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三世纪的倭寇，现存朝鲜史料所载共有十一次。当时那些早期倭寇，战力和规模还远不及后世倭寇。他们肉搏打不过衰落期的高丽军队，海战中船只更是小的可怜。最小的船上只有区区八个人，大点也不过三十余人。这样的小船要想远航中国当然十分困难，由此可见这些人其是对马、九州等地的沿海豪强。他们无法像镰仓幕府那样购买能载员数百人的中国远洋海船，但又眼红海上贸易利润而无法直接参与，于是直接用小船进行劫掠。然而这种行为本质上也损害了幕府的海上贸易利益，因此这些人在日本被称为“恶徒”。
1223年《高丽史》高宗十年五月“倭寇金州”。这个倭寇，并不完全等同于后世的倭寇。他的念法应该是“倭，寇金州”，其含义为倭人来金州为盗寇。当时的日本朝廷也并非不知道这些事情。《新古今和歌集》作者藤原定家在其日记《明月记》中，记录了自己在嘉禄二年（1226年）十月十六日，与法眼和尚的一段谈话。“传闻对马与高丽国进行战争，前所未闻也”。第二天，也就是十月十七日，日记里又出现了这么一条“据说镇西名为松浦党之恶党等，乘数十艘兵船至彼国别岛进行交战，烧民家，掠资财。去者半遭杀戮，余者盗银器而归，对于朝廷，很是不妙。”日记里同样记载了1226年的那次松浦党船只被焚，人员被杀的事件。藤原定家当时住在京都，也就是说，九州恶党，劫掠邻国，已经传到了京都，给了日本公家极大的震动，“末世狂乱之极，灭亡之根源乎？！”
《明月记》里，在嘉禄二年十二月和安贞元年（1227年）二月，京都两次讨论了九州恶党攻击临国高丽的事件，然而，公家做出了什么结论，因为史料所限，现在我们并不知晓。这两次的讨论，都在安贞元年五月，高丽全罗道按察使使节到来之前。
高丽、日本都不是傻子，两国上下都很清楚这些所谓倭寇究竟是什么。1227年7月21日，关白直庐议事提到“去年对马国恶徒等，向高丽国全罗州，夺取人物，侵凌住民事”。对马、松浦等地，是九州大宰少贰武藤资赖，即后来的少贰家首任当主的管辖范围。自己地盘上出动了规模不小的船队外出作战，连远在京都的公家不久便已知晓并进行过讨论，他本人是绝不可能什么都不知道的，说不得还参与其中。
于是，在朝廷还没反应过来前，这位少贰家一代目就当着朝鲜使节的面，处斩了九十余名恶徒。他起草的所谓日本谢罪国书也随高丽使节带回。“谢贼舩寇边之罪，仍请修好互市”。 高丽使节断绝外贸的威胁，却被持“畏怖=蔑视”理念的武家政权，认为是在歧视日本。
因为在日本的观念中“你敢威胁我？那就是看不起我！”纵使日本虽然不甘，而且高丽也不是中国那样的巨无霸，且处在衰落期，但是依旧比落后的日本强大。于是日本方面也就只能“我朝之耻也”的干嚎了两句，此事就不了了之了。
然而，日本的这封国书和口头保证上并没有改变什么。外交承诺如同废纸，贯穿着日本的古今历史。更何况镰仓幕府只是日本各地大小领主的盟主，并不能完全掌控下级领主。镰仓御家人松浦党，在朝鲜使节告完状之后只消停了五年。1232年9月，他们就再一次袭击了朝鲜南部沿岸。1251年，倭寇又攻打金州城等地。除了城镇，粮船也是倭寇的目标。1263年2月，在金州熊神县勿岛，对马的倭寇抢劫了停泊在那里的高丽漕运船。穷困潦倒的日本豪强领主们什么都不放过，抢了漕船的120石米和43匹布之后，临走又把椽岛居民洗劫了。粮食财物自然不说，连高丽平民的身上衣服，乃至锅碗瓢盆都没放过，留下一票被扒光了的百姓丢给哭笑不得的高丽官军。“穷山恶水出刁民”，正是此时日本九州最真实的写照。
其实一直到这个时期，倭寇也算不得什么大害。因为在中华帝国为核心的东亚传统政治格局里，不可能有倭寇兴风作浪的空间和机会。但随着蒙古的崛起，东亚的传统军事政治格局被打破了。这就为倭寇的扩大化提供了可能和基础，同时也使得日本本国大为牟利。这是日本第一次从东亚格局的巨变牟利，但却不是最后一次。因此从此日本也学会了一件事情，那就是静静地等在东亚的角落里，等待着东亚格局巨变的那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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