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立日是美国人吃烧烤、放鞭炮的日子，也是他们回顾打败强大的大英帝国是多么了不起的日子。当然，那些强大的英国人，对这件事本身也有自己的看法，在一个以其新闻自由和君主立宪制而自豪的国家里，人们的看法也不尽相同。虽然有些人，比如伟大的智者和词典编纂者塞缪尔·约翰逊（Samuel Johnson），对美国人的不满，但另一些人，比如保守派思想家埃德蒙·伯克（Edmund Burke），却出人意料地表示同情。然后是乔治三世，似乎陷入了自己无法控制的事情中，只能沮丧地看着事情的发展。
这里摘录了一些引语，展示了英国人对美国独立斗争的各种反应，而这些反应正是来自殖民者所面对的人。
亚当·斯密：“他们不太可能会自愿屈服于我们”
伟大的苏格兰经济学家亚当·斯密（Adam Smith）在其1776年的杰作《国富论》（The Wealth of Nations）中，讨论了当时刚刚兴起的革命。史密斯怀疑英国会不战而退，怀疑英国会赢得那场战争。
他还预言了美国独立后会发生的大事：
他们不太可能会自愿服从我们。我们应该考虑到，迫使他们这样做所必须付出的鲜血，不是那些已经成为同胞的人的鲜血，就是那些我们希望成为同胞的人的鲜血。那些自以为在事态发展的情况下，我们的殖民地将很容易仅用武力征服的人，是非常软弱的。现在主持他们所谓的“大陆会议”决议的人们，此刻感到自己具有某种程度的重要性，而这种重要性，也许是欧洲最伟大的会议所感受不到的。从店主、商人和律师，他们成为政治家和立法者，并发明一种新的政府广泛的帝国，而且似乎很有可能成为世界上最伟大和最强大的帝国之一。
康沃利斯勋爵：“我很遗憾地通知阁下，我已被迫投降”
1781年，在弗吉尼亚指挥军队的康沃利斯勋爵发现，自己被美国和法国军队包围，包围三周后，他向乔治·华盛顿和罗尚博伯爵投降。
在给他的上级亨利·克林顿将军的信中，康沃利斯写道：
我很惭愧地通知阁下，我不得不……让我指挥的部队投降。
无论从哪个角度看，美国独立战争都取得了胜利。
罗伯特·彭斯：“华盛顿将军的健康干杯”
这位苏格兰民族诗人，似乎对失败者情有独钟。
美国独立战争胜利几年后，罗伯特·彭斯出席了一个宴会。在为威廉·皮特首相的健康干杯之后，罗伯特·彭斯出人意料地提议“为一个伟大的人——华盛顿将军的健康干杯”。
罗伯特·彭斯在给《伦敦星报》编辑的信中写道：
我敢说，1776年的美国国会将像1688年的英国大会一样，有能力和开明。他们的后代将庆祝他们脱离我们一百周年，就像我们从错误的斯图亚特家族的压迫中解放出来一样。
伯恩斯甚至在1784年写了一首关于美国革命的民谣。
腓特烈·诺斯：“哦，上帝！一切都结束了”
第二代吉尔福德伯爵腓特烈·诺斯（Lord North），在美国独立战争期间几乎担任英国首相，他的政治遗产与美国独立战争密不可分。虽然最初希望和平解决争端，但逐渐采取了强硬路线。在对下议院的讲话中，他说：
美国人给你们的臣民涂上柏油，插上羽毛，烧毁你们的船只，拒绝服从你们的法律和权威。然而，我们的行为是如此的宽宏大量，以至于我们现在有责任采取另一条道路……如果他们否认我们的权威，就会波及所有人。我们必须控制它们或让他们服从。
1781年11月25日，当约克城最终投降的消息传到伦敦时，据说诺斯大声呼喊道：“哦，上帝！一切都结束了。”
约翰·伯戈因（John Burgoyne）：“我们为大英帝国的命运而战”
英国议员约翰·伯戈因虽然同情美国人，但不会支持他们的武装抵抗。他告诉议会：
当我们记住我们是在与兄弟和同胞同胞斗争时，我们也必须记住，我们是在这场危机中，为大英帝国的命运而斗争。
为了这个信念，伯戈因不惜冒险前往美国，指挥军队参加了失败的萨拉托加战役。他的失败使法国相信殖民者是认真的，他们有机会取胜。
伊丽莎白·卡特：“我们应该是一个更聪明、更有道德、更幸福的民族”
古典主义者兼诗人伊丽莎白·卡特（Elizabeth Carter），几十年来一直保持着大量的通信往来，包括18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在她的信中，她偶尔会提到美国独立战争的事件，不过大部分都是顺带一提。总的来说，她的观点是反对战争，但她更同情英国人，尤其是因为她认识的一些人，因为他们的家人都在国外服兵役，担心会收到坏消息。
