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国家选拔“公务员”的一项制度，科举并不是选拔“著名文学家”，而是选拔优秀的治国理政人才。这就造成了士林人格的两重性，尤其是状元，首先应该是政治的，然后才是文化性情的。如果错位，对国家而言是“事故”，对状元个人而言就是“故事”。
延续了一千三百余年的科举取士制度，是中国政治文化的图腾。而状元，则是士林奉为圭臬的主流价值地标。十年寒窗甚至一生搏杀，就是为了功名二字。家喻户晓的“范进中举”故事，虽是小说，却说尽了士林科举之路的艰辛。且看晚清苏州府元和县县试第一名的试卷，这只是考秀才的第一步，题目叫《并坐不横肱》，若没有应试“制艺”基础，还真无从落笔。秀才、举人尚且如此，何况进士，更遑论状元。状元裹挟了士林“求售”或“立功”的诸多人生诉求，所谓“金榜题名时，洞房花烛夜”被视为幸福的最高境界，“落难公子中状元，私订终身后花园”则成为士林文化价值取向的最高梦想。
作为国家选拔“公务员”的一项制度，科举并不是选拔“著名文学家”，而是选拔优秀的治国理政人才。这就造成了士林人格的两重性，尤其是状元，首先应该是政治的，然后才是文化性情的。如果错位，对国家而言是“事故”，对状元个人而言就是“故事”。下面就来说点与正史不同语境的状元故事。
首先出场的是弘治三年（1490）状元钱福，《明史》里连个本传都没有，来看其他史料中的钱福简历：
钱福（号鹤滩，1461—1504），华亭人（今上海）。弘治庚戌科（即弘治三年，1490）会试第一、廷试第一，钦点状元。小时候，钱福得了一种奇怪无比的毛病，差点送命。不久，其父做了一个梦，有人对他说：“你儿子就是吴宽哪！”吴宽是成化八年（1472）状元，官一直做到了礼部尚书。据说钱父做梦时，吴宽还没有高中。后来，钱福与吴宽竟同年去世。笔记里就是喜欢记些“怪事”吸引眼球。比钱状元稍晚的陈洪谟（1474—1555）点评说：“（钱福）为人落魄，不自珍重”，结果“以行检不立，考察作有疾黜退”。
钱福的前半段科举人生真的和苏州人吴宽很相似，但人生的下半场却大相径庭，问题大概就出在“行检不立”上。冯梦龙《古今谭概》有钱福轶事一条：
钱鹤滩（福）已归田。有客言江都张妓动人，公速治装访之。既至，已属盐贾。公即往叩，贾重其才名，立日请饮。公就酒语求见。贾出妓，衣裳缟素，皎若秋月，复令妓出白绫帕请留新句。公即题云：“淡罗衫子淡罗裙，淡扫蛾眉淡点唇。可惜一身都是淡，如何嫁了卖盐人？”
褚人获《坚瓠集》也收录了这条笔记。听到外地有位美姝，已经退休的钱福竟立马打扮一新奔去求见，士林中可能看作是“性情”，而在道统看来就是“老不正经”了。这首诗打的是油，写的是盐，搅翻的是醋，真有“文化”。但卖弄的是才情，丢掉的却是状元声誉。可见当时对士林性情的评判明显因位置不同而有不同标准。
第二位出场的状元叫康海（字德涵，号对山，1475—1541），康海的名气比钱福要大得多。他不仅是弘治十五年（1502）状元，还是明代“前七子”之一，创立了自己的文学流派。《明史·康海传》只有几行字，如果把他看作著名文学家显然是远不够的，但正史把他当状元来评价，仅给几行字，说明康状元是国家的一个政治“事故”。
