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6月21日，日本，汪精卫（右）与日本黑龙会首领头山满
钱钟书先生《槐聚诗存》中，有一首写于1942年的七律，诗题为《题某氏集》。“某氏”为谁，钱钟书先生何以隐去？是不敢提还是不便提？这些问题，很长一段时间困扰着“钱学”爱好者和研究者。
近年来，随着一些资料、档案的公开，大陆和台湾的学者经过详细考证，确认此“某氏”即为汪精卫。由此，钱钟书先生和汪精卫的交往历史被公开，《题某氏集》本身所含的诗谶意味，以及诗中所用“武元衡遇刺事件”的典故，更为我们回观武元衡遇刺和汪精卫遇刺这两个历史事件，提供了一个独特的观察窗口。
钱钟书与汪精卫的关系纽带
《题某氏集》原诗如下：
扫叶吞花足胜情，钜公难得此才清。
微嫌东野殊寒相，似觉南风有死声。
孟德月明忧不绝，元衡日出事还生。
莫将愁苦求诗好，高位从来谶易成。
以下试以诗解、诗证诸法，结合余英时等学者的研究成果，回观武元衡的遇刺和汪精卫遇刺这两个历史事件。
关于汪精卫本人生平，已为世人所熟知，故不再另注。诗题中的“集”，为汪精卫刊刻于1943年初的《双照楼诗词稿》。
钱诗写于1942年，汪的诗集正式刊刻于1943年初。一个合理的推测是：钱钟书先生先于普通读者，看到了汪的诗集。
余英时先生的考证，可证此推测之合理：陈群（人鹤）为汪精卫刊印了《双照楼诗词稿》，负责编校的是龙榆生（沐勋）……钱与龙多有往来，所读汪集必龙氏赠本无疑。
陈群是民国时期有名的藏书家，当过汪伪政府内政部长、考试院院长，主持编辑刊印汪的《双照楼诗词稿》，颇有“投桃报李”的意味。而词学大师龙榆生作为汪诗集的编校，则因一个共同的纽带：朱祖谋。
朱祖谋（1857年—1931年），原名朱孝臧，字藿生，浙江吴兴人。光绪九年（1883年）进士，官至礼部右侍郎，为晚清四大词家之一，著作丰富。
龙榆生约在1928年前后投朱门下。而汪精卫则早于1903年朱祖谋任广东学政时，投于朱门下。因此，算起来，龙榆生应该是汪精卫的同门师弟。
1931年，朱祖谋去世，秉承遗命，龙榆生主持老师身后事，与汪精卫这个师兄开始有了频密的联系，并有诗词唱和。
而钱钟书和龙榆生的交往，则因另一个共同的纽带：陈衍。
陈衍，号石遗老人，通经史训诂之学，尤长于诗，“同光体”诗派之领军人物。钱钟书先生于1933年清华在读时拜会于他。
陈衍批评钱诗的绮丽之风，建议他不要学汤卿谋（晚明诗人汤传楹）和黄仲则。此后，钱写诗遂改弦易辙，奉陈衍若神明。两人的忘年交，被传为佳话。
而早在1928年9月，龙榆生便和陈衍认识。经过陈的引荐，龙榆生到上海暨南大学国文系担任讲师，并兼国立音乐院诗词课。从这一时期开始，龙榆生全心研究词，或也得益于陈衍给予的指导，龙榆生对陈衍，当以师事之。
因此，某种程度上，龙榆生和钱钟书，也可以说成是同门（陈衍）师兄弟。但从上世纪50至60年代钱钟书致龙榆生的四通书札来看，钱在龙的面前，是以“晚学”“教晚”自称的。
一是因于龙榆生与父亲钱基博有旧谊，自己不敢托大称弟，乱了辈分；二是陈衍虽与自己忘年相交，但究其年辈，实可为祖，因此，在龙榆生面前称“晚学”“教晚”还是比较妥贴的。
考及龙榆生和钱钟书的生平，1940年期间的南京和上海，当是两人共同的交汇点。
1940年4月，龙榆生被汪精卫伪国民政府任命为立法院立法委员，不久，龙榆生以病辞；9月，任南京中央大学教授，兼任汪的家庭教师，并坚持不参加任何政治会议，惟以教书育人、研究学问为务；此后一直寓居于南京白下，专致词学研究。
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钱钟书从国立蓝田师范学院辞职回到上海，一直到1949年，都住在上海辣斐德路钱家与蒲园“且住楼”。因此，汪的诗集刊印前，钱钟书和龙榆生或已假上海和南京两地，有过书信或者实地的交流。
《槐聚诗存》中，编入1942年的诗作，尚有《得龙忍寒金陵书》一首，大意是宽解他被汪精卫“绑架”任职的不得已。在他们的书信或者实质交往中，龙榆生将汪诗集未定稿赠予钱钟书以求赏鉴，再是自然不过。
由是，经由朱祖谋和陈衍这两条纽带，钱钟书和汪精卫这两个本有径庭之别的人物，在1942年这个特殊的历史时段，有了实质上的精神交往。
钱钟书先生感于汪精卫的诗才，写下了《题某氏集》这首诗，对汪的诗才大加赞赏，却又对汪的政治作为心有隐忧，为了避免将来给自己带来麻烦，特意在诗题中，略去了汪精卫的名讳。
还有一说为，钱钟书先生当年题写此诗，直接题于原诗集扉页，因此，世传此诗之诗题原为《戏题双照楼诗词稿》。1993年钱钟书先生修订《槐聚诗存》并付梓时，汪氏之“汉奸”声名，已钉入历史，故将诗题修订为《题某氏集》。
汪精卫（右一）接见日本滑翔机教官
据传，钱钟书先生所题诗之《双照楼诗词稿》原本现存于上海图书馆，惜未亲见，未敢持以为据，以此略补一说。