在美国赢得独立几个月后的1782年的一封信中，卡特写道：
我真的为个人因失去美国而必须承受的痛苦感到悲哀，但我不能像你一样，从公开的角度为之哀叹。即使早在有理由预见分离之前，我就一直认为，如果没有分离，我们会成为一个更聪明、更善良、从而更幸福的民族。我一直希望我们的帝国只限于大不列颠和爱尔兰。一大片超出帝国版图的土地，我相信过去是，将来也永远是祖国的废墟。
塞缪尔·约翰逊：“我们在那些奴役他人的人中间，听到了对自由最响亮的呼喊”
两岸的人们仍然钦佩评论家、散文家和词典编纂者塞缪尔·约翰逊，犀利的智慧和精辟的格言。但是，正如1775年一本名为《税收不是暴政》（Taxation No Tyranny）的小册子所述，约翰逊指责殖民者对英国的指控不仅轻浮，而且虚伪。他在这篇文章中最著名、最严厉的引用指出（并非不公平），那些奴役人类的人抱怨自己的权利受到侵犯，这是很有道理的：
我们被告知，对美国人的服从可能会削弱我们自己的自由。这是一个只有非常有洞察力的政治家，才能预见到的事件。如果奴隶制具有致命的传染性，我们怎么能在黑人的车夫中间，听到最响亮的要求自由的呐喊呢？
他还指责殖民者，对英国在法印战争中，给予他们的帮助忘恩负义：
然而，有点难的是，我们最近为他们的安全进行了战斗和征服，却不再管理他们了。如果在（法国和印度）战争前把他们放走，可能会挽救数百万（财富）。
让我们把我们从法国夺走的东西还给他们，让我们给印第安人武器，教他们纪律，不时鼓励他们去掠夺种植园，因为安全和闲暇是叛乱的源泉。
贺拉斯·沃尔波尔：“我们最好继续抢劫印度”
贺拉斯·沃尔波尔（Horace Walpole）今天以哥特文学之父而闻名：他的《奥特朗托城堡》（1764）基本上奠定了哥特文学的基础。但他同时也是一个对他所处的时代。充满热情和兴趣的评论家。在他对革命的评论中，他表现出尖酸的机智，和对帝国的爱国心的缺乏。
英国人在邦克山取得了代价高昂、惨重的胜利后，沃波尔发表了如下评论：
征服者的损失比被征服者多三倍。后者并不以现代的良好教养为傲，而只把矛头指向他们杀死的大批军官。的确，我们对他们的战斗感到有点失望，这在我们的预料之外……我们最好还是继续抢劫印度群岛，这是一个更有利可图的交易。
埃德蒙·伯克:“"我宁愿没有战争的独立，也不愿有战争的独立”
保守作家埃德蒙·伯克（Edmund Burke）以《法国大革命反思》（Reflections on The Revolution in France）一书闻名于世，在书中，他雄辩地谴责了法国大革命的过度行为。有鉴于此，他对美国殖民者的看法，在很大程度上是同情的，这可能会让一些人感到惊讶。伯克反对与殖民者的冲突，他认为，即使冲突成功，也会不可挽回地损害美国与母国之间的情感纽带。
埃德蒙·伯克在《与美国和解的演讲》（Speech on Conciliation with America，1775）中写道：
让殖民地永远把他们的公民权利，与你们的政府联系在一起吧——他们会紧紧抓住你们，天下没有任何力量能动摇他们的忠诚。但是，我们必须明白，你们的政府可能是一回事，而他们的特权可能是另一回事，这两者可能存在而没有任何相互关系——水泥消失了，凝聚力松懈了，一切都在加速腐烂和解体。
在1777年写给布里斯托尔治安官的信中，伯克阐述了他的信念：
我承认，比起有战争的独立，我更喜欢没有战争的独立。我对人类的倾向和偏见如此信任，而对其他任何东西都不信任，所以我期望从美洲的感情中得到的好处，要比从她对王室和议会的完全服从，以及伴随着她的恐惧、厌恶和憎恶中，得到的好处多十倍。
乔治三世：“美国失去了！我们必须倒在这一打击之下吗？”
不出所料，乔治三世对革命的评论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改变。他曾经表现出的自信和坚定，最终却以听起来近乎绝望的辞职告终。以下是他在18世纪80年代写的一封信的摘录，当时美国的事业刚刚赢得胜利：
美国失去了！我们必须屈服于这一打击之下吗？或者我们有补救的办法吗？这些补救的办法是什么？应该在遥远的土地上寻找，还是我们应该在实行新政策的时候，在国内寻找？
王国的情况是新颖的，治理王国的政策也必须是新颖的，否则既不能适应当前的真正情况，也不能适应未来的可怕情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