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72年8月11日，一批中国少年从上海登船出发，经过28天的海上航行，抵达了美国的旧金山港。他们便是清政府设立的留学计划派出的第一批留美学生
三千年未有的变局，激起三千年未有的留学潮。
中国人本来有游学传统，《劝学篇游学》说春秋战国时期最流行游学，这大概也是时代需才而教育下放，人人力争学习以致世用的缘故吧？
从东汉到明清，有很多上进的青年学子周游寻访名师的故事。但这种读书人的游学，范围主要在中国境内。中国第一次出国游学热潮出现在唐朝，游学地点是印度，游学者是出家人，所求的是佛学。
相比之下，近代的游学（后来改称留学）潮，无论规模、广度、迫切程度，都是惊人的。以中国人口之多，只要潮流涌起自民间，那力量岂能不巨大？
留学潮兴起这股大力量的开始，却连涓涓细流都称不上。最初去留学的人不但少，而且身份低微。第一个在美国著名大学毕业的留学生容闳是穷孩子，无力读书，所以到教会学校受教育，与同校两三个孩子一起，自愿跟回国的教师去美国。
虽然容闳留学时（1847—1854），鸦片战争已经打过，但是当时有点经济能力的家长，如果不是教徒，根本不会让孩子接受教会教育，更遑论到外邦留学了。
二十多年后（1872年），由容闳安排的幼童留学美国计划，得到重臣曾国藩支持，起初还是招不够人数。同一时间，在中国政府开设的同文馆，教外文，也不易招到好出身的学生。
大清留美幼童合影
1881年6月28日，总理衙门照会在美国的幼童出洋肄业局，令全体师生尽速返华。自从留美幼童被急召回国，留学沉寂了二十多年，中间只有基督教或商人家庭的子弟零星的游学，1896年开始，却突然爆发成潮，而且越来越大，十年之后，光在日本已经有8000个中国留学生，不少还是自费的。
留日潮之后，是留美潮、留法潮、留苏潮。20世纪上半期变成留学大热的时代。从1896年到1950年代初，有数以十万计的学生去留学。
由不肯去到争着去
标志大潮兴起的1896年，是中国败于日本、签订割地赔款条约的第二年。此前半个世纪，中国已经三次败于英、法；这是第四次战败，而且败于新兴的日本，中国知识分子为之震动。这一震动，摇落了洋务运动已为中国找到富强出路的幻想。
1896年清政府派13名留学生到日本，作为中国中坚力量的知识分子也开始把眼光和希望移到外国，留学于是变成全国的行为。
两年之后，派学生到日本成为国家政策，地方大员也派人去日本学陆军。鼓吹留日的大臣张之洞就更不用说了。他主政湖北，设立两湖书院，用心培养学生，1900年曾经让他们全体官费留日。
当时书院的学生都是有初级功名又经进修的人，离湖北去日本时，由候补道率领，著名幕客辜鸿铭随行;到上海，有上海政府官员设宴招待。
张之洞亲自送船去上海时对学生频频答礼，提督张彪后到，屈膝请安，文襄（张之洞）口衔长旱烟杆，视若无睹。这固然是重文轻武的风气，却可以见到张之洞对教育、对留学的寄望之殷。
不过，中央或地方派遣的留学生人数有限，大抵只是开启风气。让留学成为大潮的，是民间心态的转变。
1900年义和团事件之后，开始有年轻人认为国家要改变方针，个人亦应另有打算，他们有些选择自费留日，因为“日本维新以后，政治工业，效法西洋，进步很快，尤以海陆军更优，且学费亦省，学堂为优待留学生，可不经考试入学”。
人同此心，于是以公费、私费留学日本顿成风气。20世纪伊始，去海外留学发展出规模，产生量变的意义。
与留学大潮相伴的，是两种似矛盾又相承的心理。
一方面，它是各种各样的报国之心。由于中国积弱太甚，稍有一点热诚的年轻人，都想通过留学，学到一种救中国的方法。
另一方面，留学潮泛起的半个世纪，中国曾经多番改革、革命，世局却越往乱处发展。谋生的困难、时局的混乱、对国情的苦闷、对新兴国家的向往，都加强了年轻人到外洋寻找出路的热望。
未留学的人，眼看留学生回国那么风光，都拼命要争一个出国机会，于是留学热里又夹杂了传统功名的动力，只是场景变了，十年窗下，只为去镀金喝洋墨水。
留学潮延续几十年。留学生源源不绝，先是南方沿海省市如上海、江浙、广东的青年，稍后是内陆省份如安徽、四川、湖南等家境较好的官绅家庭青年。到1910年代，留学风经过长期发展，加上社会名流鼓吹，因此青年不论家境，不论地域，都向往留学之梦。
死水里的大波澜
国是日非，战乱频仍，教育不兴。局促的环境，困扰着好几代青年学生。这是一沟绝望的死水。
清末政制是改还是不改？怎么改？全国在焦躁求变里争执一番。好不容易1911年革命成功，推翻了清朝，却换来更大的失望。
革命后不久新旧交替的混乱时期，广州的青年回到学堂，却发现“学校情况大非昔比，好点的教授多不去上课……因是对于学业的前途也感着幻灭，同时即是对于革命，感着失望”。
