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到隋朝和唐朝，就不得不提在日本史占有一席之地的“遣隋使”和“遣唐使”。日本在形成国家的过程中，隋朝和唐朝的影响力也是不可或缺的因素之一。
从南北分立走向南北分业的时代
隋朝以前的中国呈现多元面貌，政治势力分崩离析，和朝鲜半岛和日本等周围地区保持的关系非常有限。不过隋朝统一政权之后，也进入一个崭新的阶段，开始给外界带来深刻的影响。
但是，要让之前四分五裂的中国重新整合为一体并非易事。不同的地域已发展出各自的特性，究竟要如何整合？这项任务，也自然落到隋朝和唐朝的肩膀上。
位在西北边境的北周政权消灭东边的北齐，合并了东西两块土地，隋朝的历史也由此开始。因为隋朝不久便取代北周，又将南朝的陈并入势力范围内，完成了统一大业。也就是说，站在中国传统史观的角度来看，隋朝算在北朝之列。
隋朝历经父子两代，短短三十年左右就划下句点。杨坚建国登基，是为隋文帝，也是第一位皇帝；他的儿子隋炀帝作为继承者，实际上也是隋朝最后一位皇帝。
话虽如此，隋炀帝在位时期，却也成就了一番丰功伟业。他连接着黄河流域和长江，甚至开通了从黄河流域接往北京的大运河。
大运河开通之后，南北之间货运流通变得非常便利。原本江南地区在南朝的经营下，经济和文化发展都十分蓬勃。这项优点，与政治和军事力见长的胡族统治相互配合，双方的任务分配也变得更加明确。大运河的存在，就是这项南北合作的见证。
回顾过去，中国在秦朝和汉朝时，政治、经济、文化等层面都集中在中原发展，属于一元结构。与此相比，隋朝以后的重要特征，就是南方的开发愈上层楼，经济上的成就开花结果。
中原属于干燥气候，正好位在游牧和农耕区域的交界地带上，同时拥有两种截然不同的特色。湿润多雨的南方是农耕区域，和中原的环境相差甚远。隋朝的建立，使得南北的特色得以完全发挥。把这段时期放在中国通史下来看，这是一个从“南北分立”走向“南北分业”的时代。
建设经济都市“扬州”的理由
扬州，位于大运河与长江交汇处的北侧，因为大运河的兴建而繁华的代表性都市。对日本人而言或许知名度不高，但在中国史上是非常重要的都市。
扬州历来虽非政治中心，由于深得隋炀帝喜爱，时常游幸该地，使得扬州广为人知，也树立其南方中心都市的地位。由于作为君王的居所而准许比照京城的规格，故扬州又被称为“江都”。
长江流域的物资借由大运河运输，而扬州除了肩负运输起点的任务外，随后附近还出现了制盐工业，使它同时成为盐业的集散地。对人类生存、社会、甚至是政权来说，盐都是相当重要的物资，但中国位于大陆上，故盐产并不丰富。
和领土四周都被海岸线包围的日本大不相同，中国的海岸线非常短，产地范围有限。而扬州因为靠近盐的产地，在唐朝时成为经济都市，繁荣程度更甚首都长安。
另一方面，打从秦朝和汉朝起，长安就一直是首都。上一章曾经说明过，长安是高地地形，农产量相当高。不过耕地的重心日后逐渐移往低地，长安周边的产能也就相对下降，但仍然维持其首都的地位。正因长安不是经济重镇，所以更能专注在发展政治和军事领域。特别是严格执行废佛政策的北周政权，更是其中的典型案例。
然而，长安四面有山，难以遍视全境，于是隋文帝决定再建立一座都城—洛阳。于是隋唐以后，西都长安、东都洛阳的地位确立下来，两座都城形成惯例。
拥有两座首都的隋朝
隋朝在长安之外另立一座首都，除了治理广大的中国以外，恐怕还有另外两点原因。
第一，隋文帝的儿子炀帝厌恶山林环境。从隋炀帝除掉自己的兄长，以便登上皇帝的宝座这点来看，他性格狡猾，爱慕虚荣，随后又成为一名伪善、好大喜功且奢侈浪费的暴君。总之，他并不是一个能让人发自内心称赞的人物。
而正是因为这种性格，对他来说，比起荒山僻壤，繁华的城市住起来一定舒服多了。他会如此钟情富庶的南方都市扬州，也就不足为奇。
第二，隋朝在长安埋下恨意的种子，这项原因背后的历史意义可能更为重要。众所皆知，隋朝的诞生是起自于夺取北周王朝的政权。隋文帝的女儿原本是北周的皇后，他却以外戚的身份，趁皇帝驾崩时继承王位，同时对北周皇族赶尽杀绝。若以日本的情形相比拟，就像是藤原氏即位成为天皇，并杀尽天皇家主要的男系亲属。
不消多言，此举定然使原本效忠北周政权的臣属心怀不满。这批人为数众多，且大多留在长安，即使是隋文帝本人想在这里推行政令，想必也难如登天。既然如此，不如和长安保持距离，转移阵地来依靠被征服的东土之士，统领天下，这不正是一个合理的做法吗。笔者推测，隋炀帝之所以喜爱江南和扬州，根本的原因可能在此。
基本上，王朝或政权更迭，除了继承前朝遗绪，也不乏否定前代才能建立新朝代的部分。统一南北朝，完成霸业的隋朝也不例外。这种结构上的矛盾最终无能消解，而隋炀帝最后的命运，便是逃亡扬州时，惨死在背叛的侍卫手上。
参考历代评价，隋炀帝确实是史上少有的暴君。不过，纵观中国史，比他更加残暴的皇帝大有人在。正如宫崎市定教授所言，不会有历史学家替亡国之君辩护，这也让这些暴君更容易落人口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