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及三国，世人常说“魏蜀吴”，而非“吴蜀魏”或“蜀吴魏”。翻开《三国志》也能看到，《魏书》位居首册，接着是《蜀书》，最后才是《吴书》。这显然受到了曹魏正统观的影响。
奇怪的是，曹操生前未曾称帝，却位列《魏书》第一；而已经建国称帝的刘备、孙权，却在《蜀书》《吴书》中屈居第二。难道，这也是因为曹魏正统观的影响吗？
上图_ 曹操（155年－220年）
一、《三国志》所见正统观
陈寿作《三国志》时，的确尊魏为正统。这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陈寿把蜀汉国号改了。刘备乃至整个蜀汉政权，从未说过他们建立的国家叫做“蜀”。刘备自云于“建安二十六年”建国，是为“继承汉室”，故其国号仍为“汉”。
这是刘备集团名义上的正统，但被陈寿给“否决”了。因为他生活在西晋年间，要为当朝统治者考虑。须知，西晋之位得于曹魏，而曹魏之位又得于东汉。因此，如果蜀汉以“汉”为国号，那便分润了东汉王朝的部分正统。这样的话，便显得曹魏得位不正；“上梁不正下梁歪”，曹魏若得位不正，西晋也就“歪”了。
上图_ 刘备（161年－223年）
无奈之下，陈寿只好改“汉”为“蜀”，甚至用“先主”来代称“汉昭烈帝”。这是他招致后人攻讦的一个重要“槽点”，翻开《三国志集解》就能看到，不少学者对陈寿此举都颇有微词。
金元时期有大儒郝经，先“喷”为敬：“晋平阳侯相陈寿，故汉吏也，汉亡仕晋，作《三国志》，以曹氏继汉，而不与昭烈，称之曰蜀，鄙为偏霸僭伪。于是统体不正，大义不明，紊其纲维，故称号论议，皆失其正。”
除此之外，《三国志》所见体例、称呼、纪年等细节，皆能看到曹魏政权的正统性。
比如，曹魏皇帝为帝王世纪，但吴蜀皇帝却只是传记；又如，三书皆以曹魏年号为标准，刘禅登基后，便以“魏黄初四年”纪年；还有上文提到的称谓，曹操为魏武帝、曹丕为魏文帝，而后又有明帝、少帝；反观吴蜀两国，却只有先主、后主、吴主、三少主等等。
上图_ 孙权题跋像
那么，刘备、孙权分别在《蜀书》《吴书》中位居第二，是否可以理解为：他们要为曹魏正统观“让路”呢？
窃以为，这两件事或许有些小关联，但并没有直接因果关系。
理由很简单，陈寿若真想让孙刘给曹氏让位，干脆合三书为一体，将吴蜀两国人物统统编入《魏书》里面算了。到那时，刘备、孙权可为一诸侯，列为传记；至于他们麾下诸多臣子，便不论地位高低与否，须统统附在各自主公的传记下。
但陈寿并没有这么做，他所著《魏书》《蜀书》《吴书》，乃是独立成书，彼此之间其实是并列关系。
上图_ 《三国志》，二十四史之一，是由西晋史学家陈寿所著
二、陈寿的良苦用心
历史上，《三国志》在成书后的数百年内，一直以《魏志》《蜀志》《吴志》的面目示人。
成书于五代时的《旧唐书》，便将《魏书》与《蜀书》《吴书》分别列入了“正史类”与“编年类”中。这种分法虽然不妥，却也证明了三家史书的确独立存在，互不影响。
直到宋真宗咸平六年（1003年），三书合为《三国志》，才有了后面的《魏书》、《蜀书》以及《吴书》的排列顺序。理由也很简单，曹魏政权毕竟占据中原之土，实力最为强大，还是通过“禅让”完成嬗代的。
这并非是陈寿的用意。实际上，他的良苦用心，便体现在三书的并列上。