民国的政府虽说实行共和制，却被军阀把持。军阀为了扩大地盘，不断向外国借钱打仗，教育经费都挪去作军事开支。这种乱局又扰攘了几近20年。
受到“五四”思潮号召的中学毕业生，即使处身于有新思想的地方军阀治下，看到市政、通讯有改进，却仍然“莫名其妙地感觉苦闷。我想飞，想脱离狭隘的环境”。
1919年8月14日，陈毅等勤工俭学生乘法轮“湄南”号赴法
民国建立近十年，青年学生蜂拥到法国勤工俭学，“因为国内黑暗，没有出路，才往外跑。……我们当时的心情，真可以说是‘慌不择路’，就像溺在水里的人，见根稻草也抓一把，不管它顶不顶用”。
新式教育的问题
中国的新式教育也问题百出。
20世纪，中国兴起一股新式教育办学潮，学校和师生人数大增，由世纪初不足7000个新学堂学生，大幅增加到民国元年近300万，受新式教育的学生人数已比得上科举时代的童生，接下来十年，又再增长五成。
但是新式学校暴增，仍远远不能满足全国适龄青年的需要，何况还有大批超龄青年有待接受新式教育。据估计，1906年全国学龄儿童有5000万，要设50万家容100人的小学才足够。而办中小学等基础教育的经费长期不足，到1930年代仍没有解决。
除了数量，这些新学堂的水平是更深刻的问题。
广东号称富庶开放，但新式教育也办得不好。1911年，文学家张资平考入一间地方官费学校。校长是留日学生，教师也多出自留日的速成班，又或是日本私立大学专门部混了两三年的留学生，只是把日文著作译过来，叫学生做笔记。
四川的新学堂比较多，但1914年作为哥哥的郭沫若却主张弟弟“毕业后，可急行东渡，考上官费，便是好算盘；国内无此便宜，而学科不良，校风确劣无论矣”。
1920年代留学法国的物理学家严济慈认为，中国中等教育之坏，与法国相较，不啻天壤之别，窒碍了科学常识的普及。办学数十年，竟然没有一间好的中学，没有一本自出心裁的中文科学教本或参考书。
中学以上的科学教科书都用西书，因为欠缺一班读科学而国文根底深厚的人译定科学名词。中学科学教员的学问不足以解决这个问题，而留学生则不屑问中等教育的事。他把这种情况告诉法国的教师，他们大为愕然。
新式教育不完善，水平不佳，追求新学没有出路，促使很多年轻人向海外寄托前途。
使落后的新式教育更举步维艰的是，人数骤增的新学堂学生经常闹事，以宣泄他们对现实不满而无力改造的苦闷。
新式学堂从一起步，已发生学生群起反对学校、演变成革除学生或集体退学的事件，不管学校背景是公立的、教会的、私人的，都不能幸免。
最常见的争议，是校长的去留，此外学校鼓励学生用功读书，反对学生演说集会，又或学生不满教职员的，也所在多有。
在社会转型、新旧对抗的紧张局面里，小事情也成为导火线。第一宗大型学生运动是1902年南洋公学200个学生退学，导火线是学生把墨水瓶放在一个不受欢迎的教师的座位上。
那本是一个发泄不满的恶作剧，但在仍然讲究师严道尊的时代，那教师大为光火，要求校方开除学生。这次运动发展到十多省的学生响应。
有一阵，许多学校有饭厅风潮，例如认为伙食不好，一桌八个人，汤里只有七个虾，因此掀翻饭桌；教会学校的学生认为校长偏帮厨子，让厨子殴打了学膳费全已交纳的不信教学生等等。
这种饭厅风潮一校比一校闹得凶。表面来看，学潮为的是鸡毛蒜皮的小事，其实当时中国亟待改革，但是掣肘很多，全国处在人心动荡的气氛下，受了新式思想的学生对政治、社会和教育不满，大有不平之气，纷纷借机发泄。
小说家郁达夫说：“那时候这一种‘呜呼’的倾向，这一种不平、怨愤，与被压迫的悲啼，以及人心跃跃、山雨欲来的空气，实在还不只是一个教会学校里的舆情；学校以外的各层社会，也像是在大浪里的楼船，从脚到顶，都在颠摇波动着的样子。”
这不光是小说家的话，许多名教授如胡适、吴宓、费孝通等等，未留学之前全都因为闹运动而转过校，甚至本身就是学生运动发起人。
日后做了北京大学校长的蒋梦麟也曾在风口浪尖之下退学，而且声明毫不后悔，当时巴不得早日离开那学校。他说当时思想较新的人同情学生，思想较旧的人同情学校，但不论同情哪一边，似乎没有人体会到这就是辛亥革命的前夕。
全国普遍显现扰攘不安。贫穷、饥馑、瘟疫、贪污、国际知识的贫乏以及外国侵略的压力都是因素，青年学生不过是这场战乱中的急先锋而已。
革命终于来了，可是辛亥革命之后，局面没有改善，学生运动仍然不断发生。新式教育本来亟需发展，但是学校经常闹罢课、开除、离校、关闭学校等等，令不少人学业中辍；也令老一辈侧目，认为学风嚣张，学生桀骜难驯。
在那半个世纪，中国的学界已容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
（作者：张倩仪）
摘编自《大留学潮》，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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