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绪三十二年（1906）九月二十日，清廷任载振、徐世昌为查办奉天事件大臣，前往吉林、黑龙江查办案件。原来东三省地大物博，一向富庶，苛捐杂税甚多，但自从赵尔巽为奉天将军以后，他任用史念祖来整顿税务。而原本的蠹吏贪官，策动了御史张世培奏上一本。其时已决定东三省将改行省。赵尔巽本已内定为第一任总督，如今有此一奏，慈禧太后决定派人去视察。
奕劻内举不避亲，主张派载振去查办，因为苛税病商，自与商部有关。不过，载振到底更事不多，还得派一个老成人作为辅佐，而徐世昌向奕劻自告奋勇，此事遂成定案。二十九日，载振、徐世昌带同随员熙彦、吴笈孙等抵奉天，十月初七日到齐齐哈尔。
十一月十七日，载振和徐世昌等回到天津，接待钦差，在地方官是件大事，何况载振又是换帖弟兄，袁世凯觉得于公于私，都必得格外尽心才好，所以指定天津巡警总办段芝贵，专为载振办差。载振刚一到津，袁世凯就在总督衙门设宴为其接风洗尘，殷勤款待。
▲爱新觉罗·奕劻（1838年3月24日—1917年1月29日），晚清宗室重臣，清朝首任内阁总理大臣
在声色场所打滚数十年的段芝贵，对载振这个纨绔之辈早就了如指掌，为投其所好，特意安排载振去天仙茶园看杨翠喜的表演。事前段芝贵再三叮嘱杨翠喜要拿出看家本事，把载振伺候好。
杨翠喜一出场便向载振抛个媚眼，载振一见杨翠喜有倾国倾城之貌，顿时如痴如醉，心旌摇曳，意乱情迷，看得停杯不饮，眼都直了，而不知不觉抬起手来，击节拍板。段芝贵见此光景，与王益孙作了个会心的微笑，随即又向贴身听差作了个手势，抬来一箩筐簇新的龙洋。
戏一完，载振鼓掌喝彩，段芝贵便大声宣布：“振贝子放赏！”杨翠喜起身急赴台下给载振叩头请安谢赏，载振令杨翠喜起身说话。杨翠喜抬头，美目流盼，正与载振四目相对，只见她轻鬓似云，细眉如月，艳丽而脱俗，真可谓丽质天生，国色天香。
段芝贵本就善于察言观色，于是又安排杨翠喜是夜在载振身边侍寝。载振被杨翠喜所倾倒，除了容貌之外，还在于她的一双小脚。满人妇女不缠足，汉人女子缠足对清朝的皇帝及王公贵胄无疑是“致命的吸引力”，若说楚王爱细腰的话，无疑清帝是喜小脚的。
无独有偶，载振也喜纤趺如笋、腰肢袅袅的汉人女子，他一连几日偕杨翠喜于左右，奈何要回京复命，最后还是和杨翠喜分手，怏怏不乐地离开了天津。
载振情迷于杨翠喜，正中段芝贵下怀，段芝贵的“美人计”又即将上演了，他同时也预感到他晋升之阶就要搭设起来了。
▲段芝贵（1869—1925），安徽合肥人。北洋武备学堂毕业。历任陆军第三镇统制、督练处总参议。
于是他在载振走后，立即约来与杨翠喜私交甚密的盐商王益孙，央求王益孙出面与杨翠喜的领主陈国璧商议，用“倒口袋”的方式赎买杨翠喜。
因为当时官府规定，朝廷命官不准私蓄优妓，但以非官方的名义赎买优妓，然后暗地里倒给政府官员则无人追究。
此种方式买优妓天津民众称之为“倒口袋”。
至于到底花了多少钱买得杨翠喜，各家说法不一。光绪三十三年四月十二日（1907年5月23日）上海《新闻报》第三版《段芝贵案始末情形详志》的报道则说：“女优杨翠喜，初为振贝子所赏识，故段买以进献。
然当时已预防物议，因驾名于富商王益孙，天津俗语谓之‘倒口袋’，盖亦官场中人之惯技也。王受某之重托，则嘱其党王少舟、顾少岩二人从中说合身价，初议八千两，杨妓之义父杨茂亭得四千两，杨妓旧主侍卫陈国璧得两千两，余归王、顾二人中饱。
事已垂成，王少舟深知段买杨妓系献当道，乃串通杨妓之义母张氏将杨藏匿金家窑地方，陡长身价，非三万金不可，再四磋商，加至一万三千金始成交易。惟张妇仅得一千五百金，余则王、顾二人平分。”
