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的背景
由于资源配置的路径不同，区域发展在我国与在国外有着明显区别。我国的区域发展战略，须考虑空间管理体制上的格局，政府和市场如何发挥作用等因素，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正是遵循这样的原则。
京津冀区域又被喻为“首都经济圈”，以北京、天津为核心，并包括了河北省内的其他城市，三方的“协同发展”历史最早可以追溯到上世纪80年代。
1981年编制的《京津唐地区国土规划》，是政府部门研究京津冀一体化的开端，规划涵盖的范围包括北京、天津和唐山。
几乎与此同时，20世纪80年代以广州和深圳为代表的珠三角地区、以上海为代表的长三角地区，也开启了协同发展，并壮大成为全国瞩目的增长极，对于我国经济起到了巨大的促进作用。
反观京津冀地区，从经济发展活跃度和区域整合收益，其协同发展效应是要落后于其他两个城市群的，仅以GDP为例，2013年京津冀国民生产总值只有长三角地区的57%。
京津冀地区作为我国北部最大的区域经济体，其发展潜力和实际发展效果之间，却存在着巨大差异，改革者曾不止一次尝试将京津冀紧密联系在一起，期望三地共同发展，然而现实却难及预期。
北京迅速聚集产业，越来越强，一家独大，但先前引入的许多大项目，并不符合首都的功能定位，因而，京津冀协同发展的“牛鼻子”，主要是围绕北京非首都功能的疏解。
北京、天津不断集聚优质资源，而河北与京津之间却出现了断崖式差距。
2005年亚洲开发银行所做的《河北省经济发展战略研究》报告中指出，“河北省与京津接壤的3798个贫困村、32个贫困县形成了‘环京津贫困带’，贫困人口达到272.6万”。
而且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快速推进，我国许多大城市都面临着资源短缺、环境污染、人口膨胀、交通拥堵等一系列问题。从2013年以来，京津冀地区频发的严重雾霾天气，也引起了中央政府对京津冀协同的高度关注。
据环境保护部发布的2013年重点区域空气质量状况，京津冀13个城市中，有7个城市都排在污染最重的城市前10位，并且均在河北省。由于京津两市周边均为河北省所包围，而大气的广域性、整体性特点又使得相邻地区的环境状况可以互相影响。
因此，京津两市仅通过调整自身燃料结构缓解大气污染的作用是极其有限的。如果无法做到整个区域的协同，特别是与以钢铁行业为主导的河北省合作，那么区域内的空气质量改善将难以推进。
此外，三地受到行政区划藩篱的阻隔，地方政府各有各的目标和行动，而仅靠自发协调是有难度的，所以需要中央政府出来解决三地协同发展的问题。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2013年5月，总书记在天津调研时提出，要谱写新时期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京津“双城记”。同年8月，在北戴河主持研究河北发展问题时，总书记再一次提出要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
2014年，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一带一路”战略和长江经济带战略一道上升为国家战略，到现在，已经走过近7年的时间。
那么，上升为国家战略的京津冀地区，是否突破了此前的困局，现在发展状况又如何？
协同发展的迷局
从GDP总量来看，在2014年，京津冀三地的GDP总量为6.7亿元，长三角城市群为12.67万亿元。
而到了2020年，京津冀地区生产总值为8.6万亿元，占全国的比重为8.5%；长三角城市群2020年GDP总量则为20.7亿，占全国的比重达20%。京津冀地区与长三角地区经济总量差距日渐扩大，近年来长三角城市群的地区聚集、带动效应更为明显。
此外，京津冀的人均GDP也低于长三角和珠三角。可以说，在我国三大城市群中，京津冀的总体经济实力相对较弱，经济联系与协作程度较低。
京津冀的协同发展，与珠三角、长三角有何不同？
首要不同就是政治因素。
北京市是我国的首都，首都特殊的政治地位，使其他经济和社会的问题都处于从属地位，从这个角度看京津冀协同发展，便能理解为何京与津冀之间的关系，并不像长三角、珠三角的城市之间简单。
京津冀三地表面看是京津冀三方的关系，实际上是包含了中央政府在内的“三地四方”的关系。
首先，三省市都受中央政府的统一指挥，而北京市既是独立的直辖市，又是中央政府的所在地，这意味着，北京既需要承担作为一个独立城市的发展角色，又需要做好服务于中央的角色。
过去，在计划经济体制条件下，城市发展的最大力量来自于各种资源的支持，而中央则以最大的权力、最大的程度控制着各种资源。
作为中央所在地的首都，北京区位优势自然是最明显，理所当然的最先得到了有力支持，集合了大量的政治、社会、经济职能，也汇聚了各方资源，金融、文化等高端产业纷纷聚集。
