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至1944年，二战期间，苏联城市列宁格勒（现在的圣彼得堡）被德国和芬兰军队围困了近900天。这座城市的数百万人面临严重的食物短缺问题。而随着城市被包围，轴心国军队开始选择饿死这座城市的全部生命，而不是武力占领它。1941年至1942年的冬天特别严酷，人们为了生存，采取了很多铤而走险的措施。
许多被困在城市里的市民，写下了他们的经历，从纳粹德国武装部队逼近时的末日感觉，到熬过每一天的日常煎熬。多份幸存者日记已经出版，但仍有更多来自俄罗斯档案的记录，有待处理和翻译。
这篇合集，用他们自己的语言讲述了他们的二战故事。他们不是军人，但他们的勇气、同情心和求生的决心，即使放在在战场上，也不会显得格格不入。
给德军的命令，使这座城市挨饿
根据德国科学家在苏联入侵前的计算，估计多达3000万俄罗斯平民将死于饥饿。而且计划是消灭俄国人，并在东欧建立新的德国殖民地（如图）。
列宁格勒将亲身体验到德国人对苦难的冷漠。当列宁格勒在1941年9月被包围时，轴心国军队没有选择围堵并投入代价高昂的城市战斗，而是从安全的距离对列宁格勒进行轰炸，并让饥饿完成剩下的任务。
投降已经不是列宁格勒的选择，毫不夸张地说，阿道夫·希特勒直接命令无视任何投降：
由于城市被包围而提出的投降要求，将会被拒绝，因此搬迁和养活剩下的人口问题，将不能也不应该由我们来解决。
列宁格勒市民，害怕德国人的到来
德国入侵苏联开始于1941年6月22日。巴巴罗萨行动那年夏天，以闪电般的速度横扫苏联。于是列宁格勒的市民非常清楚，德国人可能很快就会到达这座城市。
格奥尔基·克尼泽夫（Georgi Kniazev）是一位历史学家，他详细记录了自己在围城中的经历。他最初的想法之一，是担心基洛夫斯克-摩尔曼斯克线会被德国人和芬兰人切断，补给无法通过。他1941年6月23日的日记总结道：
卫国战争的第二天结束了。而它让我筋疲力尽。
Yura Riabinkin当时是一个15岁的男孩，他注意到冲突爆发后不久，城市街道的变化：
我一走到街上，就注意到一件奇怪的事情……我看到了那个戴着防毒面具、袖子上戴着红袖章的管理员。并且其他所有入口处都是一样的…我的直觉告诉我，威胁这座城市的形势，已经宣布开始了。
空袭成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
起初，空袭使列宁格勒人民神经紧张。1941年7月和8月，市民们写道，早在第一批德国飞机真正出现在天空之前，就不断听到空袭警报。格奥尔基·克尼泽夫意识到，炸弹很快就会降临到他们头上：
轰炸列宁格勒已经是不可避免的，任何宣扬列宁格勒不会被轰炸的人，要么是德国忠诚的密探，要么是喋喋不休的傻瓜。
当袭击开始时，不仅是人们成为了炸弹的受害者。克尼泽夫指出，动物园也遭到了袭击：
那些混蛋又在往动物园扔炸弹了。大象被炸死了。
到1941年9月，袭击行动持续不断。少年Yura Riabinkin在一天内记录了11个警报。人们很快意识到，只要围城还在继续，飞机就还会继续飞来：“列宁格勒现在没有喘息的机会了，他们会每天来这里轰炸。”
在近900天的围城过程中，总共有大约75000枚炸弹被投掷在这座城市。而市民们则开始期待恶劣天气的到来，因为这会让轰炸机暂时停飞。在1941-42年的冬天，食物开始变得异常短缺，一些市民甚至在炸弹落下的时候，仍在排队：
饥饿麻痹了人们对轰炸和炮击的恐惧。而且很多人也开始变得非常虚弱，他们宁愿踩在半埋在雪中的尸体上，也不愿多走一步。
恐惧很快变成了仇恨
当第一批儿童撤离时，他们遭到了德国轰炸机的袭击。而Maria Vasilievna Motkovskaya则见证了这场屠杀：
飞机飞得很低，炸弹几乎是被投掷下后马上就爆炸了。
后来，她看到一群被俘的德国士兵，随后诅咒他们：
我大声喊道：“让你们下地狱吧！”。你就等着吧！你就等着吧！我们的飞行员也会杀了你们的孩子，而且这个时候很快就会到来。
当形势发生逆转，苏联入侵德国时，苏联人遭受的暴行终于得到了红军的回报。据官方统计，死于劳改营的德国战俘人数，从38万多一点到100万左右不等。而在冲突的最初几个月里，自杀率也特别高。
随着时间的推移，食物短缺变得更加严重
