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代社会实行的分封制,在打破氏族公有外壳对私有制发展的束缚上,起了巨大的作用，比如婚姻制度方面。
婚姻、家庭和统治有密切关系。在周人眼中，若家庭中无稳定的统治人和统治体系，就不能安定，最终导致社会动荡。因此周统治者制定相关法律规定来规范婚姻基本原则、结婚制度和离婚制度，相传礼乐为周公所作。
首先，周代的婚姻制度中，规定对男女婚姻起决定作用的是父母家长。婚姻关系的成立，要有“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男女不得自己作主。
缔结婚姻必须经过“六礼”，即：纳采、问名、纳吉、纳征、请期、亲迎六道程序。据《仪礼·士昏礼》载：首先是纳采、问名，“下达、纳采用雁。……主人如宾服，迎于门外。……揖入……授老雁。宾执雁，请问名，主人许。宾入，授，如初礼。”
纳采，即男家请媒人到女家提亲，女家同意议婚后，男家备彩礼前去求婚。
问名、纳吉，即男家请媒人根据双方的出生年月日时，卜得吉兆后，通知女家，决定缔结婚姻。
纳征也叫纳币，由男家送聘礼给女家。
请期，即男家择定婚期，请求女家同意。
亲迎，即新郎至女家迎娶。
后世缔结婚姻时，男方付给女方一定的财物作为“聘财”或“聘礼”，就是渊源于“六礼”中的纳采和纳征。
其次，与商代一样，西周奴隶主贵族也实行一夫一妻（多妾）制，但平民百姓则只能一夫一妻。
“妻者，齐也，与夫齐体。”古代“一妻”即指嫡妻，只允许有一个，这主要取决于宗法观念重视嫡庶之别。假若嫡庶无别，嫡长子继承制便无法维持，整个宗法社会难免陷入混乱。
不过，嫡妻虽只允许有一个，但自人类社会转入父系氏族后，社会与政治活动的中心已经是围绕父权而展开，即使在在家庭中男子也处于主宰的地位。
这样一来，男子拥有父权和夫权，女子的权利却是十分有限，因此在贵族家庭里其实并非一男一女结为夫妻，而是男子以各种名义占有除正妻外多个女子，并使之制度化。
于是，中国古代妾的称谓就名目繁多。据《礼记·曲礼》载：“天子有后，有夫人，有世妇，有嫔，有妾”，“公侯有夫人，有世妇，有妻，有妾”，即所谓的“后宫三千佳丽”。
再次，同姓不婚。相传这习俗源于周族与姜姓族、姞姓族、任姓族、姒姓族等的联姻。在此基础上，周人将族外婚制下的同姓不婚原则，提升到礼制规范的高度加以强调，从而形成同姓不婚制度。据《魏书·高祖纪》载：“夏殷不嫌一姓之婚，周制始绝同姓之娶。”《礼记·大传》也云：“虽百世而婚姻不通者，周道然也。”可见，同姓之间虽历百世而不能通婚的制度，是周有别于夏商的、周人有特色的婚姻制度。
实际上，人们在实践中逐渐懂得男女同姓，血缘关系过近，结婚生育易导致子女后代在质量和数量的低劣。
不管如何，同姓不婚制度是法律制度上的一大进步，它体现西周时期人们对科学的认识和接受，对后世产生重大的积极影响。
再次，广泛实行嫡长子继承制。皇帝、贵族的王位、身份、地位和财产均由其嫡长子继承，这是西周奴隶制时期继承关系的核心。
实际上，与周王朝建立前相比，嫡庶妻等级婚制有新的发展或出现了新的功能，即嫡庶妻所产生的嫡庶子可以用以建构嫡长子继承制和余子分封制。
余子受封，必须另立新宗，即“致邑立宗。”“氏”，即新立宗之称。《左传·隐公八年》载，“天子建德，因生以赐姓，胙之土而命之氏。”余子另立新氏，成为受封之地的大宗，意味着阻隔了与所出氏集团在血缘关系，无权再继承王位或君位了。
周宣王曾想立鲁武公的小儿子为鲁国的继承人，结果遭到大臣们的坚决反对。史载：“鲁武公以括与戏见王，王立戏，樊仲山父谏曰：不可立也……夫下事上，少事长，所以为顺也。今天子立诸侯而建其少，是教逆也。……王卒立之。鲁侯归而卒，及鲁人杀懿公而立伯御。”
可知，嫡长子继承制已深入人心，即便周王之命也无法改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