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50年是庚寅年，高丽将在这一年之后大兴的倭寇叫做“庚寅以来倭寇”。与十三世纪的倭人海寇相比，这个时间段之后的倭寇战斗力和组织能力均相当强大。随着日本“观应之乱”，九州的军事冲突越发激烈。日本九州的高级军事贵族，在将目标转投邻国来补充自己粮食、物资；乃至劳动力不足的情况下，不可避免的将其军事力量投入倭寇行动中。因此，“庚寅以来倭寇”，其组织和战斗形式，带有很深的镰仓末期——室町初期日本国内战争的色彩。
检索庚寅以来倭寇的战法，高丽侧的史料中有一下几条：
“贼步骑千余登幸安山，我兵四面攻之，贼徒奔溃，遂大破之”
“贼至灵山，据险自固……贼众狼狈登山（智异山），临绝崖，露刃垂槊如猬毛，官军不得上……倭又寇班城县，登椎山顶，树栅自保”
“倭自智异山逃入无等山，树栅圭峰寺岩石间，三面峭绝，唯小径缘崖（而上），仅通一人”
“南秩击智异山余倭，斩四级，并捕获马十六匹”
“时倭贼千余人陷沃州、保宁等县，遂入开泰寺，据鸡笼山”
“太祖曰：贼穷可哀，勿杀生擒之，余贼入千佛山”
从以上史料可以看出，在倭寇从船上登陆之后，当战况不利之时，便退入山地丘陵地带，利用有利地形，树立木栅以自固。这种战法非常类似日本国内流行的“恶党之战法”，当官军势大，退入山地修筑工事，然后借助地形，逼迫官军进行耗时日久所谓“笼城战”，从而使逼迫当时应后勤能力低下，而无法长期在外作战的日本政府军退却。“临绝崖，露刃垂槊如猬毛”、“登椎山顶，树栅自保”、“树栅圭峰寺岩石间，三面峭绝，唯小径缘崖（而上），仅通一人”通过这些描述，我们可以看到南北朝日本国内，乃至战国时代末期的日式小型山城要塞，或者说“村の城”的影子。
江户城
1590年修筑于沿海山岭，符合“三面峭绝，唯小径缘崖”所述的长滨城
一般来说镰仓末期至室町中前期的所谓日式“城”并没有这些战国末期城大，1360年至1400年，西日本豪族大内氏的居馆最盛时，面积仅为东西160米，南北170米。
持刀枪而野战，胜了就蝗虫过境，败了就进山修工事，进行长时间的顽抗。这些组织严密，战法娴熟的倭寇，明显有着当时著名的被镰仓和北朝称为恶党，后世被喻为“日本军神”的楠木正成色彩。倒幕战争中的楠木正成，便是在赤坂城、金刚山等地修筑小型城寨，依托山地地形，来对抗在平原旷野中无法战胜的幕府大军的。
这些大规模的跨海劫掠，在日本国内已经公开化了，《太平记》中这样写到“四十余年间，本朝大乱，外国亦不安宁，山有山贼，旅客不敢过树荫，海有海盗，船民不敢戏白浪……最后，这些盗贼备置数千舟，拥向元朝、高丽的港口，劫掠明州、福州的财宝，焚毁官衙、寺院。元朝、三高丽之吏民，为防此寇而内迁，各国濒海之郡县，已荒芜人烟。”
对面来的是挂着恶党名号的日本南朝军队，猝不及防的高丽损失惨重。国难当头，而十四岁的小孩子，明显掌控不了这个复杂的局面。元至正十一年（1351年）八月倭寇袭击京畿道后，忠定王下海追讨倭寇的命令，得到了这样的回答“臣非将，又不食禄，不敢奉命，固辞不行。”于是十月，忠定王的叔父在元朝的支持下流放了自己的侄子，即位为恭愍王。
恭愍王像
日本南朝正平七年（1352年）二月人称“半将军”的幕府将军之弟足利直义，战败后被其兄长毒杀。室町幕府内讧的“观应之乱”结束。将军的弟弟虽然死了，但其义子足利直冬成了观应之乱后失败方的独苗，跟直冬成为亲家的少贰赖尚自然分外紧张。这个紧张的表现下的军队兵粮米确保，体现在1352年中更大规模的倭寇袭击高丽上。
“捕倭使金晖南，以战舰二十五，御倭至枫岛，遇贼船二十，不战而退至乔桐，又望见贼船甚盛，还西江，请济师”
“乙卯，金晖南及副使张成一，与贼战于窄梁安兴长岩，获贼船一”
“倭屠巴音岛”
“丙辰，瑞州防护所获倭船一，歼之，献二人”
“己未，倭船大至，金晖南兵少不能敌，退次西江告急，调发诸领兵及忽赤，分遣西江、甲山、乔桐以备之，妇女当街痛哭，都城大骇”
“庚申，倭焚乔桐甲山仓， 前代言崔源与战，获贼船二”
“丙寅，倭寇全罗道茅头梁，知益州事金辉，领舟师击之，不克”
“倭寇江陵道”
“秋七月壬申，全罗道都巡问使，获倭船二”
“丁亥，合浦万户献倭”
“丁卯，捕倭使印×帅禁军，及东西江、乔桐水手一千人御倭, 以逗留不进，下狱”
“倭船五十余，寇合浦”
年长的叔叔即便取代了侄儿，也并不能改变长期以来抑制武人，以及土地兼并下府兵赤贫化所造成的高丽军队战斗力低下的情景。金晖南以战舰二十五， 遇贼船二十，结果却是不战而退，形容是“贼船甚盛”。后面倭船大至，兵少不能敌，各地调兵抵御，分遣西江、甲山、乔桐以备之，乃至“都城大骇”，结果备敌之地的乔桐却是“倭焚乔桐甲山仓”。
相比有数量的倭船“二十”、“大至”、“五十余”来说，高丽方的战果却不怎样，一共才缴获了六条船，两名以上的俘虏。此时的高丽受蒙古影响注重骑兵和陆军，加之本身军队疲弱，因此水军也不像后世的李朝水军那样强大，捕倭使带领禁军却不敢出征，乃至下狱。倭寇以船为马，沿着朝鲜半岛的海岸线，如同骑马奔袭一般，登岸劫掠。对比倭寇的数量和高丽方的损失，六条破船跟两个以上的俘虏，与其叫做战果，不如说是安慰来的恰当。
直到这时，高丽王室和文臣们，才觉悟到因为自己多年对武人的打压，使得 倭寇都打到京城了，国家却找不到堪战之兵。于是冷落多年的高丽军人们，在京师戒严的紧张气氛下，终于得到了朝廷的赏赐。“倭贼寇边，屠烧室屋、夺漕船；皆由防守失律，储将无素。其有能为策者，许令条奏，择善从之，优加赏赉。 前后征战有功者，典理军簿，加官爵。自募追捕者，两班超三等官之贱者，赐钱。 ”
虽说重赏之下必有勇夫，但军人也是需要精神激励的。恭愍王二年（1353年）十月，“海寇连年为边患，每念何日报平，今省卿申报擒倭至十余级，予甚嘉之，赐卿酒及银五十两。所管军士有功者，以名闻予，将录用。”区区十余人，国王都要赐酒赏银犒劳全军提拔有功，可见少贰赖尚确保军粮的行为，给高丽带来了多大的损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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