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初期，袭用明代“一条鞭法”。1713年，鉴于“户口日繁，地亩并未加广”的情况，清廷下令：按照康熙五十年（1711年）的人丁数2462万作为征收丁赋的固定数字，以后“滋生人丁，永不加赋”。
按地丁双重标准征收赋役，地有地税，丁有丁银。丁税的征收，尽管有一些已摊入田亩之中，但按丁纳银仍是无地少地农民的一大负担。
因此，农民隐瞒户口成为家常便饭，甚至不愿落户垦荒。康熙帝继位后的四五十年期间，全国人口数一直在1920万--2000多万的水平上下徘回，出现“有可耕之田，而无耕田之民”。
与此同时，清初刚经战乱的洗劫，很多失去土地的农民纷纷逃亡，加上地主大批兼并土地，出现“穷民有寸土全无而受丁银之累者，富户有田连阡陌而丁银与穷户相等者，苦乐不均”的状况。
为缓和社会矛盾、增加人口，保证税收，清王朝开始改革赋役制度。
康熙五十五年（1716年），御史董之燧上疏康熙帝，首次提出在全国实行“摊丁人亩”。他说：“续生人丁永不加赋，皇上较念民生高厚之恩，真有加无已。但现在人丁尚多偏苦，各省丁制亦有不同”。“现在人丁之累也，朋后既不增额，则有定数可稽”。请求“行令直隶各省地方官，确查各县地亩若干，统计地丁、人丁之银数若干，按亩均派。”
不过，当时朝廷出现很多不同意见。康熙只好采取折中的办法，一边下户部议，以“不便更张而止”，一边却默许在广东、四川两省先行之。
于是，“摊丁入地”率先在广东、四川首先实行，将两省所属丁银，按各州、县地亩分摊，每地赋银一两，均摊丁银一钱六厘四毫。
雍正帝即位后，加紧对吏治和钱粮的整顿。时任山东巡抚黄炳治理的地区内出现旱灾，民不聊生，上疏请求为了缓解灾情请按地摊丁，此议虽没得到采纳但还是引起雍正重视。
同年七月，直隶巡抚李维钧上疏，请求将直隶州内丁银并人田亩中。雍正帝把其奏折交给户部、九卿等探讨，又屡次复议。
最终，雍正颁发诏令：自次年起，将丁银均派到地亩中，造册征收。自此，正式在全国推行单一赋税征收标准的“摊丁人亩”税制改革。
到雍正七年（1729年），摊丁入地的地丁制度在全国范围内实行（除山西、贵州等少数地区外），官府将全国征收的335万余两丁银，分摊入各地的田赋中，统一征收。
首先，顺应社会经济发展趋向。摊丁入亩实施前，人头税与财产税始终同时存在，既加重农民负担，又严重影响社会经济发展。
“摊丁入亩”将丁役银摊入田赋银中统一征收，进一步简化税收征缴程序，在某种程度上防止官吏的贪污舞弊，还减轻农民负担，保证国家财政收入。
其次，促进税收公平。“摊丁入亩”以土地多少为标准确定交纳地丁钱粮数量，基本取消地主阶级优免丁银的特权，减轻自耕农和无地贫民的赋役负担，农民和手工业者的生产积极性得到调动，阶级矛盾得到缓和。
最后，进一步减弱封建的人身依附关系，生产力得到解放。人丁税的取消，意味着人民对封建国家人身依附关系的取消。到公元1740年，户口的编审制度也被取消，农民可以自由地离开乡里，没有任何生产资料的农民成为靠出卖劳动力为生的“自由”雇佣者，从而为资本主义萌芽的进一步发展创造了条件。
总之，地丁合一是我国封建赋税制度的最后形态，中国成为世界上最早取消人丁税的国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