493：物种大交换开创的世界史》，[美] 查尔斯?曼恩（著），中信集团出版社授权合作稿，全网首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