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体实验的历史，与医学实践的历史一样悠久，在近现代，人体实验一直以弱势、边缘化、制度化、污名化和弱势群体为目标：囚犯、死刑犯、孤儿、精神病患者、学生、穷人、妇女、残疾人、儿童、有色人种、土著人民和被奴役者。
无论医生、技术人员、制药公司在哪里试验新的医疗手段，实施最新的诊断和治疗药物和程序，人体主体研究都是显而易见的。在奴隶制时期的美国南部也不例外——对于那些寻找容易下手的目标的人来说，黑人奴隶的尸体很容易找到。
南方黑人奴隶的尸体
有丰富和迅速扩大的学术文献，查阅人类主体研究的历史，包括对20世纪美国蓬勃发展的生物医学经济的研究。其中塔斯基吉梅毒实验和其他医学种族主义事件都很突出。
历史学家詹姆斯·布里登（James Breeden）和托德·萨维特（Todd Savitt）首先深入探讨了美国为医学教育和研究而获取和剥削奴隶尸体的历史，主要关注弗吉尼亚州的医学院和奴隶尸体贩运。而且萨维特的工作，也引起了人们对专业医学在课堂和床边演示，同时还有在手术室和实验设施中使用奴隶的关注。
萨维特认为，非洲裔美国人很容易成为南方奴隶制地区野心勃勃、富有创业精神的白人医生的目标。奴隶，作为人类的商品，很容易转化为医疗资源，并作为实证测试对象进行获得。萨维特认为，“由于奴隶社会的本质，对活人进行的直接实验可能更公开，也可能更频繁地发生，”而且“这种情况在南方腹地可能更糟糕。”
权力和机会主义
查尔斯顿的精英白人奴隶医生伊莱亚斯·s·班尼特（Elias S. Bennett）发表了一篇笔记，回顾了家族詹姆斯岛种植园中，一个年轻女奴隶患了一种非同寻常的肿瘤的案例，他的叙述揭示了美国奴隶制下人类研究的机遇。
班尼特回忆起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女性受试者，她在只有四周大的时候，就在右耳后面长出了“一个10美分硬币大小的小肿瘤”。1817年，班尼特正在接受医生培训，因为“急于动手术”，他和一位实习医生同行，做了一次极其拙劣的外科手术尝试，试图探索并切除这种赘生物。
在没有麻醉和无菌的时代，这种类型的手术干预是极其危险的——特别是当由两个无人监督的医疗学徒进行时——他们利用了一个极其脆弱的被奴役儿童提供的机会。班尼特记得，这个孩子因此遭受了大量的“炎症”，只有在“非常密切的关注下”，她才“在六到八周内”康复——种植园/劳改营的隔离，为后来被证明是重大医疗失误的事情，提供了完美的掩护。
班尼特对肿瘤的粗暴干预，可能是因为一个淋巴结，严重的炎症反应和突然过度生长病变的原因。1821年，当这个孩子6岁时，班尼特描述这个肿瘤大约有一个鸵鸟蛋那么大，而在她去世前的几年里，他的叙述报告说，肿瘤增长到一个“不寻常的”大小。该病例报告以尸检分析作为总结，或者，正如班尼特以一种残忍的语气指出的那样，“当我得到头部，或者至少是剩下的部分时，是对肿瘤的检查所提供的结果的一个不完美的轮廓。”
后来，这名被奴役女孩的头骨残骸，成为马里兰大学医学博物馆收藏的病理标本。
黑暗医学：为“黑人”提供现金
南方医学的所有关键培训、网络和权力基础——学徒制、私人诊所、大学、医院、期刊和社团——都是通过奴隶制，对黑人身体的无情贩卖和剥削来运作的。白人医学生，理所当然地，期望的教育和训练基于对黑人身体的观察，解剖和实验治疗。
白人医生，包括那些住在偏远农村地区的医生，定期向医学杂志发送关于奴隶实验的报告，并将黑人尸体贩卖到医学院。医学博物馆公开征集黑人身体部位，医学协会也依赖黑人身体。学生们也以对黑人“受试者”和“标本”的医学处理为基础，撰写毕业论文。
在奴隶制时期，还有一个广泛的“黑人医院”网络。作为奴隶制度中最可怕的机构，这些医院往往是进行高风险医学研究的场所，而且与急于修补“库存”出售的“黑人商人”，有着密切的联系。大量的个体医生照例在南方的报纸上做广告，说他们愿意为患有慢性疾病的黑人支付现金。
奴隶通常无法阻止主人选择的治疗方法，而医生可能会拿这些病人的生命来冒险。当医生也是被奴役的病人的主人时，这些风险就更大了。奴隶制度所提供的机会，意味着白人医生手头上有一群容易接触到的人，他们可以利用这些人来执行实验研究项目，开发新的工具、技术和药物。
白人的种族主义态度、大量贩卖奴隶，以及奴隶制度使对黑人身体的使用和虐待合理化和正常化，美国奴隶制度下进行人体实验，最终变得并没有什么不寻常。在一个被非人化、贫困、暴力惩罚、监禁、激烈的人类财产交易、种族主义和性干涉所定义的社会背景下，人类实验和奴役身体的剥削经常发生，医生和奴隶之间的医疗接触是非常普遍。这就是美国奴隶制的文化，奴隶病人每天都面临着可怕的危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