列宁格勒并没有做好围城的准备，所以许多市民都很清楚食物短缺即将来临。而食物配给是根据占领情况进行分配的，并且工厂工人会得到最多的营养。
他们没有东西吃，家人又没有工作，只有一张配给卡——也就是说，一张注定要饿死的配给卡。
正在成长的孩子们尤其感到短缺的情况，因为仅有的那一点点食物根本不足以充饥。16岁的Yura Riabinkin写道，数周的食物不足，导致了死亡开始发生：
母亲已经开始告诉我，我们必须习惯这样的想法：如果一个人每天喝一碗汤，他就应该满足了。假设我习惯了这样的想法，那么我甚至连我需要的一半、四分之一的量都没有吃，就应该要觉得饱了。
另一名少年波塔·兹洛特尼科娃回忆道：
我正在变成一只动物。没有什么感觉比你所有的心思，都在食物上更糟糕了。
随着冬天的到来，食物短缺变得非常严重。历史学家格奥尔基·克尼泽夫（Georgi Kniazev）在1941年11月12日的日记中写道：“饥饿不再敲门，而是用它那瘦骨嶙峋的腿直接走进来了。”许多列宁格勒的第一手资料，描述了无休止的饥饿和对食物的渴望所带来的痛苦。人们为了面包配给排了几个小时的队，仍然空手而归。一位年轻的母亲回忆起她5岁的儿子，盯着时钟好几个小时，等着下一顿饭的悲惨情景。
在城外，红军拼命地重建了一条进城补给线。冬天的到来，为人们开辟了一条新的陆路路线——横跨冰冻的拉多加湖（如图）。在围城期间，这条通往列宁格勒的冰冻之路被称为“生命之路”。对许多司机来说，这也是一条死亡之路，因为破冰的卡车会坠入了下面寒冷的深渊。起初，在1941年12月，只有少量的面粉被运送过来，但在1942年至1943年，这一数量增长到数千吨的可以维持生命的物资。
市民们转向了更可怕的极端食物
在1941-42年的冬天，由于食物极度短缺，人们被迫转向难以想象的食物来源。动物园里的动物和家庭宠物，很快就被吃掉了。报道称，心碎的家庭为了避免吃自己的动物而和别人交换动物。而对于那些真正绝望的人来说，还有另一种蛋白质来源——街道两旁的许多死者。虽然官员们试图取缔食人行为，并逮捕了2000人，但实际的数字可能要高得多。
Galina Popova当时是一名少女，她亲眼目睹了可怕证据：
有一天，当我穿过校园时，我发现了一个被割去臀部肉的女人。
围困期间的其他食物，还包括用皮革调味的汤，还有用煮过的猪皮、煮过的锯屑做成果冻的胶状食物。而即将到来的春天，则提供了新的食物来源：桦树的汁液。Lidiya Okhapkina是一位无法再产奶的哺乳母亲，为了让哭闹的婴儿安静下来，她转而求助于一种令人作呕的替代方法：
为了哄她睡觉，我让她吸我的血。由于我的乳房已经很长时间没有奶了，所以乳房本身也几乎完全消失了。于是我用针扎了一下胳膊肘以上的地方，然后引导我女儿的嘴轻轻地吸了一口，最后睡着了。
钱很快变得一文不值
一战期间，这座城市被称为彼得格勒。那时东线从未像第二次世界大战时那样深入，但民众还是感受到了冲突的影响。随着食品和燃料短缺的加剧，只有富人才能在黑市上购买这两样东西。列宁格勒之围则不同。由于这座城市被德国人直接封锁，钱很快就失去了价值。
就在围城的几周后，历史学家格奥尔基·克尼泽夫（年龄足够大，还记得一战）指出了不同的情况：
你不能用钱买到任何东西，所以它正在贬值。那些有很多钱的人不知道怎么用钱，一旦钱失去了价值，他们要么买各种各样的垃圾，要么买所有的实用物品，以物易物。
到1941年10月，年轻的尤拉·里亚宾金也注意到现金本身毫无价值：
周围有很多钱，但饥饿依然存在。
货币被以物易物的制度所取代，市民们愿意为了几磅面包或面粉，而放弃贵重物品和传家宝。一位幸存者被哥哥送给她的四个小土豆感动了，她说这些小土豆价值连城。其他人则充分利用了这种情况，那些有食物可吃却没有良心的人，通过可交易的商品积累了财富。
许多人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
随着围城的日子一天天过去，饥饿的影响也越来越严重。
一位幸存者说，她的家人几乎放弃了生存。他们不再外出寻找食物，只是躺在床上等待末日的到来，直到邻居带着一只兔子（实际上是一只猫）和柴火，来把他们从悬崖边缘拉了回来。她记得不久之后，她的母亲坚持说，他们不能在她生日那天死去，所以他们挣扎着，过一天算一天。很快，全家人开始把1942年1月10日当作他们的集体生日。
