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都知道春秋时期有五个霸主，但鲜为人知的是，春秋五霸中含金量最高的是晋国，其次是齐国，再其次的含金量都不足。其中，晋国自城濮之战后，就称霸中原长达150余年，逼得秦国与楚国一直结盟对抗，后来甚至楚国还与齐国结盟对抗晋国，因此晋国才是真正的春秋霸主。
然而，在春秋时期辉煌一时的晋国，其国号——“晋”的来历却一直是个谜团。甲骨文出土之后，人们对晋国国号的来历有了新认识。
周武王有两个儿子，即姬诵与姬虞，都是他与姜子牙女儿邑姜的儿子。武王去世后，姬诵继位为周成王，并将唐地封给姬虞，因此叔虞史称唐叔虞（上图，塑像）。唐国的地理位置，《史记·晋世家》记载是“唐在河、汾之东，方百里，故曰唐叔虞”，即在黄河与汾河之东，因此总体上应在临汾一带。
唐国第二代国主叫燮父，他在位时将国号改为“晋”，至于他为何更改国号，《史记》没有交代，但《汉书·地理志》解释说“唐有晋水，叔虞子燮为晋侯，是燮以晋水改为晋侯”，即先有晋水后有晋国，燮父都城可能临近晋水，故而以此为国号。以地名为国号，这是中国的老传统，齐地与齐国、鲁地与鲁国、陈地与陈国等等，相关案例数之不清。
但问题在于，晋水在临汾北面的太原，源出今山西省太原市西南悬瓮山，东北流经古城营西古城，后注入汾水，两地相隔较远，燮父为何长途跋涉北上跑到晋水边上建国？而且，当时太原还属于狄戎活跃之地，燮父可以攻打狄戎，但没有理由急匆匆地迁移国都。因此，晋国因晋水而得名，似乎在时空逻辑上说不通，也不符合当时的势力分布。
更为重要的是，现代考古有了重大发现，在临汾曲沃县的“故绛遗址”中，挖出了“晋国王陵”，这里埋葬着晋国第3代到11代8个晋侯及其夫人，据此可以基本锁定晋国初都在曲沃与翼城一带（两地相距数十里），符合“唐在河、汾之东方百里”的记载。
由于曲沃、翼城、晋国王陵，呈现出三角形分布，结合曲沃代翼的历史，即曲沃小宗篡夺翼城大宗的政权，以及春秋史籍《左传》最早记载的晋都就是翼城，因此晋国初都应该就在翼城。总之，晋国王陵的出现，证实了晋国之所以叫“晋”，不可能与太原晋水有关。
有学者指出，如今曲沃滏河有一条支流叫金河，“金”与“晋”读音相近，原本名称可能就叫“晋河”，晋国国号由此而来，只是后来“晋河”不知为何被改成了“金河”。然而，与甲骨文相比，这一猜测就显得过于牵强了。
甲骨文中的晋字，由于刻在残片上，无法通过前后文解读字意，因此只能通过字形去解读。甲骨文中晋字，上面是两支倒立的箭，下面是一个扁日（见下图）。在甲骨文中，常用扁“日”作为符号，表示目标、目的。因此，晋字字形表示弓箭一支接一支地射中了靶心，本义应该是前进、向上，态度昂扬充满战斗精神。
由于燮父生活在周朝前期，而周朝金文、春秋战国等晋字，字形基本没有什么大变化，因此可以确认燮父时代的晋字就是这一字形。确认这一点之后，就给研究晋国国号来历提供了重要的证据。
《晋国史纲要》记载：唐叔虞曾晋献嘉禾（禾稻）给周成王，燮父以此为缘由，将国号由“唐”改为了“晋”。但问题在于，周初“晋”字有没有晋献之意，如今并不清楚，因为甲骨文中晋字在残片上，西周金文上的晋字是国家名称，所以晋国国号是否源于“晋献禾稻”并不确定。况且，由晋献禾稻为由，就将国号改为了“晋”，这种说法似乎显得比较牵强。
而《国语·晋语》中一则与唐叔虞有关的记载，则比较符合“晋”字字形特征。这则记载的大意是，晋平公打猎时射杀鹌鹑，却没能射死，于是就派侍卫竖襄去抓，但竖襄却没能抓住，晋平公勃然大怒要处死竖襄，一个叫叔向（羊舌肸xī，公族之人，姬姓）的大臣说，“竖襄必须死！祖上唐叔虞一箭就射死了兕（犀牛），由此制作了一件大盔甲，最终被封于晋，如今你没射死鹌鹑，这是晋国国君之耻，所以你必须要杀死竖襄，还不能让事情传播出去。”最后，在叔向的暗中劝谏下，晋平公羞愧地放了竖襄。
晋字字形是射中靶心，唐叔虞一箭射杀犀牛，两者之间无疑存在密切联系。叔向原话是“昔吾先君唐叔。射兕于徒林（地名）壹；以为大甲。以封于晋”，因此晋国国号应与善射有关，周王于是“封其于晋”，而非源于晋水或晋献禾稻等。至于晋水之名，应该是在晋国之后，属于因国而得名。
综合各种文献，最后不妨大胆设想一下：虽然唐叔虞善射，个人能力很强，但唐国北面生活着大批狄戎，他们对唐国造成了严重威胁，甚至让唐叔虞吃过大亏，于是燮父继位之后，以“晋”（射箭）为本、以“晋”（向上）为志，就将国号更改为了“晋”。
参考资料：《国语》、《史记》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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