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浒传》中“豹子头”林冲还未落草梁山的时候，有一个响当当的名号，叫作“八十万禁军教头”，听起来真是威风凛凛。事实上，当时北宋禁军的确有八十万，但其中像林冲这样的教头少说也有二百六、七十位，更别说还有三十位都教头——林冲根本算不上什么人物！
其实何止林冲这“八十万禁军教头”算不上什么人物，就连那些高级将领们在北宋政坛也没有太大的发言权。他们名义上是武将，却没有自己的直属部队，这就是北宋军事管理制度最大的特点——“兵不知将，将不知兵”，难怪大宋朝的军队败仗打了不少。
天下军权归皇帝
要想说明宋朝的军队为什么会“兵不知将，将不知兵”，就还得唠叨一下大宋朝开国皇帝赵匡胤。赵匡胤有鉴于五代时期武将专权和自己“黄袍加身”的故事，专门搞了个“杯酒释兵权”，把一帮功臣的兵权全都“收归国有”，送他们回家享清福去了。
接着，赵匡胤又定下了“重文抑武”“重文教、轻武事”的基本国策，把大宋朝建设成文官的天下，最大限度地降低了武官造反的风险，实现了“长治久安”。但是大宋朝不可能没有一兵一卒，不然皇帝和他的一大家子人谁来侍卫，大好河山又由谁来保护呢？然而有了兵就要有将，军队总要由军官统领和指挥，这怎么办呢？
面对这种情况，赵匡胤费尽心思、绞尽脑汁采取了一系列措施，设计了一整套制度，最后只为了一个目的，那就是防止武将作乱。赵匡胤的弟弟、大宋朝第二位皇帝、宋太宗赵光义一即位就说：先皇当了十六年的皇帝，“事为之防，曲为之制，纪律已定，物有其常，谨当尊承，不敢逾越”——意思就是说：我哥哥处处提防，小心制定政策，已经指引了道路，指明了方向，今后咱们就“按既定方针办”，准没错。
赵匡胤发了话，赵光义表了态，后世的皇帝们当然要跟着走。于是，赵匡胤设计的军事制度、军队管理办法和战时调兵遣将的作战方案就成了既定国策，被“坚定不移”地执行了一百多年。由赵匡胤亲自设计的这套军事制度，最主要的目的就是“天下兵权归皇帝”，因此它的首要原则就是除了皇帝，谁都不能有绝对的统兵权。
为了确保遵循原则，达到目的，赵匡胤采取的办法是把调动军队的兵符交给枢密院，但是不给他们兵；把兵交给三衙（包括殿前都指挥司、侍卫亲军马军都指挥司和侍卫亲军步军都指挥司）管理，却不给他们调动军队的权力；在军队要执行任务时，又临时委派武将去统率，任务完成，使命也就结束，武将不再有统率之权。
这真是个好办法！正因为有了这个办法，枢密院、三衙和率臣（临时统率军队的武将）都只能各自分管大宋军事的一部分职能，谁都没有完全掌握一支军队的权力，更别想私自调动军队帮自己干坏事。正因为有了这个办法，使后来的大臣范祖禹敢说“此所以百三十年无兵变也”——事实也正是这样，终大宋三百年也没有出现几次像样的兵变，能够裂土称王，与赵宋王朝争夺天下的军事叛乱更加没有。天下的军权，大多数时候还是掌握在大宋皇帝手中的。
临时组团去打仗
但是皇帝一个人掌握了军权，不等于他也能一个人训练、管理和指挥天下的军队。一旦有了战事，让皇帝一个人带兵打仗更不可能 ; 平时驻防操练，战时出征打仗，还是要靠武将。
各地（尤其是边境地区）不能没有兵，有兵不能没有将；但是地方兵力强盛了皇帝会担心，武将长期在外带兵皇帝会更担心。这个矛盾该怎么解决呢？赵匡胤早就想好了对策！
宋代国家的主要精锐部队是禁军，也就是皇帝的亲军。赵匡胤“杯酒释兵权”之后，又“罢藩镇，收其精兵”，把各地军队中的精兵猛将都抽调到禁军中来，借此削弱了地方武装，同时也使禁军成为大宋朝最强大的一支军队。但这还不够，赵匡胤又把禁军的主要兵力集中在东京城和周边地区，使驻守京师的军队数量多于地方的任何一支军队，足以弹压任何反叛。
而驻守在京城的军队也被分为城内城外两部分，并且周边之外还有周边，这些军队各自独立，互不统属而又互相牵制，相互之间势力均衡，最终都被皇帝一人牢牢地掌握在手里，为保卫皇权效命，这就叫作“内外相制”。
再说兵和将的矛盾，解决这个问题赵匡胤用的是“更戍法”。对“更戍法”最冠冕堂皇的解释是：广大战士们啊，你们长久地驻扎在一个地方，难免会懒惰！而且让你们总是驻守在边远贫困的地方，既不公平，朕也不忍心呐！再说了，咱当兵的人就是要艰苦奋斗、勤学苦练，刻苦钻研军事知识，广泛瞭解山川地理嘛！所以让大家经常换换防，调动调动，也是对大家的爱护和锻炼嘛！