杨翠喜被赎出后，段芝贵又破费银元五千元，为杨翠喜购置珠翠头面和考究的服装。经过精心调教，于光绪三十三年二月二十七日，以为庆亲王奕劻七十大寿之机，把杨翠喜秘密送到北京，献给了载振。
▲杨翠喜，本姓陈，小名二妞儿，杨翠喜是艺名。原籍直隶北通州。清末至民国初名妓
同时还从天津商务总会会长王竹林处借了十万两，作为寿仪，敬献之于奕劻。但光绪三十三年四月十二日（1907年5月23日）上海《新闻报》第三版《段芝贵案始末情形详志》的报道说：
“赵侍御原奏，由商会总理王竹林汇银十万两，其实不止此数，实有三四十万之多，其中亦非王一人之款，不过皆由王经手代为张罗耳。
据津人佥云正金上行（天津正金银行分上下行，上行在估衣街）买办吴阶南借七万，麦加利银行买办徐朴庵三万，针市街中裕厚钱店二万（此款闻由知府杨某代借），益德王益孙（益德即王益孙所开店）借五万，天津富绅张问渠八万，某局总办申太守代借三万，以上均有利息，七、八、九厘不等。天津富绅陈秉亿借一万，无利。
逸信洋行孙仲英送四万（孙包办北洋军火，与段交素深，且段又允到任后由孙独办黑省军火，故有此厚赠也）。此外道员如何某、徐某，富商如王祝三、吴某等，均有大宗借款。”
由此观之，这简直是天津工商界的一项集资大“贿赂”、一项大的“政治投资”，是非常明显的“政商勾结”。
日俄战争后，清廷鉴于东三省重要，设东三省总督，下设奉天、吉林、黑龙江三巡抚（以前东三省称盛京为“龙兴圣地”，不入各省编制）。袁世凯曾向奕劻说：“王爷府中日用，大部分由直隶一省供应，王爷用世凯在直隶，就像王爷自己做总督。将来东三省改制，由王爷与世凯选派自己人去充当督抚，从此四省都在我们掌握中，王爷不怕财源枯竭了。”
奕劻贪财，袁世凯投其所好，奕劻大喜，遂奉袁世凯为谋主，稳操朝政。袁世凯就在此时把东三省督抚名单拟妥，交载振带回给他父亲奕劻，奕劻言听计从，名单如袁世凯所拟：以徐世昌为首任东三省总督，以唐绍仪授奉天巡抚（唐绍仪在朝鲜与袁世凯已互相结纳），以朱家宝授吉林巡抚，以段芝贵署黑龙江巡抚。
徐彬彬、徐一士兄弟的《凌霄一士随笔》说：“比载、徐差竣回津，复过津小驻，芝贵即以翠喜献，载振大喜而纳之。而世凯于此次会晤，即将三省督抚暨其余要职商定，开一名单，交载振转致奕劻，多世凯夹袋中人物。载得翠喜，自深感芝贵。”
根据费行简的《近代名人小传》说：“（载振）后偕徐世昌赴奉天查办事件，归过津，世凯设剧召饮，女优杨翠喜登场，姿首非佳，而颇含荡意，振一见神夺，语言颠倒。道员段芝贵陪饮睹状，越日为翠喜脱籍，进之，媵以银十万。振愧无以酬德，芝贵谓仓卒不及备妆，此戋戋者不值贝子一笑，敢望赍酬耶？振曰：吾必有以报子，子姑待之！”
由于美人及巨额献金，对于奕劻载振父子，产生了效应，于是紧接着是三月初八，明发上谕：“东三省吏治因循，民生困苦，亟应认真整顿，以除积弊，而专责成盛京将军着改为东三省总督，兼管三省将军事务，随时分驻三省行台。奉天、吉林、黑龙江各设巡抚一缺，以资治理。徐世昌着补授东三省总督，兼管三省将军事务，并授为钦差大臣。奉天巡抚着唐绍仪补授，朱家宝着署理吉林巡抚，段芝贵着赏给布政使衔署理黑龙江巡抚。该督等受兹重寄，务当悉心经画，破除情面，而任怨任劳于一切应办事宜，确实通筹，次第举办。”
▲爱新觉罗·载振（1876年—1947年），字育周，满洲镶黄旗人。清朝宗室，末代庆亲王
这朱家宝由江苏藩司调升，出于端方推荐，端方是袁世凯的儿女亲家，因此也算袁的人马，但也有人说：是因为朱家宝的儿子朱纶拜了载振做干爹的缘故。而对于段芝贵而言，美人及金钱的贿赂，确实完全达到他的算计了。
