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墉，清乾隆、嘉庆两朝名臣，虽被时人称为“浓墨宰相”，但其仅官至体仁阁大学士却从未入值军机，并不能算作真正意义上的宰相。刘墉之父刘统勋，乃系被后世评价为“居相位十余年，朝廷依赖之如肱股”；被乾隆皇帝评价为“得古大臣风，终身不失正”；清朝第一位真正意义上被赠文官至高谥号“文正”的“肱股之臣”。刘统勋官至东阁大学士、军机大臣，方属真宰相。刘墉之所以能得朝廷重用并官至大学士，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其父刘统勋的巨大影响。
清代选官取士有“身、言、书、判”四项标准限制，其中排在首位的“身”就要求入仕官员必须五官端正、仪表堂堂。对于官员的外貌、身形要求在乾隆皇帝执政期间变得更为重要，这一时期的朝廷重臣几乎全是形象好、气质佳的所在。也就是说，在乾隆皇帝手下任职数十年的刘墉也并非弯腰驼背的“罗锅”，只是在其年老时常常伏案读书，难免会造成背部弯驼而被嘉庆皇帝偶尔称为“刘驼子”。
除了仕途高度和外在形象的误解外，后世还往往根据电视剧的演绎将刘墉认定为不畏权贵、敢于直言纳谏，屡屡同大贪官和珅斗智斗勇并最终将其扳倒的一代铮臣、清官，属于封建社会“好官”的杰出代表。
那么，事实果真如此吗？历史上的刘墉，到底以何种形象存在，到底属不属于“好官”呢？其实，如果你真了解刘墉，就会发现他远比大贪官和珅可恨！江苏学政任上的罪恶乾隆十六年，因为其父刘统勋的影响，刘墉得以略过了县试、府试、院试和乡试等四级考试，直接进入会试和殿试阶段并成功考得“二甲第二名”，获得了“进士”身份。而后，刘墉历任翰林院庶吉士、散馆编修和侍讲，算是正式踏入了仕途。
乾隆二十一年，刘墉被外放做官，开始了长达20余年的地方任职生涯。广西乡试考官、安徽学政任上，刘墉虽有优异表现，也得到了乾隆皇帝的肯定，但其行政级别始终未有明显提升，直到刘墉于乾隆二十四年出任江苏学政，这种情况才得到了根本上的改善。
学政，即主管一省教育、科举事务的最高领导。因为学政明显带有“钦差”意义，所以其在省级领导的排名中仅次于巡抚，但其任职期间带原官品级。也就是说，此时的刘墉虽然是江苏省二把手，却只拥有县处级正职的行政级别。
乾隆二十六年，江苏省监生阎大镛因抗缴皇粮而被捕入狱，主管一省学子的刘墉负责审理此案。案件审理过程中，刘墉发现了阎大镛所著《俣俣集》中的反清诗稿便立即上报乾隆皇帝。乾隆皇帝一边下令“当引吕留良之例严办”，株连甚广；一边高度评价了刘墉的“忠心之举”。
自此以后，刘墉果然迎来了仕途上的春天。乾隆二十七年，出任山西太原知府，行政级别为厅局级正职；乾隆三十年，出任冀宁道台，行政级别再升一级。可在乾隆三十一年，刘墉因在道台任上犯下失察之过而被发配军台效力赎罪，直到乾隆三十四年被重新启用为江宁知府，又回到了厅局级正职的行政级别上。
刘墉出任江宁知府以后，深知机会难得，便一改往日为官风格，“清介持躬，名播海内，妇人女子无不服其品谊”，甚至被江宁百姓比作宋朝的包公。三年以后，刘墉的公正清廉为其换回了陕西按察使的官职，成为主管一省刑狱、司法的正三品官职，行政级别为省部级副职，一省的四把手。