现在，北京的经济不仅是京津冀地区当之无愧的龙头，GDP在全国也高居第二位，人均GDP远远超过了其他区域城市。
在区域发展差距方面，除开龙头北京，天津市近几年虽然有些衰落，但是在全国排名中仍在第11位，GDP总量也远高于区域内其他城市。
目前来看，较为突出的问题仍然是京津与冀之间的差距矛盾。
在空间极化效应的作用下，北京、天津因为优势明显，不断摄取更多的优质资源，而导致河北和京津之间出现了断崖式的差距。近几年，河北省总体表现不佳，11个地级市中仅唐山超过了7000亿，仅为天津市经济总量的一半。
空间极化是市场规律决定的，长三角和珠三角也有空间极化的阶段，但在京津冀，政治因素和市场因素交织，使极化的过程加剧，矛盾也更为明显。
此外，不同于长三角地区各城市间产业结构较为相近、发展渐次性特征，京津冀地区内部发展差距较大，城市产业结构相差悬殊，产业竞争力也不同。
从产业结构角度来看，北京市的第三产业在三大产业中所占比重最大，早在2013年已经达到76.9%，进入到“退二进三的后工业化阶段”。2020年，北京市服务业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达到了83.8%。
对比而言，天津市的三产占比从2013年的48.1%发展为2020的64.4%。2013年，河北省二产占比为52.2%，三产为35.5%；到2020年，则调整为第二产业占比37.6%，第三产业51.7%。
虽然存在差异，但总体来看，京津冀地区产业结构是在不断改善的。
而其中，北京的产业优势主要集中在科技和现代服务业，且均处于产业链的高端。
天津则由以石化、钢铁等传统制造业向装备制造、电子信息、航空航天、新能源新材料等战略新兴产业过渡，处于产业链的中端。
而河北除个别地区外，在制造业和服务业中处于产业链的中低端，且优势产业中以高能耗、高污染、低附加值的传统产业居多。
需要注意的是，通常经典的产业转移理论认为，两地间的产业发展差距越大，产业势能就越大，也就越容易发生产业间的转移。
但在实际经济发展中，产业转移相关理论有着很大的条件局限性，特别是在长三角和京津冀的对比中，结果则正好相反。一些其他因素，如接受地的人力资本水平、政府管理水平甚至行政效率等多种因素都会对产业转移产生重要影响。
京津冀三者间产业结构差异大，产业的相互依赖性和上下游关联性较少，无法深入产业互动，也很难通过产业协作与融合达到利益互惠。而协作利益的缺失，又进一步限制了京津冀之间协同发展的基础。
河北的大局观，首都的护城河
京津冀协同发展近7年来，河北省的GDP总量在全国的位次从第6位，下降到了2020年的12名，而人均GDP也跌为全国倒数第六。
此前，河北省引以为豪的产业是第二产业。作为我国钢铁产量最多的省份，河北一省的钢铁产量，就占世界近八分之一，所以也常有“世界钢铁产量第一是中国，第二是河北，第三是唐山”的调侃。
近年来，在产能过剩和环境保护的双重压力下，河北省艰难地进行着产业的转型升级。京津冀内部的发展差距在上文已经提到了，而近年来经济发展并不如意的河北省，背后其实有着更为复杂的因素。
河北地处京畿要地，内守京津，外环渤海，区位特殊，是进出交通枢纽北京的要道，也是京城通往外地的门户。
熟悉河北的读者都知道，河北的定位之一就是首都的政治“护城河”，对北京，河北向来是“有求必应”。
在京津冀之间不平等的经济和政治地位背景下，保卫北京，天津和河北都须以此作为前提，涉及到产业的发展、资源的供应、环境的保护等多方面，而河北省作为三方中最“弱势”的行政区域，默默做出了较大的牺牲。
以前些年的淡水资源为例，河北省的人均水资源占有量仅为307立方米，只有全国平均水平的1/7，也属于严重缺水的省份之一。而仅2013年，河北省就曾向北京供水4.11亿立方米，向天津供水5.51亿立方米。
虽然京津两市对河北省的调水给予了一些补贴，但作为水源地，面临着高要求的生态质量，着对河北省的产业发展也提出了严格限制。
据统计，“十一五”以来，为了保证向京津供应纯净的水，承德相继取缔了企业1410家，禁上项目2014个，年直接减少利税50多亿元，这也使得河北省本已落后地区的发展更加举步维艰。
同样的分析逻辑，也可以用于在北京对于PM2.5的极度担忧下，河北为了提高区域空气质量所做出的牺牲与努力。
由于北京和天津的周边均为河北省，在水、环境保护等自然资源甚至是维稳等社会问题上，河北省都是京津最重要的屏障和保障。
直到现在，河北仍在环保压力的约束下艰辛地进行着产业转型，河北部分农村的人们仍在清洁煤的高价下忍受寒冬。
在交通运输方面，河北省的铁路线路规划也以首都的交通需求为重，此前河北省内多地间的互联互通并不便利。
其实北京也有针对河北的投资和产业转移，但主要是围绕着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的方向进行的，而且在差异化的政治定位下，北京的决策可以较少考虑津冀的利益而独立地决定和存在，而反之则不能。