要知道，碍于司马氏的统治地位，陈寿不得不尊曹魏为正统；但对于曹、刘、孙三家帝王，他仍是采取了统一的编排方式和体例。《先主传》《吴主传》虽名为传记，但其体例与内容，却是对标《武帝纪》而存在的。
上图_ 黄巾起义
更加重要的是，刘备、孙权之所以在《蜀书》《吴书》中“屈居”第二，也是为了“服务”陈寿三书并列的逻辑。观《三国志》叙事，可知它起于黄巾起义，接着是诸侯割据一方、群雄逐鹿中原，而后三分天下，终至西晋一统。
魏、蜀、吴三国，皆是从汉末乱世发家，进而建立国祚。先有曹操，后有曹魏政权；先有刘二牧，后有蜀汉政权；先有孙破虏讨逆，后有东吴政权。在陈寿的叙事“大纲”下，魏、蜀、吴三家之正统，皆源自于东汉（见下图）。
由此可见，若刘备、孙权直接位于《蜀书》《吴书》第一，那蜀、吴两国的建国道路，便与东汉王朝直接割裂开了。若真如此，岂不恰好证实了蜀、吴两国得位不正？
上图_ 在陈寿的叙事“大纲”下，魏、蜀、吴三家
三、刘二牧何以在刘备之前？
三书之中，蜀国比较特殊，需要单独说明。
众所周知，曹丕承袭曹操爵位、孙权继承父兄基业，可唯有刘备与刘璋，是敌对关系。后者对于前者而言，算是“驱除人物”。
什么是“驱除人物”？
见于《新唐书·陈子昂传》：“凡大人初制天下，必有凶乱叛逆之人为我驱除，以明天诛。”总之，帝王在建国道路中解决掉的对手，都可以统称为“驱除人物”。如窦建德之于李渊、陈友谅之于朱元璋。
观魏吴两国，袁绍、袁术、吕布等人，是曹魏的“驱除人物”，刘繇、士燮是孙吴的“驱除人物”，他们虽然在《魏书》《吴书》中名列前茅，却无法高于帝王；反观刘焉、刘璋父子，身为“驱除人物”，竟然在刘备之上。是以，难免会有人觉得这样安排不合理。
上图_ 魏书
卢弼《三国志集解》引《史通·编次篇》曰：“陈胜、项藉见编于高祖之后，隗嚣、孙述不列于光武之前，而陈寿《蜀书》首标二牧，次列先主，以继焉、璋，岂以蜀是伪朝，遂乃不遵恒例？”
那么，陈寿是故意给刘备“上眼药”吗？
显然不是。上文已经提到，这样安排可证明蜀汉政权来源的合法性。此外，不妨再看看陈寿在《三国志·刘二牧传》中的点评：“昔魏豹闻许负之言则纳薄姬於室，刘歆见图谶之文则名字改易，终於不免其身，而庆锺二主。此则神明不可虚要，天命不可妄冀，必然之验也。”
这里提到的典故，名为“庆钟二主”。秦末大乱，许负为薄姬相面，称其子（汉文帝刘恒）将来能做皇帝，魏豹闻言，便纳薄姬为妾；西汉末年，又有刘歆听信谶语“刘秀发兵捕不道”，遂更名为刘秀。
上图_ 东汉光武帝刘秀（公元前5年1月15日－57年3月29日），字文叔
结果，魏豹横死、刘歆自杀。至于当初那两条“预言”，虽然成真，却并没有应验在这两个“冒牌货”身上。有意思的是，刘焉与他们二人有着相同经历。
据《三国志·刘焉传》记载：“侍中广汉董扶私谓焉曰：‘京师将乱，益州分野有天子气。’焉闻扶言，意更在益州。”
这般看来，陈寿引“庆钟二主”之典，不仅讽刺了刘焉、刘璋父子“穿上龙袍也不像太子”的丑态，更是暗指“天命”终究归于蜀汉。所谓“益州天子气”，即是应验在了刘备身上。
如此看来，身为西晋臣子的陈寿，能做到这一步，已是他能为故国尽到的最大努力了。
作者：瀛洲海客校正/编辑：莉莉丝
参考资料：《三国志》《三国志集解》《“<三国志>多回护”说辨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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