可没等刘墉在按察使任上大展拳脚，因其父刘统勋病逝，刘墉便开始了三年的服孝期。乾隆四十一年，刘墉再次受其父影响而被晋升为内阁学士，行政级别达到了省部级正职。可让刘墉没想到的是，乾隆皇帝并未打算让其于京中任职，仅在第二年并将其再次任命为江苏学政。也就是说，转了一大圈，耗时18年，刘墉又回到了当初让其迎来仕途春天的江苏。
回到老地方，刘墉便用了几乎同样的办法来赢得乾隆皇帝的注意。乾隆四十二年，江苏举人徐食田因为土地纠纷而被同乡告发，状告其祖父徐述夔所著《一柱楼诗集》中的“明朝期振翮，一举去清都”诗句明显带有反清思想。刘墉获此举报，简直如获至宝，似乎又找到了18年前的刺激感觉，赶紧上奏乾隆皇帝，最终酿成了清朝历史上有名的文字狱大案——“一柱楼惨案”，株连200余人。
这下刘墉算是彻底成为了乾隆皇帝的“铁杆忠臣”，直接加衔户部右侍郎，而后转户部左侍郎。注意，户部左侍郎是清代官员成为一方封疆大吏或者进入中央权力中枢的必经官衔，也就是说此时的刘墉已然成为了乾隆皇帝的心腹重臣。而后，刘墉的仕途升迁可谓顺风顺水，从湖南巡抚到左都御史，再到直隶总督、吏部尚书并兼理国子监事务。只不过，行政级别升到了副国级，任职也从地方调回了中央，只不过为官风格却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乾隆朝晚期，刘墉“无为便无错”的荒唐为官之道乾隆四十六年，刘墉出任左都御史，身兼纠察、弹劾百官职责，理应将当时“结党营私，贪婪日甚”的和珅视为主要工作对象。可此时的刘墉，一改江宁知府任上的公正廉明，不畏权贵，开始了“委蛇其间，惟以滑稽悦容其间”的荒唐表现。
或许有人会说，刘墉的左都御史只是一个摆设，和珅背后有乾隆皇帝撑腰，谁敢动、谁敢惹？好，就算刘墉深谙官场规则，深知官场进退哲学，想要明哲保身就只能任由和珅肆意妄为，可你最起码在办理其他事务时要认真负责，对得起你的官职和俸禄吧？并没有！非但没有，刘墉还秉承着“无为便无错”的荒唐为官之道，开启了另一段奇葩仕途生涯。
根据诸多历史文献的记载，我们能大致总结出刘墉在此期间犯下的诸多过错：乾隆五十二年，刘墉泄露御前谈话内容而被乾隆皇帝严厉申斥，并剥夺大学士职务；乾隆五十三年，刘墉监管的国子监发生贿赂案而被严厉处分；乾隆五十四年，上书房师傅因下雨而久不到书房，身为上书房总师傅的刘墉不予纠正而被直接降职为侍郎衔；乾隆五十八年，刘墉出任会试主考，因安排适当、阅卷草率又被乾隆皇帝骂得狗血淋头。
乾隆六十年，乾隆皇帝禅位，嘉庆皇帝登基，而刘墉的为官之道依然在继续，似乎只要和珅不倒，刘墉的荒唐便一日不改。嘉庆元年，本应上位大学士的刘墉被排除在外，同时被嘉庆皇帝评价为“向来不肯实心任事，行走颇懒”；嘉庆二年，刘墉终于成为了体仁阁大学士，却被嘉庆皇帝给予了“兹以无人，擢升此任”的无奈理由。
更重要的是，自乾隆四十六年出任左都御史到嘉庆二年被晋升体仁阁大学士，清朝官方文献对刘墉在此16年中的作为记载，几乎为空白。也就是说，大贪官和珅最为嚣张的时期，刘墉几乎全部是懒散、无为的状态，直到嘉庆四年审理和珅一案时才满血复活，重回到不畏权贵的“刘青天”状态。
一个踩着众多读书人尸骨爬上来的官员，果真称得上“好官”？一个在其位却不谋其政的官员，果真称得上“好官”？一个身兼纠察、弹劾百官之职的左都御史，放任贪腐横行、结党成风，果真称得上“好官”？明哲保身，固然无可厚非，但“无为便无错”的为官之道，着实比和珅的诸多罪行更为可恨。
来源：搜狐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