有了这么充分的理由，大宋将士们当然不好推辞，只能“打一枪换一个地方”，东奔西跑、南来北往，每隔一两年就要调防一次，疲于奔命。不过兵调将不调，武将们刚和这一批士兵混熟，他们就被“更戍”到不知什么地方去了，又来了一批新兵。而且大宋朝对武将还有“转员”制度，名义上是升官，但同样是一升官就被调离原部队，又到一个新地方，面对新的上司下属去了。
有这两种方法，就做到了“将不得专其兵”——武将们没有自己亲身训练、指挥得力的军队，更谈不上有忠于自己的嫡系，何谈造反？但也正因为有这两种方法，同时也就造成了大宋朝“兵不知将，将不知兵”的局面——军队和将官之间互不瞭解，甚至谁都不认识谁。
那么，一旦真的发生了战事，仗要怎么打呢？很简单，兵是现成的，将也是现成的——“东市买骏马，西市买鞍鞯”，把兵和将凑在一起，临时组个团，不就可以出征了吗？
自毁长城为哪般
临敌上阵，将官是从东边差遣的，士兵是从西边抽调的，甚至有时候军队统帅竟是文臣，更有甚者还有宦官（北宋末年的权宦，“六贼”之一童贯就做到了全军最高统帅，并曾率军对辽国作战，吃了大败仗），就算是高级将领，也可能是“环卫官”（即左右金吾卫等十六卫上将军、大将军、将军等武散官），属于手下无兵的空头将军，更加和士兵不熟悉。
同时，将军们带兵出征、临敌交战不是自己说了算，而是受三军最高统帅——皇帝的遥控（出征前，皇帝已经制定好行军路线和作战计划，并且绘制出阵图交给统兵官，他只要照章办事就行）。这样的将士组合，这样的战略战术，战斗当然很难打得赢！
于是乎，自从北宋开国名将们渐渐凋零，赵匡胤的军事制度逐步落实形成传统，北宋军队的战斗力逐渐下降，对辽先后有高梁河、岐沟关两场大败，对西夏则先后有三川口、好水川、定川寨三场大败。可以说，有赵匡胤这样的“老祖宗”，定下这样的“家法”，如此败绩毫不奇怪，要是能打胜仗那才稀奇了！
不过，大宋朝的军队也不是毫无机会重新强大起来，从北宋到南宋，大宋朝至少有两次机会可能转弱为强，恢复汉唐的荣光。这两次机会一次是在宋神宗时期，王安石变法，同时改革了兵制，通过实施省兵法、将兵法、保马法、保甲法等新制度一度革除了旧兵制的弊端，这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将兵法”。
将兵法又叫“置将法”，简单地说就是给军队配备固定的统兵将领，让他们平时训练军队，战时指挥作战，使“兵将合一”。在神宗朝，范仲淹和蔡挺（北宋名臣，因抗击西夏建功，曾任泾原路经略安抚使，官至枢密副使）曾先后试行将兵法，后由蔡挺推广到全国。
将兵法一出，兵不再不知将，将也不再不知兵，军队训练有素、指挥有方，战斗力得到了很大提高。范仲淹和蔡挺在对西夏作战的过程中屡战屡胜、收复失地，取得了较大的成功就是明证。而北宋中期的名将狄青，也正是这时候脱颖而出，成就了他的丰功伟绩的。
但是王安石的变法最终失败了，作为变法的一部分，兵制改革也受到了批评。将兵法因为不符合赵匡胤立下的“祖宗家法”，更不符合历代皇帝对武官将领“事为之防”的原则，终于也“无疾而终”，随着变法失败烟消云散、不了了之了。
到了宋室南迁，赵构建立起南宋王朝的时候，大宋的兵制又发生了一次巨大的变化。经过南宋初年宋军和金军的一系列交战，抗金将领的更替沉浮，最终形成了以各地屯驻大军为主力的南宋军队。而各屯驻大军将领也实际上成为自己所指挥的军队的最高统帅，拥有了对军队的控制权。到绍兴五年（1135）时，保卫着赵宋王朝和金国对抗的，主要有五支屯驻大军，他们是：
1. 韩世忠的前护军，兵力八万人，驻淮东楚州（今江苏淮安）。
2. 岳飞的后护军，兵力十万人，驻鄂州（今湖北武昌）。
3. 刘光世的左护军，兵力五万二千人，驻庐州（今安徽合肥）。
4. 吴玠的右护军，兵力七万人，驻兴州（今陕西略阳）。
5. 张俊的中护军，兵力八万人，驻建康（今江苏南京）。
这些宋军主力加起来也有近四十万，但是赵构无心北伐，对统军将领也始终怀着疑忌，到了绍兴十一年（1041），刘光世、韩世忠、张俊先后被罢免了军权，吴玠病逝。剩下一个岳飞更被以“莫须有”的罪名杀害，五支屯驻大军也就瓦解冰消，不复存在了。
赵构自毁长城，断送了南宋最强大的武装力量，大宋军队从此更加无药可救。虽然后来又出现了几位名将，但他们同样改变不了南宋的命运，这个始终以防范武臣为第一要务的王朝，终于败亡在北方的铁蹄之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