士气起伏不定，有些人接近终点，但仍奋力向前，而另一些人则跌入深渊，干脆放弃了。1942年夏天，包围的最艰难时期已经过去，尽管当时的条件仍然很恶劣。物资从拉多加湖上运送而来，成千上万的人被疏散到安全地带，缓解了留下来的人的压力。
1943年1月，又开辟了一条陆路，但在那年春天，试图解除围城的努力失败了。列宁格勒人又忍受了几个月饥饿，直到1944年1月27日，围城终于被解除。
家庭关系紧张但也加强了
经历了寒冷、饥饿和不眠之夜，家庭关系变得紧张起来。十几岁的Yura Riabinkin因为从自己家里偷东西的罪恶感，和这给他与母亲和妹妹的关系，带来的压力而苦苦挣扎：
我是多么以自我为中心啊。我越来越麻木了，我怎么了？我贪婪地看着妈妈为我和艾拉把糖果分成几块，而我则为每一小块食物、每一小块面包屑而争吵……我已经滑入了那个叫做堕落的深渊，在那里，良心的声音是完全无声的。
相反，共同的逆境增强了一些家庭联系。比如使用轮椅的历史学家格奥尔基·克尼泽夫（Georgi Kniazev）对他的妻子重新产生了感激：
我认识我的妻子24年半了，但我从未怀疑过她有这样的精神能量和意志力储备，以克服所有的障碍。
人们仍然找到了展现人性的方法
即使是在这样惨淡的时期，列宁格勒的人民仍然找到了人性的小时刻。Svetlana Alexandrovna Tikhomirova是一名幸存的年轻女孩。她找到了一个庆祝母亲生日的小方法，每周节省少量的糖，并持续两个月。在这个特殊的日子里，她抑制住了想要拿走一些糖的强烈欲望，并一大早就起床了，给她妈妈准备了300克（10.5盎司）糖。
不用说，他们都哭了。不过糖很快又立刻分了出去，而这就是庆祝生日的方式。
另一个来源来自音乐和艺术——尽管困难重重，戏剧和音乐表演在围城期间继续上演。1941年11月9日，一个城市交响乐团不顾德国军队的反对，通过无线电播放了一场音乐会。1942年夏天，肖斯塔科维奇的第七交响曲“列宁格勒”再次上演。
为了鼓舞士气，让市民暂时逃离围困的残酷现实，全城都上演了戏剧和音乐会。尽管乐师和演员们几乎站不起来，但他们从隐藏的深处召唤出力量来表演。列宁格勒艺术家和音乐家博物馆馆长叶夫根尼·林德（Yevgenii Lind）指出，在列宁格勒最黑暗的日子里，他们的工作对提升这座城市的精神非常重要：
如果没有他们的精神力量，一种无法用言语形容的力量，那么这座城市就不会存在……一个爱笑的人是不会失败的。
围城的影响导致了快速衰老
在列宁格勒市民的脸上，可以清楚地看到不眠之夜、饥肠辘辘、不断炮击和轰炸所造成的神经衰弱的累积效应。孩子长得快，正值壮年的人也老得快。正如一位记录者所回忆的那样：“现在她变老了，脸已经蒙上了阴影，失去了她的美貌，而她还不到30岁。”
当她们的脸变得憔悴，身体变得骨瘦如柴时，她们感到自己已经失去了女性气质。Lidiya Okhapkina回忆了她与丈夫最初的重逢。1941年到1942年的冬天，她被疏散，她的丈夫也上了同一列火车，但却认不出自己的家人。后来，在难民营的狭小空间里，她向丈夫袒露了一切：
我一丝不挂地站在丈夫面前，“看我变成了什么”……Vasili看着我，又开始眨眼睛，“没关系”他说，“既然骨头很好，那么身体也会跟着好。”
亚历山德拉·柳博夫斯卡亚（Aleksandra Liubovskaia）指出，男性和女性的外貌差异越来越小：
每个人都萎缩了，胸部凹陷，肚子显大，没有手臂和腿的肉了，只有骨头从皱纹中露出来。
幸存者被内疚和饥饿的记忆所困扰
列宁格勒围城中的幸存者被称为“blokadniki”，他们永远都受到了这种经历的影响。并且还有许多人感到内疚。
尤拉·里亚宾金（Yura Riabinkin）从未离开过列宁格勒，并且这位16岁的少女也根本无法鼓起勇气撤离这座城市。他的母亲和妹妹艾拉逃了出来，但尤拉再也不想离开这里，于是被留在了后面。他的母亲没有在疏散中幸存下来，只有尤拉活到了战争结束。在多年后的一次采访中，她回忆起自己幸存下来后，挥之不去的愧疚感：
我总是感到很愧疚，因为我是那个活着的人——我无法控制这种感觉。
其他幸存者还会习惯性地囤积食物，即使是几十年后。比如一名幸存者睡觉时，枕头下会放着一片面包，而另一名幸存者会在冰箱里储存了大量食物，但只吃香肠、黑面包和腌卷心菜。1944年初，围困已经解除，但幸存者的心理阴影依然存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