上谕发下的隔天，也就是三月初九日，在慈禧、光绪身边的史官恽毓鼎都看不过去了，在他的《澄斋日记》记下他的愤慨：“东三省建立行省，以徐世昌为总督兼管三省将军，充钦差大臣。唐绍仪为奉天巡抚，朱家宝为吉林巡抚，段芝贵为黑龙江巡抚。皆北洋所保荐也。三省为祖宗发祥之地，三百年来例用丰沛人镇守。前年授赵次帅将军，犹是汉军旗也。全用汉人，实自今始，而事权之重，为向来所未有。徐帅偃然受之，且递条陈谓用人不关吏部，用财不关度支，练兵不关中枢，如是则与分藩无异，不特非国家之福，恐亦非家门之福耳。”
而对段芝贵更是严厉地抨击，他说：“段芝贵，字香岩，安徽人。或言其曾得幸于刘延年军门，以守备为袁帅材官，供洒扫奔走之役，嗣改官县丞，躐捐道员，充天津巡警总办，年仅三十余，不甚识字。据报纸云，此次以十万金得开封府，且闻其有松寿之献。所言暧昧，因未敢尽信。特以节钺滥加，为朝廷羞，为边疆危，为时局痛，热血冲心，握拳透爪，不觉其言之激也。”
徐彬彬、徐一士两兄弟的《凌霄一士随笔》对于此事，有他们的看法，他们认为这是袁世凯在利用奕劻的关系发展其北洋的势力，使其伸展到东三省，他们说：“西后惟一宠臣荣禄死后，奕劻代为军机领袖，权势日盛。其人贪庸而好货，袁世凯倾心结纳，馈遗甚丰，并与其子载振结兄弟交，奕劻奉为谋主，甘居傀儡。庆、袁之交既固，世凯遂遥制朝政，为有清时代权力最伟之直隶总督焉。东三省实行省制，主之者世凯，意在扩张势力，所谓大北洋主义也。丁未年，徐世昌简东三省总督，并授为钦差大臣，兼三省将军，地位冠于各督。奉、吉、黑三巡抚则唐绍仪、朱家宝、段芝贵。四人皆出袁荐，东陲天府，悉为北洋附庸，固见世凯后眷之隆，而奕劻之为袁尽力，自亦非鲜。”
又说：“先是，西后以东三省将行省制，命载振、徐世昌出关视察，盖亦世凯所主张，而世昌之督东，庆、袁似有成议，西后似亦内定矣。……惟谓芝贵以道员超领封疆，悉赖乎是，则尚非事实。盖世凯为芝贵谋黑抚，为就东三省扩张北洋势力大计划中之一着，其政治上之意味，实重于区区载、段私人关系也。至相传芝贵并以巨金赂奕劻，以奕劻本受北洋之奉养而供驱策，事之有无，不足深计矣。”
其中唐绍仪以邮传部左侍郎授奉天巡抚，资历相当。朱家宝原是江苏布政使，授吉林巡抚，也没有人说躐等。至于段芝贵不过是个直隶候补道台（正四品），居然能赏布政使衔（从二品）署黑龙江巡抚，人们就大感诧异了。因为论官衔品级，从正四品的道员到从二品的巡抚一职，等于跳级升迁，这种升官法，只有皇帝亲自特授，所谓“恩出自上”的拔擢，才有可能。
《凌霄一士随笔》也说：“段芝贵以直隶候补道骤加布政使衔署理黑龙江巡抚，其破格擢用，视同治元年李鸿章之抚苏、沈葆桢之抚赣。而李、沈均曾简实缺道员，且值军务正亟之时，情事犹不侔，至勋名物望非其时之李、沈比，更不待论。命下之后，舆论哗然。”
据天津市文史馆馆员、艺术研究所研究员、戏曲专家甄光俊、方兆麟文章说：有道是没有不透风的墙。没出几天，以画仕女享名于世的画家张瘦虎，得悉段芝贵献美、载振鬻爵的内情后，当即以“愁父”署名，绘制了一帧小中堂讽刺画，题名《升官图》。
画面端坐一缠足女郎，二郎腿一搭一跷；一清装官员跪倒在女人石榴裙下，觊觎女人脚下的花翎顶戴，作叩头谢恩状。明眼人一看便知画面上那位女人酷似女艺人杨翠喜，那清装官员自然就是段芝贵了。此画告成，投寄天津《醒俗画报》。
《醒俗画报》是天津最早的画报，光绪三十三年三月二十三日，在天津启文阅报社中成立，创办人为吴芷洲，总编辑为温世霖，第一任主笔陆辛农。当时《醒俗画报》恐因此招惹是非，未予刊用，画家又将画稿张挂在文美斋南纸局。
于是，画中所讽刺段芝贵献美贿官、载振金屋藏匿女伶的事流传开来，并且很快传到朝廷内部，由此引出一场不大不小的官场风波，就连慈禧太后也为此事大伤脑筋。
○摘自《声色晚清》蔡登山（著） ，北京出版社授权合作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