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魏均田制，可以说是中国土地史上的一个里程碑。早在东汉建安九年（公元２０４年），曹操就下令“田租亩四升，户出绢二匹，绵二斤”。西晋在颁布占田、课田令的同时也规定征收租税数额，即丁男为户主的，每户每年缴纳绢二匹，绵三斤；妇女或次丁男为户主的，减半；边远地区减征三分之一或三分之二。
可见，“均田制”前承井田制、限田制以及占田制之意，后启隋唐均田制，存在近三百年，是自秦朝废井田后最重要的一次土地制度的变革。
关于“均田制”的起源，据《魏书》卷５３《李安世传》记载，其中记载有李安世的一篇奏疏。奏疏从州郡百姓“因年俭流移”起，描述到北魏实行“三长制”后流离者陆续返乡，而返乡后却又为无地可耕而困顿，接着提出解决问题的思想原理以及方法：
“盖欲使土不旷功，民罔游力，雄擅之家，不独膏腴之美；单陋之夫，亦有顷亩之分。所以恤彼贫微，抑兹贪欲，同富约之不均，一齐民于编户。”“今虽桑井难复，宜更均量，审其径术，令分艺有准，力业相称，细民获资生之利，豪右靡余地之盈。”
按《魏书》所载，李安世的主张内容有：一不触动当前土地占有情况，即“所争之田，……悉属今主”。二将无主土地均给无田、少田人，即“宜更均量，审其经术，令分艺有准，力业相称”。使“土不旷功，民罔游力，雄擅之家，不独膏腴之美，单陋之夫，亦有顷亩之分”。
北魏推行均田制，有其深刻背景。当时北魏统一北方，结束十六国时期分裂割据、战祸连年的局面后，社会经济衰败、农业凋敝，战乱时期形成的大批官田荒地。
出于巩固国家统治,增加国家赋税收入,缓和社会矛盾的衡量,握政权的拓跋鲜卑民族推行并实施均田制。
据《魏书食货志》记载，均田令主要内容为：
诸男夫十五以上，受露田四十亩，妇人二十亩，奴婢依良；丁牛一头受田三十亩，限四牛；所受之田率倍之，三易之田再倍之，以供耕作及还受之盈缩。诸民年及课则受田，老免及身没还田；奴婢、牛随有无以还受；诸桑田不在还受之限，但通入倍田分；于分虽盈，没则还田，不得以充露田之数，不足者以露田充倍。诸初受田者，男夫一人给田二十亩，课莳余，种桑五十树，枣五株，榆三根；非桑之土，夫给一亩，依法课莳榆、枣。
奴各依良；限三年种毕，不毕，夺其不毕之地；于桑榆地分杂莳余果及多种桑榆者不禁。诸应还之田，不得种桑、榆、枣、果，种者以违论，地入还分。诸桑田皆为世业，身终不还，恒从见口；有盈者无受无还，不足者受种如法；盈者得卖其盈，不足者得买所不足；不得卖其分，亦不得买过所足。诸宰民之官，各随地给公田。刺史十五顷，太守十顷，治中别驾各八顷，县令、郡丞各六顷；更相代付；卖者坐如律。
从以上可知，其主要的土地类别有露田、倍田、桑田、麻田、公田（俸田）。对于不同土地有不同规定，并由此影响到该土地的性质。
后来，由于均田制的实施，赋税制度又把田租和人头税合并，逐渐演变为以户为征收单位的“户调制”。
北魏孝文帝时，规定一夫一妇的均田户，每年向国家缴纳户调帛一匹，栗二石，随乡土所产还要缴纳丝麻等物，此外还要为国家服谣役。
至于均田制实施的情况，据西魏大统十三年（５４７年）敦煌籍帐文书《瓜州效榖郡？计账》有相关记载。
该文书分Ａ、Ｂ两类：Ａ为由九户独立的民户构成的户籍，登记户主和家庭成员的姓名、年龄、身份及受田和课税额度等内容；Ｂ为是由若干组民户的合籍构成，共有三十三户，没有家庭成员的姓名，仅登记户、口之数量、类别、身份和课税额度，以及个别受田情况和总的受田额度等内容。
不过，在均田政策的执行中,传统社会组织中的各种力量开始抵制国家推行的制度,使得北魏政府执行的均田制既难以贯彻,甚至被扭曲,土地制度有逐渐回到保护原有的大地主的利益路径上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