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的赋税制度变化较大，从唐朝初年的租庸调制到唐朝中期的两税法，标志着中国封建社会的赋税政策由原本的“以丁身为本”过渡至“以资产为宗”。
唐朝建立之初，在北魏到隋朝以均田制为基础，制定、实行了租庸调制。它主要课税形式分三种：“租”，指农民以课税形势向封建国家所缴纳的实物地租，“调”，对农村家庭手工业剩余生产物的课征，“庸”，人民对封建国家应服的劳役，各种税种的征收时间按，征税客体，征税次数都有所不同。
实际上，租庸调的课税以人丁为本，按丁受田，按田征税。核心为有田就有租，有身就有庸，有户就有调。
不过，这里的“丁口”还是有相关规定的。据《食货志》中载的唐制规定：“自王公以下，皆有永业田。太皇太后、皇太后、皇后缌麻以上亲，内命妇一品以上亲，郡王及五品以上祖父兄弟，职事、勋官三品以上有封者若县男父子，国子、太学、四门学生、俊士，孝子、顺孙、义夫、节妇同籍者，皆免课役。凡主户内有课口者为课户。若老及男废疾、笃疾、寡妻妾、部曲、客女、奴婢及视九品以上官，不课。”
可见，这里面还是有很强的操作性的，但是通过各种方式使课口转为不课口，这样一来就会减少赋役的收入。
按照租庸调制制定之初的规定：每丁每年向国家输粟２石，为租；输绢２丈、绵３两（或布２丈４尺、麻３斤），为调；服役２０日，称正役，不役者每日纳绢３尺（或布３．６尺），为庸。如果因事增加派役，则以所增日数抵除租调，“旬有五日免其调，三旬则租调俱免”，并限定所增日数与正役合计不得超过５０日。
与前朝历代均田制相比，唐初租调负担比前代有所减轻，并订有水旱灾减课办法，如遇有水旱虫霜为灾，十分损四分损七以上，则课役俱免，在服役与纳绢之间具有一定灵活性。
不难看出，租庸调其实就是一种由中央统收统支的财政体制。中央与地方协调有一定的分配方式及程序为：在中央统一征收税率、征收方式下，地方官府按期完税、纲典上供、转运输税。地方各级的开支，如官吏俸禄、行政开支、军队供应、水利河工等，则由地方造册申报，按中央批准之数，在应上交粮物中扣留。其余的钱物则按中央规定，或运送中央，或递送边防，或贮库备边等。
因此，在当时历史条件下，实施租庸调制，有利于农民乐于耕种土地，调动其生产积极性，促进农业生产发展。
在这一制度下，农民自可安居乐业，加上唐朝初年没有茶税、酒禁，对待商业的政策也很优惠，因此这些都为盛唐经济的繁荣、国力的强盛，提供最佳的政策集成效应。
尽管在实施过程中，租庸调制有很强的稳定性，可防止负责赋税征缴的官员利用职权随意操作收费标准，但是，一旦社会经济态势出现变化，租庸调制无法及时作出相应的调整，会导致贫富差距越来越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