简单来说，就是首都北京在政治和资源配置上优先权的存在，使得短期内京津冀协同发展的困局很难发生有效的改善。
而经济总量排名下降的背后，是河北省作为首都护城河的付出，也是京津冀协同发展困局中的河北之困。
如何破解坤困局？
相对于协同发展水平较高的珠三角及长三角地区，京津冀地区的市场化发展程度明显较低，市场力量发展较为滞后，国有经济仍然掌握着主导力量，国有企业比重太高，结果就是转型难、产业转移也难。
相对于强势的国有企业，京津冀地区，特别是天津和河北省的民营经济，发展则较为迟缓，知名的大型民营企业相对较少，其市场力量还不足以打破区域之间利益分割的限制，资金、技术、信息等生产要素也难以形成自由流动的区域市场。
同时，京津冀区域内的经济行为带有明显的政府行为特征，政府对企业的控制力较强，对产业发展首先考虑的是行政区的利益最大化。而京津冀三地如果要长期协调发展，不可能是政策和行政压力的人为结果，需要尊重市场化的选择。
在当前政府看得见的手和市场看不见的手的都倾向于首都的情形下，优质资源和要素都急剧地朝北京单向流动。
“虹吸效应”将大量京津冀资源聚集在北京以促进自身发展，抑制了北京对津冀地区的辐射效应，北京对津冀地区的“溢出效应”也不明显，导致了地区经济发展不均衡现象显著。
而京津冀地区资源分布不均、资源共享程度不足的重要原因之一是缺乏有效的资源整合机制。因此，建立资源整合机制，实现资源有效配置和资源共享是缩小三地发展差距的有效途径。
资源整合是一个对资源利用和重新配置的过程，通过对区域范围内不同类型的资源进行识别、汲取和融合，实施资源整合策略，加强区域内各类资源间的组织和协调，以实现资源的高效利用，促进区域整体发展水平的提高。
在推进三地利益协调机制的构建中，首先要建立利益表达机制，要让地方政府、企业、居民以及各种社会组织等非政府力量有渠道、有机会表达他们各自的意愿和利益诉求。
特别是要高度重视已经处于弱势一方（如河北省）的利益表达和诉求，让河北省不只是在“首都护城河”的称谓下默默牺牲。
在各方有效的利益表达基础上，还应建立和完善事前分配与事后协调相结合的区域利益分配机制。
例如，河北省为了京津的环境可持续发展，做了大量的牺牲，京津应探索建立“利益补偿机制”，并通过产业帮扶、人员培训、产业合作等形式加大补偿力度。
尽管京津冀协同发展得到了中央的高度关注，众多媒体和舆论也纷纷进行深入分析和探讨，三地政府之间也签订了多份加强合作的协议和文件，但当前京津冀协同发展面临的众多挑战并不易解。
例如，产业结构差异明显、难以形成产业良性互动；发展差距过大、促使要素单向流动；缺乏协同治理机制，协同发展陷入困局等。
如何在现有国情条件下，发挥好政府和市场的作用，找到破解以上难题的良方，将是京津冀地区的一个长期宏伟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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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省统计局：《河北省2020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https://www.hetj.gov.cn/hetj/app/tjgb/101611739068563.html
天津市统计局：《2020年天津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https://www.tj.gov.cn/sq/tjgb/202103/t20210315_5384328.html
北京市统计局：《北京市2020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https://www.beijing.gov.cn/zhengce/gfxwj/sj/202103/t20210312_2305538.html
薄文广,陈飞.京津冀协同发展:挑战与困境[J].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01):110-118.
张鹏飞,王晓苹,刘学敏,王玉海.基于城市创新的京津冀城市群资源整合探索[J].资源开发与市场,2021,37(03):327-332+371.
薛维君.河北省发展战略前沿报告[J].经济论坛,2005(02):13-16.
《财经》杂志：如何破解京津冀迷局？https://www.jiemian.com/article/3179974.html
搜狐财经：《李铁：把脉京津冀一体化》https://business.sohu.com/20140331/n397474515.shtml
文章用图：图虫创意
本回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