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些年来，我们时常能够看到这样的一类文章，它们以“重回XX时代”为主题，向我们介绍过去的某个时代（例如民国）的风土人情、百姓生活，而有趣的是，在此类文章的评论区，不乏“过去真好”、“想回到那个年代”之类的评论，这可能和人群之中普遍存在的对现今生活的不满意，以及对未知生活的向往和期盼不无关系。不过话说回来，假若时光可以倒流一百年，那样的生活真的值得我们期待吗？
其实不然，一百年前的生活，从文学作品来看不免有些美好，但这些作品所没有告诉你的，还有一些无奈的真相——受医学发展水平所限，那个年代的人们在生病之后往往难以接受正规、有效的治疗，而当时的“医学常识”和“救命良药”，在如今看来可能都荒唐不已。
“包治百病”的海洛因？你不是在做梦
说到海洛因，相信不少人对它的印象一定是“害人毒品”、“恶魔”，不过可能令你感到难以理解的是，海洛因自1874年被合成以来，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是几乎可以“包治百病”的药物，在全球范围内都有着十分可观的销量。而这一诡异现象的诞生，则完全是因为当时监管部门职责的缺失和医学界发展的滞后。
拜耳公司销售的海洛因制剂的包装 图：Wikipedia
如今我们当然都知道，海洛因有着很强的滥用潜力和依赖性，因此绝大多数情况下，将其作为一种药物都不太合理。不过，你要指望20世纪初的人们能够理解这一点，还是有些过于想当然了。在海洛因从实验室的瓶瓶罐罐之中诞生之后，拥有它的专利的德国拜耳公司，便开始将其作为“不会成瘾的吗啡替代品”而大面积推广，这倒绝对不是因为拜耳公司有多么黑心，而是当时整个公司上下，包括海洛因的研发人员、市场销售的推广人员，乃至于公司高层，都丝毫不把海洛因当作能够成瘾的药物。这种从上到下的“无知”，直接促成了海洛因在全世界的流行：在德国，瓶装的高纯度海洛因可以在药店之中随意买到，人们用这种“英雄般”的药物治疗各种各样的疾病，从头疼脑热到各种绝症，甚至于包括痛经，都在海洛因的治疗范围之内......
20世纪，拜耳公司为其多个产品打出的广告，这些产品之中即有“畅销药”海洛因 图：Wikipedia
这一因认识不足而产生的怪圈，其实也很符合当时社会发展的现状。一方面，当时的基础科学学科（例如化学）已经非常发达，从而为药物合成和生产制造了极其有利的条件，但医学相对于这些强大的学科，便不免显得有些孱弱，这样的脱节在造就了大量药物的同时，自然就会令这些上市药物的作用机理和潜在的严重不良反应难以通过当时的医学知识得到解释，进而埋下隐患。另一方面，当时的药物监管部门并没有什么权利和法定职责，难以对药企的营销行为、药物上市流程和上市后不良反应监测体系进行监管，并指出其中的错误，没有合理监管，出现各种荒唐的现象也就不足为奇了。
游医、神棍和药物安全事故，20世纪的“死神三重奏”？
不得不说，坑人钱财害人性命的游医、神棍，以及造成恶劣影响的药物安全事故，在21世纪依然难以做到完全消灭，只能尽最大努力避免悲剧的发生。而正如前面所说，20世纪的药物监管部门和相关制度几乎是形同虚设，这样一来，上述三种医疗领域的不稳定因素，在当时得到了空前的“发展”，并成为了那个年代的“死神三重奏”。
尽管如今存在的历史资料对当时的游医问题记录并不多，但从有限的资料来看，游医的确是那个年代社会的一大不稳定因素，这可能是因为20世纪医疗水平的有限令人们不敢相信正规医院的医生，也可能和监管缺失使游医有机可乘相关。至于各路“神棍”，他们在20世纪闹出的笑话可真不少，每过一段时间，就总会有人宣称通过简单的药物来“治愈”癌症等复杂的疾病，甚至于曾有一位诺贝尔奖得主（获得1908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的梅契尼科夫）也投身于“神棍”行业，大肆吹嘘酸奶和益生菌的功效，一时间令酸奶销量暴涨，其影响甚至持续到了一百年后的今天。除此之外，当时也存在各路“蹭热点”的保健品，而且其恶劣影响远大于今天的“同行”们——例如在元素放射性成为科学界研究热点之后，市面上就出现了各种“放射性保健品”，其中含有各种放射性元素，甚至于包括能够引发癌症的镭！
与此同时，层出不穷的药物安全事故，也在一定程度上令当时的人们对医疗丧失了安全感。例如在1937年，美国发生了臭名昭著的“磺胺酏剂事件”。直到青霉素发明之前，磺胺类药物都是人类唯一可用的抗生素，但该药一直缺乏儿童所用的口服液剂型，这令不少医生们感到困扰。而1937年，美国一家公司推出了磺胺酏剂（酏剂指含有酒精的口服溶液），一时间销量暴增，但随之而来的是，在服用该药的儿童之中，陆续有人死于肾衰竭。在美国医学会、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FDA）等部门调查之下，发现该药在制造中用有毒的二甘醇作为溶剂，虽然FDA随后召回了几乎所有已经生产的药物，但该事件还是造成了100多名儿童死亡。正是这起震惊全美的事件，直接推动了美国在药物上市和安全监测方面的立法工作，从而在一定程度上终结了当时医疗环境的混乱。
就是这瓶磺胺酏剂，曾经在20世纪导致107个年轻的生命凋零。图：Wikipedia
女性被忽视，后果很严重？
一百年前的医疗状况的另一个特点，无疑便是女性权利几乎被完全漠视。现如今，女性可以享有针对大多数特殊疾病（例如女性发病率远高于男性的慢性便秘、肠易激综合征，以及诸如避孕、流产等女性特有疾病）的有效疗法，医学也几乎是“男女平等”的。但在医学发展十分混乱的年代，这些却只能成为奢望。
对于女性而言，生育权无疑是非常重要的权益，因此在女性权益运动的发展历史之中，针对生育权的平等（例如对堕胎权利的主张，以及对避孕手段的呼吁）一直以来都是十分重要的话题。不过在20世纪初，女性堕胎可谓是一件非常危险的事：由于药物流产步骤直到20世纪80年代起才得以应用（药物流产的关键药物米非司酮发明于70年代末，在80-90年代开始在全球广泛应用），因此当时的女性只可以选择手术堕胎，但手术过程本身即容易发生感染，而在抗生素尚未得到广泛应用的当时，感染在很多时候即意味着死亡。其实不仅仅是堕胎，包括剖宫产在内的相当一部分手术，其实也或多或少存在着感染的风险，只不过堕胎相对更容易感染上一些致命病原体（例如死亡率极高的污泥梭菌），因此整体死亡率要高于其他手术。
20世纪70年代流行的口服短效避孕药Ovrette，尽管当时的避孕药副作用显著，但它们仍然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图：Wikipedia
而避孕手段的改革，则不仅仅是一个医学话题，更成为了20世纪女性权益运动的核心议题之一。这一事件的高潮，无疑即是激素避孕药（例如口服短效避孕药和长效避孕针剂）的发明，因为避孕药成功地让女性能够把生育权掌握在自己手中，自主选择生育与否，和具体的避孕方式。然而有些可悲的是，这同样与20世纪初期的女性无缘，因为在20世纪初，医学界还没能够完全认识甾体性激素（如雌激素和孕激素）的作用，研发激素避孕药自然也无从谈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