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是立宪运动的精神领袖，虽从戊戌政变起就一直是朝廷通缉的要犯，却又名动天下，在当时之中国，以通晓中外政理著称。所以，某些朝廷大员还与他暗通款曲，向他咨询时务。1906年载泽、端方为预备立宪的出国考察报告实际就采用了不少梁氏有关文章；1907年法部尚书戴鸿慈还专门就法有关法部与大理院权限问题写信向梁请教。
当然，这些大员或许也有另一层考虑，梁启超毕竟不是要推翻朝廷，相反还与革命党论战维护大清王朝；况且，光绪皇帝仍在，一旦慈禧过世，光绪重掌大权，梁还会得到重用。不论他们出于何种考虑，他们向梁请教还是给梁启超带来了间接影响朝政的机会，也使他产生了重被朝廷“接纳”的一线希望。
▲梁启超（1873年2月23日—1929年1月19日），清朝光绪年间举人，中国近代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史学家、文学家。戊戌变法（百日维新）领袖之一、中国近代维新派、新法家代表人物。
立宪派要求召开国会的请愿运动，是梁启超最早发动的。早在1902年，他就提出应效仿当年英国“权利请愿运动”：“彼英人在昔常有‘权利请愿’之举，有‘不出代议士不纳租税’之格言，真可谓惟一正当之手段，惟一正当之武器也。”国内立宪派响应他的号召，开始了轰轰烈烈的请愿运动。
政闻社成立后，活动重点放在国内，派大批成员回国，广泛联络各地立宪人士，推进国会请愿运动。1908年2月，政闻社已发展成员500多人，为更好地在国内开展工作，本部迁往上海，马相伯、徐佛苏、麦孟华均回沪主持工作。在北京、四川、湖南、湖北、广西、福建都派有专人前往进行组织建设和运动发动工作。
政闻社的工作方针有两条：一是发动民间，二是联络官员。在发动民间、建立支部方面，取得了一些进展，但在联络官员方面却非常不理想。由于慈禧对康、梁的痛恨众所周知，所以许多热衷立宪的官员也不敢与政闻社接近。慈禧宠臣岑春煊就是因为与维新人士有某种来往，被政敌袁世凯得知而革职的。
政闻社在国内的发展虽不顺利，但国会请愿运动却一浪高过一浪。
从1907年，杨度以他领导的宪政讲习会的名义发表意见书，号召人民重视自己的天职，力争开国会。9月25日，宪政讲习会派代表熊范舆、沈钧儒等四人领衔、有100余人签名的请愿书呈送都察院代奏，请求开国会。请愿书指出：“国家不可以孤立，政治不可以独裁，孤立者国必亡，独裁者民必乱。”只有立宪开国会，才能消弭革命的祸乱，“独裁之弊不除，内乱之源不塞”，强烈要求在一两年内就开国会。
▲大清立宪，又称为"立宪运动”，是指中国清朝政府继自强运动（洋务运动、1861年－1895年）、维新运动（1895年－1898年）之后推动的第三次大型改革，时间跨度从1905年至1911年，目的在于使大清帝国成为君主立宪政体的国家。
对此请愿书，清廷不加理会，但是，在报上公开发表后，影响巨大。全国各立宪团体、开明士绅、甚至一些官员都起来响应，使杨度受到极大鼓舞。于是，他决定继续发动请愿运动。
杨度是湖南人，宪政讲习会内也是湖南人多，杨度再次起草的请愿书在湖南征得4000余人签名，许多著名绅士都名列其中，领衔者为教育总会会长刘人熙、商会总理陈文玮和陆军部主事曾熙，仍坚持要求朝廷在一两年内开国会。1908年3月中旬，他们再次将请愿书呈送都察院代奏。
虽然清廷仍不加理会，但要求开国会的请愿运动在全国各地更加轰轰烈烈开展起来，不少官员参加其中。面对如此舆情，清廷不能再不理会，但对开国会分歧激烈，无法达成一致，最后在1908年7月22日，朝廷谕令各省在一年内举办咨议局、制定咨议局议员选举章程。但并未明确说明开国会的年限。