康海是武功人（今陕西武功），与太监刘瑾算是陕西老乡。尽管《明史》本传上说“（刘瑾）慕其才，欲招致之，海不肯往”。但与这样一个臭名昭著的弄权太监同乡，终究要弄出是非来。《明史》本传接着写道，同为“前七子”的大名士李梦阳因直言下狱，写了张纸条让人带给康海，上书“对山救我”。康海为救朋友，无奈去找刘瑾。“瑾大喜，为倒屣迎。”这是个相当隆重的动作。第二天，李梦阳就被释放了。可见刘瑾对康海确实很看重。
士林讲究人品，而政治只有输赢。康海为朋友两肋插刀，彰显了书生性情，却因此卷入了政治斗争。随着刘瑾倒台，康状元的政治生命也画上了句号。
作为状元的康海死了，但作为文化人的康海变本加厉地活了下去。《明史》本传记述道：
（从此）挟声伎酣饮，制乐造歌曲，自比俳优，以寄其怫郁。九思尝重赀购乐工学琵琶。海搊弹尤善。后人传相仿效，大雅之道微矣。
喝酒买醉，沉湎声色，还干起了乐工的勾当，以此消解心中郁闷。九思即王九思（字敬夫），康海的老乡，弘治九年（1496）进士。也因刘瑾案牵连被勒令退休。正史的后两句点评分量相当重，几乎把后来士风式微归结到康海身上了。
何良俊《四友斋丛说》记了康海一条：
康对山常与妓女同跨一蹇驴，令从人赍琵琶自随。游行道中，傲然不屑。
名士妓女共骑一头驴，驴还是瘸腿的，小厮抱个琵琶跟在后面跑，场面确实够招摇的。《古今谭概》等多种笔记收录了这段轶事，可见影响之大。
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有“康修撰海”传略一篇，比《明史》详尽多了，不仅记录了康海为救李梦阳与刘瑾的对话，而且还记述了康海罢归后声伎之外的一段轶事。有一天，杨廷仪去看望康海。杨廷仪是下面马上出场的状元杨慎的叔叔、杨廷和的弟弟，兵部侍郎。老友相见，康海又是劝酒，又是琵琶表演助兴，场面十分欢快。杨廷仪见机就劝了康海几句，来看看：
杨言：“家兄在内阁，殊想念，何不以尺书通问？”德涵发怒，掷琵琶撞之。杨走，追而骂曰：“吾岂效王维，假作伶人，借琵琶讨官做耶？”
人家毫无恶意，而是出于好心的朋友之言，却引起当事人大发脾气。康海这样的做派，已不是为了消解块垒，而完全像一头受伤的敏感小鹿，不仅状元形象荡然无存，作为文化人的方寸也已大乱。钱谦益因此还惋惜了几句，说康海本来有“经世之才”，吟诗作文无非是业余爱好而已。弄成这副模样，都是政治惹的祸啊。
第三位出场的状元叫杨慎（字用修，1488—1559），《明史》有传，还不短，但说的都是政治。这里先来看《古今谭概》的一条轶事：
杨用修在泸州，常醉，胡粉傅面，作双丫髻，插花，门生舁之，诸伎捧觞，游行城市，了不为怍。
做派简直比康海还要啰唣。那是因为，杨慎卷入的政治漩涡直接是皇帝搅动的。
杨慎是明中叶著名政治人物杨廷和（《明史》有传）的儿子，正德六年（1511），年仅二十四岁就高中状元。据《明史·杨慎传》载，杨慎卷入的政治斗争比康海复杂得多，不仅牵连到他父辈的恩怨，还直接牵扯到皇帝。嘉靖皇帝因为“议礼之争”时杨氏父子都不支持他，所以一直怀恨在心，杨慎都被戍边了，还时不时地被皇帝“关心”着，冷不丁要“惦记”一下。幸亏朝臣帮忙，每次都含糊回答皇帝“杨慎年纪大了，又有疾病在身，掀不起什么风浪了”，嘉靖这才稍稍解气。而杨慎则心灰意冷，“益纵酒自放”。
