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战争的延续，愈来愈多的士兵在海外阵亡，社区的居民参与当地佛教丧礼也日趋司空见惯。
20世纪30年代中期，古后精一还是个小学生。他回忆说：
“我有个好友的父亲在战争早期收到政府的‘红色通知’，命令他到陆军报到。他跟很多大分人一样加入了 47 联队。那时候，士兵都是步行到大分火车站出发。但是我们通常不去火车站，而是在镇上跟他们告别。我不记得有什么特别的仪式。
这个好友的家人接到通知说，他父亲抵达中国后，很快就阵亡了。骨灰送回家以后，我参加了一场佛教丧礼。那是在一所国中旁边的军事基地。他们在那里搭了一顶帐篷，我们为他和其他阵亡士兵点了香。
他们都是 47 联队士兵。每个士兵一个骨灰盒，裹着白布，排列在讲台上。出席仪式的人很多。我们先是静默，然后鞠躬。一个和尚点香敲锣。对我们小孩子来说，那个场景很可笑，可是我们都使劲憋著不敢笑。现在回想起来，我们很没礼貌，可是那时候我们觉得那个仪式很诡异。”
侵华战争迅速演变成席卷部分东南亚和太平洋地区的大规模军事行动。随着战斗的加剧和蔓延，死亡人数倍增。士兵可能一开始被送到中国战场，最终不是在太平洋地区与日军舰艇同归于尽；就是在太平洋的海滩上被美军的枪弹击毙，抑或是在东南亚丛林或洞穴里，死于美军的火焰喷射器。
日本士兵从一开始就被告知要做好阵亡准备，宁死不投降。东条英机于 1940 年在《战阵训》中阐明：以“士兵最理想的行为”为指导原则，做出结论：“绝不忍受当俘虏的耻辱。”
战争的深入打乱了有序送还阵亡者骨灰和遗物的常规。2012 年，百岁老人大野政子回想那些年的往事：
“我小时候上的是女校，在安心院那边，我还记得在那里附近的山上玩耍的情形。我家经营一个小卖店，卖酒和小吃。生活很简单也很平静。我是结婚以后，搬到别府的。那时候，日本已经在中国打仗了。我不记得早年的战时生活有什么困难。可是，我弟弟参加陆军以后，情形就不一样了，生活变得艰难了。他从军三、四年后，在军舰上遭到美军袭击阵亡。”
大野政子的弟弟是个年轻的军官，手下有五十名士兵。大野政子的儿子大野靖男接过话继续说：
他们都是大分兵，出征之前在大分受训。我叔叔是在菲律宾战斗开始的时候抵达的。那时候，日本一直在打胜仗。不过他不久后就阵亡了。他开赴菲律宾之前就做好了阵亡准备。他们那些士兵都把手指甲和一缕头发放在信封里，为了战死以后，家人能够记住他们。参战之前，他们的个人物品被存放在一起，以便还给家人。可是，我们没收到他的骨灰，可能他被炸得尸骨无存了。
因为那是战争早期，日本还有些秩序，从别府从军的人，阵亡的还不算太多，我们收到了他的遗物和他准备的信封。政府还给了我们家一大笔抚恤金。几个陆军代表把我叔叔的遗物和一个小盒子送到我们家来。他们说盒子里是我叔叔的遗骨。我是个好奇的孩子，想看看我叔叔的骨头。
趁人不备，我打开盒子，可是里面只有一张纸，写着他的名字。我们只好把盒子拿到当地寺庙举行丧礼。邻居和亲朋好友一起制作了一个石碑纪念他。日本的传统是每年都要扫墓。直到现在，我们每年都到庙里去，请和尚为他诵经。
终战多年以后，别府市的退休公务员和泉彻承认他心里一直埋藏着一个秘密：
昭和十七年十月（1942 年），我在松山市的西部第 62 部队服役，接到命令， 与数十名战友到广岛县宇品港，领取阵亡将士遗骨。遗骨装在附有名牌的木箱中，是南方战场的牺牲者。遗骨的状况反映着战场的实际情形。在战场后方的野战医院死亡的遗骨，是整洁的白骨，小心地按骨骼的顺序安放在木箱里。随着战线的推进，遗骨变成乌漆墨黑的；而再前推到火线，大概连遗骨也没有，只有保存死者的印章等简单的遗物。
有一个木箱中没有遗骨，只有一个空罐头，装了一些蜡质的东西，里面浸泡着什么奇怪的东西。仔细一看，原来是人的小指，从指根处切下来的。从更前方的战线来的遗骨，就是一个空箱子了。
问题是怎么处理这些空箱子。想一想遗属的心情，给他们一个空箱子，实在说不过去。我们商议，既然阵亡者都是上战场时发誓同生共死的战友，那么虽然不是亲人，也可以接受其他阵亡者遗属的供奉。让遗属伤心的事，也会让阵亡者英灵不安。于是，我们决定把其他箱子中的遗骨分一些过来。我们为了这欺骗遗属的行为而颤抖，用发抖的手把阵亡者的白骨分到那些空箱子里。
这么做对不对？我至今不能肯定。也许一辈子，这伤口都会在心灵上。那次和我一起领收遗骨的战友已经在冲绳战役中玉碎，他们的遗属没有得到一片遗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