这道谕旨根本无法满足立宪派的需要，先后仍有数十省派代表携带本省绅士签名的请愿书到京请愿，有些省征集到的签名人数过万，据说山西达两万之多。所以，山西省代表到京时，在京的山西籍官员竟然正装到正阳门火车站迎接。甚至北京的一些八旗人士也要求开国会，签名者有1600人。
面对如此局面，慈禧太后与支持她的顽固派官员认为任其发展最后无法控制局面，于是决定镇压。但是，如何镇压却并不简单。杨度是请愿运动的最重要的发起者，但在请愿运动高潮时由袁世凯、张之洞保荐，被朝廷委任为四品京堂、宪政编查馆提调，已是四品高官。影响同样大的是张謇领导的江苏预备立宪公会，但张素以稳健著称，且与朝中许多高官私交甚好，与袁世凯关系尤其密切。因此，慈禧无法也无意以此二人或此二会“开刀”。
▲杨度（1875年1月10日—1932年9月17日），清末反对礼教派的主要人物之一。湖南省湘潭县姜畲石塘村人。
在请愿高潮中，政闻社也以全体社员名义致电清政府的“宪政编查馆”，提出限期三年召开国会的主张。而且，自称政闻社成员和法部主事的陈景仁从南洋单独致电清廷，不仅要求三年内开国会，而且要求将主张缓行立宪的赴德国考察宪政大臣于式枚革职以谢天下。康、梁素为慈禧所恨，于是，慈禧决定拿政闻社“开刀”。
7月25日，朝廷突然发一上谕，严责陈景仁和政闻社：“闻政闻社内诸人良莠不齐，且多曾犯重案之人，陈景仁身为职官，竟敢附和比暱，倡率生事，殊属谬妄，若不量予惩处，恐诪张为幻，必致扰乱大局，妨害治安”，“著即行革职”。
对陈景仁的“革职”使人可气又可笑。可气的是因为上奏、请愿要求开国会的官员为数不少，独独惩罚陈景仁明显不公，舆论哗然；可笑的是，陈景仁是“捐班”出身，其实是一个南洋商人，人都不在国内。但清廷就是要用此来镇压政闻社，同时敲打整个“立宪运动”。
此谕确使政闻社大受打击，有领导人认为难以生存，“留此不生不死之团体，有害无益”，主张解散。梁启超则认为解散容易今后再聚集难，不同意解散，想趁袁世凯的心腹唐绍仪赴美路经日本时向他解释政闻社对袁的态度，争取袁的谅解，如果不行再解散。
但8月13日，梁还未能见到唐绍仪时，由于传言梁启超要回国领导立宪运动，朝廷突然下旨查禁政闻社：“近闻沿江沿海暨南北各省设有政闻社名目，内多悖逆要犯，广敛资财，纠结党类，托名研究时务，阴图煽乱，扰害治安，若不严行查禁，恐将败坏大局。著民政部、各省督抚、步军统领，顺天府严密查访，认真禁止，遇有此项社夥，即行严拿惩办，勿稍疏纵，致酿巨患。”“悖逆要犯”主要就是指梁启超。
由于朝廷严禁，政闻社确已难于生存，梁启超再三考虑，决定解散，由总务员马相伯登报宣布解散。
▲唐绍仪（1862年1月2日—1938年9月30日），清末民初著名政治活动家、外交家、清政府总理总办、山东大学第一任校长，中华民国首任内阁总理 ，国民党政府官员。曾任北洋大学（现天津大学）校长。
朝廷如此严厉镇压政闻社、且要“严拿惩办”梁启超，具有多重悲剧意义。
首先，梁启超一直与革命党论战，坚决反对推翻清王朝、极力为清王朝辩护，一直主张合法、体制内变革，最后却被清王朝当作“悖逆要犯”而“严拿惩办”。这对他个人来说，是悲剧，也是讽刺。更广些说，也是整个“立宪”的悲剧，主张和平变革的立宪的精神领袖却不能回国、还被清政府通缉捉拿，这本身就使“至上而下”的改革理论的说服力大大减弱，使信服“革命”的人越来越多。
当然，更是清廷的悲剧，对一心护卫自己的改革者竟以“悖逆要犯”待之，政权内最高统治者慈禧却一直对十年前内部“权争”之事耿耿于怀，不知道清王朝已危如累卵，不知道梁启超有多高威望与能力，不仅不想方设法抚平当年创伤，不安抚当年因主张体制维新而受迫害的政治家，不让其为己所用，而是依然毫不宽容当年的政敌。“为渊驱鱼，为丛驱雀”，此之谓也！大清王朝的最高权力者仍把为其辩护的梁启超等改革者当作体制的敌人，最终它失去了领导改革的能力与机会。
摘自《从甲午到辛亥》雷颐(著)，东方出版社授权合作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