一位本来可以施展更多才华的状元郎，就此在声伎买醉中了此一生。嘉靖三十八年（1559）七月，杨慎去世，享年七十二岁。大清入主中原，采取了文化怀柔政策，连续开科取士，广揽人才，晚明江南士林结社、交游、选花榜的时尚也被延续了一阵，名士悦倾城的风流故事也就不断上演。钮琇《觚剩》、顾公燮《丹午笔记》等都记述了家住苏州南园的名姬蒋四娘的故事，她嫁的名士是顺治四年（1647）状元、武进人吕宫（字长音，1603—1664）。但蒋四娘不愿一辈子做笼中的“金丝鸟”，进京不久就回到家乡，继续过她的快活日子。
从《清史稿·吕宫传》看，吕状元这位江南名士虽“文章简明，气度闲雅”，但实在政绩平平，只有他和蒋姬的短暂同居传递出不同于正史叙事的信息，这应是明清之际士林真实的日常生活图景。
《觚剩》《丹午笔记》的文字几乎一样，从作者生活的年代看，应该是顾公燮摘抄钮琇的笔记。但两人于清初都相去不远，也可能“状元娶名姬”的故事在当时广为流传。来看钮琇的记述：
吴门有名妓蒋四娘者，小字双双，媚姿艳冶，儇态轻盈，琴精弈妙，复善谈谑。花月之筵，坐无双双，不足以罄客欢也。毗陵吕状元苍臣遇于席，一见倾悦，以千金买之，携至京师，扃置花市画楼，穷极珍绮，以资服馔，自谓玉堂金屋，称人间佳配。而双双以为琼盎芙蓉，雕笼鹦鹉，动而触隅，非意所适。
一位活泼中带着艳冶、琴棋皆通的苏州名姬形象呼之欲出。饭桌上有了蒋四娘，所有客人才能尽兴。吕状元就因一次吃饭时的偶遇而对四娘一见钟情。吕宫官做得尔尔，银子却不少，一掷千金，抱得美人归。专门建了豪华住宅，自以为郎才女貌、人间绝配。可四娘却不这么想，她甚至很讨厌住所里繁华的装饰，矛盾还在后面。
顺治十一年（1654）大年夜，吕状元全家一起吃团圆饭。吕宫拿出一旧一新两只家藏玉杯喝酒，他把其中祖传的那只斟满酒给四娘，说：“这是我家的镇家之宝，敬你一杯。”不料四娘偏要那只新的，把镇家之宝还给吕宫说：“君虽念旧，妾自怀新。”大过年的，话中有话，吕宫当然听得明白，心里很不痛快。第二年就把蒋四娘“放归吴门”。不能不说，江南才子就是真性情。
离开状元府的蒋四娘就像逃出樊笼的小鸟，心里有说不出的轻松。她回到家乡苏州，在南园建了一座庭院式的住所，重新开张营业。昆山有位姓徐的书生，是四娘的老相识，听说四娘回苏，特地坐船找上门来。四娘请徐公子喝茶聊天。徐公子说：“四娘已作状元妇，为啥不好好生个状元儿，却回来重操旧业？”四娘的回答水平太高，简直就是人性自由解放的宣言。为了不破坏文言汉语的美妙韵律，还是直接摘录如下，文字还比较顺畅：
“人言嫁逐鸡犬，不如得富贵婿。我谓不然，譬如置铜山宝林于前，与之齐眉举案，悬玉带金鱼于侧，与之比肩偕老，既乏风流之趣，又鲜宴笑之欢，则富贵婿犹鸡犬也，又奚恋乎！尝忆从吕君于都下时，泉石莫由怡目，丝竹无以娱心。每当深闺昼掩，长日如年。玉宇无尘，凉蟾照夜，徙倚曲栏之间，怅望广庭之内，寂寂跫音，忽焉肠断。此时，若有一二才鬼从空而坠，亦拥之为无价宝矣。人寿几何，难逢仙偶。非脱此苦海，今日安得与君坐对也？”
最后一句，四娘简直太机智了：“我要是不赶紧脱离这样的‘苦海’，现在哪有机会和您徐公子坐在南园喝茶聊天啊！”徐公子大笑而别。
文化底蕴是一个漫长累积的过程，仅从文化传播的视角看，这真是一个全民娱乐至死的时代。
本文摘自《浮世悲欢：明清笔记小说中的士林冶游生活》（作者简雄），图源网络，图文版权归原作者所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