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行的颜色是黄色，所以土德王朝的官员得穿黄袍，但这种黄既不是杏黄也不是明黄，按照汉朝的印染工艺，估计还做不出那么鲜亮的衣服来，汉官的服色是赭黄，说白了就是土黄色。后来官员的袍服主色越来越多，越来越杂，甚至根据官品高低还必须使用不同颜色，赭黄就变成皇帝的服色了（但不和“朕”这个字一样是独享的），再后来皇帝改穿赭红袍，到了清朝才改成了独享的明黄。
汉朝终于确定了自己的德性是土德，大家改穿黄袍，那么问题圆满解决了吗？问题还没有解决，偏偏就在西汉差不多该结束的时候，突然又掀起一阵波澜。而这股波澜不仅在当时产生了巨大的震动，而且对后世千年都带来深远的影响，“始作俑者”就是刘向、刘歆父子俩。刘向本名刘更生，字子政，是楚元王刘交（刘邦的同父异母兄弟）的四世孙。
我们知道，汉景帝的时候爆发过“吴楚七国之乱”，当时的楚王是刘戊，因为参与造反，战败后走投无路自杀，但是景帝顾念着这一国出身良好，没忍心废藩，就让刘戊的弟弟刘礼继承了王位。刘礼往后又传了四代，到了汉宣帝的时候，这一代楚王刘延寿又打算谋反，但比不上他叔祖爷爷，还没等动手就阴谋败露被迫自杀，楚国终于还是被灭了。
楚国被灭后，刘交一系的王子、王孙可还没有死绝，终于出了个才华出众而又忠心耿耿的刘向。汉元帝的时代，刘向出任宗正，也就是皇族事务大臣，汉成帝的时代，又任光禄大夫。后世给刘向戴上的帽子不少，包括经学家、目录学家和文学家，他编写过《别录》、《列女传》、《说苑》等好几部书，可以算是著作等身的大文豪。刘歆是刘向的儿子，本身也是强人一个，不但文科成绩好，理科也不含糊，曾经研究过圆周率，还打算重新修订又开始走样的历法。
这时候，西汉朝已经彻底由儒家一统天下，汉宣帝还曾经说过：“我家本来的制度，就是霸道和王道混着用，怎么能单单鼓吹道德呢？那些儒生喜欢借古讽今，怎么能够重用呢？”可是到他儿子汉元帝的时代，就把老子的话彻底当耳边风，崇儒崇到了令人匪夷所思的地步。刘向、刘歆父子本身就是大儒，再赶上这一时代风潮，于是刘歆在修订历法的时候，就彻底采用了董仲舒的“三统说”，编成了一部《三统历》，并且获得官方认可，在汉成帝绥和二年（西元前七年）正式开始实施。
刘歆既然这么崇拜董仲舒，本人在当时也算是一代儒家宗师，自然对本来由阴阳家们推算或者说编造出来的“五德终始说”不大满意──竟然和“三统说”有矛盾，是可忍，孰不可忍──于是他就挖空心思去揪五德学说的漏洞，在父亲刘向曾经基于同样理由搞过的一些研究的基础上，很快，刘歆就打了一个大胜仗，从而彻底埋葬了阴阳家们对官方德性学说仅存的一点点影响力。
汉儒和孔子之儒、孟子之儒是不同的。孔子曾经说过“敬鬼神而远之”。孟子也差不多，他嘴里的天、王道之类词语都是虚的，从来不去追根究底。可是到了以董仲舒为代表的汉儒，儒家却吸收了大量方士和阴阳家的论调，开始讲“天人感应”，也开始大范围研究并大规模制造迷信了。刘向、刘歆父子作为董老宗师的徒子徒孙，当然也不能免俗，这父子俩都极喜欢“谶纬之学”。“谶”在当时主要是由方士们编造出来的，用语含糊，可以正着理解也可以反着理解，是一种反正怎么说都能勉强说得通的语言；所谓“纬”，就是汉儒附会传统儒家经书所新编的一系列教材，跟“经”书相对，所以叫“纬”。“谶纬之学”，说白了就是拿迷信往儒家理论上去套。
有人根据《汉书·五行志》的记载做统计，算出刘向父子所推测的各种天灾人祸、灵异事件以及祥瑞预示，总共有一百八十二件，发表相关理论二百二十六则，是汉代儒生里面玩得最欢的，别人就算坐飞机也赶超不了。放到现代，这俩人就是多年的老神棍，要再多拉几个门徒就能发展成邪教。那么这样的父子俩，怎么可能不痴迷五行、五德之类的言论呢？就算类似言论跟董老宗师的训示有矛盾，他们也会尽量去加以修订，而不会一棍子把五行、五德彻底打翻在地的。
所以刘歆不是直接判定邹衍和他的徒子徒孙们全都错了、“五德终始说”全面破产，而是拚了命地在旧书堆里狂翻，外加拼了命地列算式推演，非得挖出根来。“五德终始说”哪一点有问题，只要修订了那一点，就能让五德、三统两种学说完美地融合为一体，而不是像当年汉武帝的纯行政命令那样，硬生生把两种学说给扯在一块。
其实算起来，突破口大概刘向早就已经找到了，但最终完善这一套全新的融合理论的，还得算是刘歆。原来，他们父子俩在苦研《易经》的时候，猛然间发现了一句“帝出乎震”，越琢磨越不对劲。阴阳家们都说第一代人主是黄帝，论德性也是从黄帝开始论，可是根据五行学说，黄帝的位置是在中央，属土，而八卦里的震位则指的是东方，属木，这不矛盾吗？于是刘向父子赶紧又去翻董仲舒的著作，在字里行间，终于发现了问题的症结所在──原来是阴阳家们搞错了，董老宗师可始终都没错，只是没说清楚而已。
