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10月1日， “教育部”部长杭立武密电（签呈）蒋介石：
“呈报河南博物馆古物已由本部派员查点接管，将来拟择要运台并存。窃查河南博物馆自抗战徙渝，迄未迁回，近以省境陷匪，与省府失却联络，员工生活陷于绝境，所存渝古物六十八箱有殷墟器物及陶器、铜器等，极具价值，若不设法接管，恐将散失。本部顷奉‘行政院’令饬，已电驻渝办事处派员接管，正在办理查点手续。惟在渝保管，似不甚适宜，拟俟查点手续完毕，择其重要者空运台湾，去年南京疏散时，立武奉派为故宫博物院、中央博物院抢运古物数千箱至台湾，现设有联合管理处，将来河南博物馆存品似亦可交该管理处一并保管（按：后被改成‘可交由故宫中央博物院联合管理处保管’）以策安全。钧座对该馆古物向极关怀，忆去冬在京，曾蒙垂询，故具签以闻。”
之后，杭立武又于10月6日上签给蒋介石，呈送到台北阳明山的总裁办公室。总裁办公室秘书室主任黄少谷和前社会部部长谷正纲即据此于10月10日联名写了一份签呈给蒋介石。
蒋介石是如何批复杭立武的签呈呢？
?拟稿者 益民 事由 复十月二日签呈已呈阅悉由
处理时间 民国三十八年十月十二日
“教育部”杭部长立武勋鉴：十月一日、二日关于河南博物馆及处理西北三院校员生签呈二件，经呈总裁悉，奉谕各项措置颇为适当等因。特复请惠照，中国国民党总裁办公室。酉印
民国三十八年十月十五日 总发文台一字四二七号
▲致杭立武请海军派舰运送文物赴台公函
大陆溃败，改朝换代之际，蒋介石对故宫文物的处理早有明确的政策下达，只是，这份从总裁办公室发出的文件更具体揭露了蒋介石从1948年年底以来，有关处理故宫文物的基本政策，即“播迁台湾”。
由于战争，战后许多国宝的存放地点分散在全国几个不同的地方，抗战时期迁运到四川重庆的河南博物馆文物在胜利后迄未全部搬迁到南京，仍然存放在四川。
国共内战开打以后，暂存于南京的“国立故宫博物院”与“国立中央博物院”的文物自1948年年底起，分批抢运到台湾，唯独留存在四川的河南博物馆文物还来不及运去台湾，战火漫天之际，杭立武急电向蒋介石请示，要求国民党空军派遣专机到四川重庆，把河南博物馆最精华的一批文物抢运到台湾。
台北“故宫博物院”退职资深人员索予明的文稿揭露了杭立武当初直接请见蒋介石，建议播迁河南博物馆这批文物，并获肯定的全般经过。他说：
“在三批文物运台后不久，南京易守，整个大陆就在打打谈谈声中半壁江山变色。三十八年十月间，战火蔓延到西南各省，重庆形势危急，杭先生时任‘教育部长’，随政府驻守在渝，撤退前夕，应豫省籍人士之请，以原属河南省立博物馆留存在重庆的一批古物，请求设法运台保存。杭先生为此晋见老‘总统’蒋公，特准调拨空军专机两架备用，但因古物储存在重庆南岸柏溪郊外，离白市驿机场相当遥远，息遽间抢运出三十八箱，来台后运存于台中，交由两院联合管理处代管。直到‘民国’四十五年‘国立’历史文物美术馆（即现历史博物馆前身）成立，逐由联管处移交予该馆入藏，此中精品商周青铜器，包括早年出土于河南省安阳、新郑、洛阳、辉县等地生坑，绿锈斑驳，学术价值珍贵，早有定评。现经常展陈于台北南海路历史博物馆正门入口一间大陈列室，视同镇馆之宝。”
从河南博物馆文物运到台湾的经过可以发现，表面上，故宫文物与国共内战军事问题无直接关联，终年忙于“剿gong”战事的蒋介石似乎对故宫文物之播迁亦较少着墨，所以，有人可能认为故宫文物播迁台湾和蒋介石没有直接之关联。
▲蒋介石在重庆
在国共内战末期，国民党军一泻千里，国民党当局上下忙着后撤人员、物资，在兵荒马乱、连逃命都来不及的紧要关头，如果未得蒋介石之命令，故宫文物焉有迁台之条件。
因此，从杭立武和蒋介石之间的函牍往来恰可印证，要不是蒋介石亲自下令拨出船舰、专机抢运，上自故宫理事，下至一般官员，即使插翅亦万难运送成千上万箱的文物到台湾。
话说1948年冬，继东北战场失利之后，蒋介石陈兵百万，本欲在淮海战役与共产党决一死战，孰料国民党军完全不敌解放军攻势，京沪与江浙遂陷于四面楚歌的绝境。
兼有“教育部”次长、故宫博物院理事会兼秘书，以及中央博物院筹备主任三重身份的杭立武警觉到，基于安全上的考虑，故宫文物似乎有再度迁运的必要。
根据抗战时期由南京搬运文物到大后方的经验，杭立武觉得自己有一份使命感，应该设法把这批文物运到南方，一个远离战火、兵戎，比较安全的地方。
为此，杭立武经常和故宫理事朱家骅、王世杰、傅斯年、李济等人商议，同时和中央博物院和故宫博物院的同人联系，询问他们的意见。
最后，杭立武向当时的“行政院”院长翁文灏提议，为了文物的安全考虑，应该想办法把这一大批文物，择其精华，迁运到南方比较安全的地方去。杭立武说：“翁先生您因为是‘行政院长’，所以是故宫博物院理事会当然理事长，您是不是可以召集理事会，讨论文物南迁的事？”翁文灏以迁运文物之事一旦公开讨论，势必影响民心士气，以不召开为宜，但可以在他寓所召集理事举行谈话会。
杭立武当即联络朱家骅、王世杰、傅斯年、徐森玉、李济等故宫理事于1948年11月10日到翁文灏寓所。当天，与会理事众口同声认同迁移文物的提议，认为若能把当时存放在南京的故宫博物院及中央博物院的文物赶在南京沦为战场之前，直接迁运到台湾去，那才是万全之策。在场的理事没有任何异议，翁文灏当即表示，大家既然都主张搬迁，他也不反对。
朱家骅因为是“教育部”部长，因此于会中提议将“国立中央图书馆”的图书也一并运到台湾，傅斯年则是“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建议该所的文物也搬到台湾。在与会理事没有异议的情况下，同意中央图书馆和中研院史语所的文物、故宫博物院及中央博物院的文物同时运走，此后，又有“国立北平图书馆”的部分图书和“外交部”的部分重要档案也要同时运往台湾。
○摘自书籍《蒋介石父子1949危机档案》，王丰（著），现代出版社授权合作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