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司马一职两汉都有,其位高权重,对汉代的政治产生重大影响。
秦灭亡后,汉朝建立。汉袭秦制,继承秦代的三公九卿之制。刘邦起事,最终得天下,靠的是一班与他一起出生入死的功臣,因此汉朝建立之初,功臣的权力一般很大,许多人也敢于与皇帝面折廷争,丞相一职基本均由开国功臣担任。据《汉书》载:汉高帝元年(公元前206年),汉高祖以萧何为丞相,十一年更名相国,“相国、丞相,皆秦官,金印紫绶,掌丞天子助理万机”。
至于“大司马”一职,很多学者认为始于汉武帝时期,殊不知,高祖时期就已经出现了。据《史记?高祖功臣侯者年表》中就提及丁复曾任大司马:“(阳都侯丁复)以赵将从起邺,至霸上,为楼烦将,入汉,定三秦,别降翟王,属悼武王,杀龙且彭城,为大司马;破羽军叶,拜为将军,忠臣,侯七千八百户。”
不过,这一时期的“大司马”与武帝时期的“大司马”还是有很大区别的。
武帝即位以后,采纳董仲舒的“推明孔氏,抑黜百家”建议,独尊儒家学说,进行泰山封禅、改正朔、易服色等活动,神化皇权,君主中央集权进一步加快。
同时,针对丞相的权力过大这一问题,武帝也采取相应的措施。元朔五年(公元前124年),武帝一改之前以功臣子孙列侯任丞相的传统,任命平民出身的公孙弘为丞相,封平津侯。
原本无爵位的公孙弘,能得到武帝所赐的丞相与爵位,对武帝可谓言听计从,“每朝会议,开陈其端,令人主自择,不肯面折庭争”(《史记》),在公孙弘后相继的六任丞相,获罪自杀的两人,下狱处死的三人,皇权得以大大加强,而丞相的权力则被大大削弱。
可见,武帝之设大司马职官,只是用来“冠将军之号”,即加官之大司马。而高祖时期的“大司马”是高级将领之大司马,两者有着本质的区别。
自武帝后,尽管改太尉为大司马,其性质也仅是加官,空有名号,并无军政实权。
昭帝以后,内朝为中央枢机,掌中央机密决策,大司马作为内朝领袖,可领衔在内朝预闻政事,参议决策,即“辅政”,辅助皇帝行使君权,地位最高的辅政大臣。
为更好地体现辅政职能,大司马又常摄领尚书事,自宣帝至西汉末年,“凡受遗诏辅政者,皆领尚书事,成为故事”。
如霍光,担任大司马,却拥有废立之权,即使天子本人对其也是“虚己敛容,礼下之已甚”。据《汉书?霍光传》载:“党亲连体,根据于朝廷。光自后元秉持万机,及上即位,乃归政。上谦让不受,诸事皆先关白光,然后奏御天子。光每朝见,上虚己敛容,礼下之已甚。”
再如王莽,据《汉书》载:“秉政,百官总己以听。”又如东汉末李傕,将天子当成傀儡,玩弄于股掌之间。
当然,以上这些仅为特例,但也可看出“大司马”之职曾拥有的“特权”。
据不完全统计,西汉时期担任“大司马”之职者共计二十二人,其中王商与王莽就曾两次担任。兼有车骑将军之号者八人,兼卫将军之号者六人,兼大将军之号者四人,兼骠骑将军之号者三人。而王莽、师丹、傅喜三人仅为大司马而无将军之号。
至东汉时,汉光武帝又重新将大司马改为太尉,太尉的职权又日益加重,除军事顾问外,还综理军政,俨然手握军权政权的重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