他们推算出来，原来“帝出乎震”的“帝”并不是指黄帝，而是伏羲，因为伏羲一向是位于东方的，所以“炮牺（伏羲）氏始受木德”。刘歆经过长时间的钻研以后，给出的最终结论是，“五德终始说”理论上是对的，但在具体研究上却走歪了——果然相关天道之事，还得我们儒生来讲，阴阳家们学艺不精，摸着了门却走错了道。
首先，德性该从伏羲开始算，而不是从黄帝开始算，伏羲的时代应该在黄帝之前。其次，邹衍说德性是“五行相胜”，也就是说五德的排序向来是后一个德克了前一个德，这从根本上就存在着问题，应该按照董仲舒老宗师说的，“五行相生”，也就是说五德的排序从来是前一个德生出了后一个德来。因为汉宣帝还说“霸道和王道混着用”，从汉元帝开始就光说王道了，王道王道，哪能那么血淋淋地一个克一个呢？我们得温柔敦厚一点，得和谐一点，旧王朝灭亡不是被新王朝给克掉的，而是历史使命终结，自己咽了气的，正统新王朝的诞生，那都是顺应德性而生，根本就不该有暴力。
当然，事实就是事实，理论终究是理论，理论总有跟事实不太相符的地方，有些人是顺着事实修改理论，有些人则顺着理论修改事实——刘向父子就属于后一类。他们推算来推算去，还是发现有漏洞，最后只好把张苍的旧说法又给提了出来：秦代不以德治国，而是以严刑峻法治国，所以没有资格算“德”国，只能叫“闰统”。闰就是额外多出来的，比如闰年、闰月，所以秦朝是额外多出来的，计算五德轮替，不能算到它头上。
再者，按照“三统说”，正统王朝就该定十一月、十二月或者一月为正月，秦朝却偏偏定十月为正月，不正是说明它不正统吗？于是基于这些认识，刘歆在《三统历·世经》中，把邹衍和董仲舒的理论框架都摆上去，然后合而为一，重新设计出一个更为恢宏的德性世系表。在这个表里，伏羲是当仁不让的第一位，他上承还没有建国的钻木取火的燧人氏，应该算是木德；炎帝承接伏羲，木生火，于是炎帝就是火德（他还顺便敲定了炎帝就是神农氏）；接下来火生土，黄帝就是土德；少昊以金德承土。按照这种规律往下一路推演过去，颛顼帝以水德承金，帝喾木德承水，唐尧火德、虞舜土德、夏禹金德、成汤水德，到了周武王的时候，水生木，于是周代就是木德。秦代忽略不计，那么汉朝直接继承的是周代，木生火，汉朝理所应当该是火德（准确地说，秦并没有被忽略不计，但级别比其他朝代低了一等）。
这么一来，当年高祖皇帝斩白蛇起义的事就彻底归位了，这才是上天最准确的预兆。汉朝是火德，所以刘邦是“赤帝子”，严丝合缝，理论和“事实”绝对一一对应，分毫不差。刘歆的“新五德学说”，就此热腾腾出笼。当然，刘歆这一套花样也并不是毫无漏洞的，比如董老宗师曾说商朝“正白统”，那就该是金德，周朝“正赤统”，那就该是火德，新王朝即汉朝“正黑统”，那就该是水德，怎么到刘歆却变成了商朝水德、周朝木德、汉朝火德了呢？原来他干脆把三统的颜色和五德的颜色拆分了。后来有本叫《春秋感精符》的纬书里就解释得很清楚——
周朝以木德称王，火是木之子，所以用火的赤色；商朝以水德称王，金是水之母，所以用金的白色；夏朝以金德称王，水是金之子，所以用水的黑色……好嘛，三统和五德这一混搭，问题搞得更复杂也更混乱了。对今天的我们来说，刘向、刘歆父子这一套新理论不能说是对还是错，还有邹衍的原始“五德终始说”，就好比一个是美式足球，一个是英式足球，反正都不是天地自然生成的规律，而是人为造出来的理论。不过在当时，这却是关系到一个朝代体面的大事。
想当年汉朝从水德改成土德，就费劲地花了一百多年，这还幸亏撞上一个正打算“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在思想领域建立全新秩序的汉武帝，才最终拍板。如今又过了近一百年，大家穿黄马甲也穿习惯了，没理由再轻易相信什么“汉应火德”的说法。所以刘歆是拼命鼓吹，但是朝廷坚决不点头，下面也没多少人跟着起哄，这件大事就这么干脆地被晾在了一边。
倘若刘歆是个没野心没欲望的老好人，大概他的新理论也就跟当年贾谊给汉文帝要求改德的上奏一样，就此被扫进朝廷的垃圾堆，至于以后还会不会有公孙臣、司马迁之类继续高举革命大旗的人再给翻出来，就实在说不准了。然而刘歆坚决不肯放弃——这套理论要是被官方认可，自己就比“谈天衍”还能谈天，是承继董老宗师衣钵的当代第一大儒。
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朝堂上全是一群不识金镶玉的人，自己还得把这学问卖给真正有眼光的人物。于是刘歆到处游说、打点，最终还真被他找到了一个知音，并且这知音没多久就一步登天掌握了朝廷的实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