日出生事：武元衡的遇刺
《题某氏集》首两句赞扬汪精卫诗才清雅，颔联则委婉批评汪诗有孟郊的酸寒之气和愁苦之情。颈联用了两个典故，一是化用曹操《短歌行》：“明明如月，何时可辍？忧从中来，不可断绝”，意指汪精卫将隐忧不绝；二是活用唐武元衡“日出事还生”诗典，暗喻汪精卫将与日寇偕亡。尾联则含规劝之意，是说不要以为诗写得愁苦悲戚就好，居于高位的人从来诗句容易和预言相应。
钱钟书先生对汪精卫本人的认识，早于写作此诗前，认为汪是一个“善于作诗的政治家”，并对汪所持的和议政策多有嘲讽。
钱学研究学者范旭仑先生在《寒相死声》一文中有已专门的考证，如清末俞樾《春在堂随笔》录有金眉生《上湘乡相国书》：“人知和之可耻，而不知战不胜而求和之更可耻。北宋以前无此成见也。九世之仇可复，一旅之甲可兴。”钱先生谲讽道：“惜汪辈不知引此。”由此可观钱钟书先生对汪精卫和议政策的态度。
然以当时之局势而论，所持和议政策者，不独汪精卫等政治中人，更有一班于史实有清醒认识的文人大家也支持和议，认为中国当时还没有足以抵抗日本的能力。不过，钱钟书与支持和议的人观点正好相反。
诗中颈联首引“曹操典”姑置不论，单论武元衡“日出事还生”之典，关涉公元815年一桩刺杀事件。
武元衡（758年-815年），字伯苍，武则天曾侄孙，适唐德宗、顺宗、宪宗三朝，为唐宪宗所倚重。宪宗元和二年，拜门下侍郎平章事，寻出为剑南节度使。元和八年，征还秉政，任宰相。
元和十年，淮西节度使吴元济谋反，宪宗委任武元衡统领军队对淮西蔡州进行清剿。引起与淮西勾结的成德节度使王承宗、淄青节度使李师道等割据势力的恐惧，决定刺杀武元衡等主战派大臣，以救蔡州。
元和十年六月三日，报晓晨鼓敲过，天色未明，大唐宰相武元衡即启门户，赴大明宫上朝，刚出靖安坊东门，被躲在暗处的刺客射灭灯笼遇刺身亡，同时上朝的副手裴度同样遇刺受伤。
可能是对自己被刺的命运有所预感，事发前夜，武元衡作了一首很具有诗谶意味的诗，叫作《夏夜作》：“夜久喧暂息，池台惟月明。无因驻清景，日出事还生。”
武元衡遇刺案被列为唐朝十大奇案之一，虽然后来宪宗缉拿并杀了五名刺客，但宪宗削藩之战的得力助手武元衡却再难复生了。
钱钟书的诗谶与汪精卫的死亡
钱钟书先生这首题汪诗集的律诗，重要一句在“高位从来谶易成”。这对汪是一种提醒，也无疑是一种警告。
那么，钱钟书先生所谓的“谶”究竟是实指上引武元衡遇刺的实典，还是虚指？
收入《双照楼诗词稿》中，有汪精卫写于1910年的《被逮口占》一诗。1910年3月31日，汪精卫和同盟会同志刺杀摄政王载沣，行动失败后被捕。
汪在狱中写下此诗，表明他革命的决心。此诗后来在社会上广为流传，其中“慷慨歌燕市，从容作楚囚。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四句，以其舍生取义和大无畏的精神受到时人赞颂，汪也因此诗而名动一时。
但是，人们在阅读此诗时，只注意到了汪“引刀成一快”的万丈豪情，而没有注意到这首诗中另一句所蕴含的不能自主的悲剧宿命：“留得心魂在，残躯付劫灰。”
这是汪的自谶，如同一千多年前武元衡在被刺前夜写下的“无因驻清景，日出事还生”一样，他们都隐隐感觉到冥冥之中已有一种自身无法驾驭和左右的大事件，影响和改变着自己前途命运。
1935年11月1日上午九点半，南京市湖南路，戒备森严的国民党中央党部内突然响起三声震耳的枪声，国民政府行政院长兼外交部长汪精卫应声倒地。行刺者是以晨光通讯社记者名义入场的徐州铜山籍志士孙凤鸣，其行刺后亦中枪被擒，次日身亡。
作为汪诗中的名诗，钱钟书先生应对《被逮口占》一诗有着自己的注解。加之1935年汪精卫在南京遇刺，汪虽侥幸捡回一条命，但此事件对汪的影响依然巨大。
汪浓厚的政治家诗人身份背后复杂矛盾的悲剧性格，通过“残躯付劫灰”这句的悲凉陈述，实已表露无遗。从他遇刺后的种种政治作为来看，他其实是一步步把自己逼向命运的死局。
因此，钱钟书先生在《题某氏集》一诗中，引“武元衡遇刺”这一故典，其目的在于提醒汪“高位从来谶易成”。而这个谶，实指他“残躯付劫灰”的悲剧命运。
1984年，作家钱钟书
根据历史资料记载，汪精卫在九年之后的1944年，因孙凤鸣行刺留在其脊椎骨中的子弹中毒，死于日本名古屋。
关于汪精卫之死因，说法多有，本文仅引以上较为普遍的说法。汪精卫虽未直接死于遇刺，其间接死于遇刺，当是比较有说服力的。
比起唐朝武元衡死后哀荣及对唐宪宗的震动，汪的遇刺乃至最后身死，得到的无非是一句“死有余辜”或者“活该”，而更让他悲哀的是，“汉奸”这个身份，他怕是难以洗掉了。
（作者：云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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