告密，向来见不得光。此举虽不犯法理，却难免与私德挂钩。
小说《三国演义》中，便有层出不穷的“告密事件”，成一时之风气。而在历史上，东汉名士却以“重名节而轻生死”著称。因此，很难让人想象，这些自诩“清贵”的读书人，会常用告密手段达到目的。
那么，这些“告密事件”真是罗贯中凭空捏造出来的吗？倘若不是，这些见不得光的告密者，又如何会出现在一个“重名节”的时代呢？
一、小说情节发展的推动力
大略来看，小说《三国演义》中的“告密事件”大大小小加一起，可达三十次左右。按小说120回来算，平均每隔4回，便要出现一次“告密事件”，其主要作用在于：这种“万金油”式的消息传递方式，可以巧妙推动情节的后续发展。
见原著第四回，少帝与何太后困于永安宫，偶见双燕纷飞，遂赋诗一首。尾联所言“何人仗忠义，泄我心中怨”，被董卓“使人探听”到，后者随即以“怨望作诗，杀之有名”为由，毒杀少帝。由此，引出十八路诸侯讨伐董卓。
又见原著第六回，孙坚从洛阳偶得传国玉玺后，“密谕军士勿得泄露”，谁知孙坚麾下一军校，竟连夜密报同乡袁绍。由此，引出袁绍与孙坚交恶，前者连夜给荆州刘表修书，令其截击孙坚，将这头猛虎绞杀。
除此之外，小说中的不少经典桥段，也离不开“告密”的推动。
如关羽过五关、斩六将，途经镇国寺时，全靠一老僧告密，方才反杀卞喜；又如周瑜诱使蒋干偷盗书信，竟然将曹操也骗过，可谓是“反告密”手段的高级运用，令人拍案叫绝。
言至于此，这么多“告密事件”到底有没有历史依据呢？
以蒋干与周瑜旧事为例，见于《三国志·周瑜传》注引《江表传》：“初，曹公闻瑜年少有美才，谓可游说动也，乃密下扬州，遣九江蒋幹往见瑜。……幹还，称瑜雅量高致，非言辞所间。”
按正史记载，蒋干虽劝说周瑜降曹，却始终保持着“君子之义”，也未曾被周瑜诱使偷盗书信。可知小说中所见“告密事件”，多半为罗贯中杜撰。
历史上的诸多事件、战争，其实都有颇为复杂的背景及经过。因此，若小说也如实而录，未免会显得过于复杂和枯燥，无法引起读者的阅读兴趣。反之，用一次告密，就能简化整个事件的逻辑脉络，无疑是极为高明的。
更何况，罗贯中虽杜撰出了一些“告密事件”，却也尊重了时代背景。因为历史上的汉末三国时代，的确存在着一股令人谈之色变的“告密之风”。
二、正史中被忽略的“白”者
三国时代的告密者，有两人较为知名。一位是马超，向刘备告发了彭羕；另一位则是费祎，向刘禅告发了杨仪。这两位被告发之人，最后皆下狱而死。
令人意外的是，虽然马超、费祎都是蜀国人，但三国时代的告密之风，却多集中在魏、吴两国，其中又以曹魏最为盛行。之所以如此，盖因史书中的“白”者容易被忽略掉。
严格来说，“白”只有报告、陈述之意，与“告密”尚有分别。但《三国志》中所见“白”者，却明显指专门向曹操告密的人。诸如崔琰、毛阶、娄圭、杨修等人，几乎每一位被曹操用来“杀鸡儆猴”的名士，都曾被人“白”以旧事。
据《三国志·和恰传》记载：“今言事者白玠，不但谤吾也，乃复为崔琰觖望。此损君臣恩义，妄为死友怨叹，殆不可忍也。”又据《后汉书·杨震传》所附杨修小传：“人有白修与临淄侯植饮醉共载，从司马门出，谤讪鄢陵侯彰，太祖闻之大怒故遂收杀之。”
不难看出，曹操不仅支持告密行为，还总能利用“白”者告密，借机除掉一些不肯与自己合作的清流名士。且值得注意的是，“告密之风”是伴随着曹操权柄的加深，才逐渐盛行开来的。
建安十三年（208年），曹操平定北方，进大汉丞相，“剑履上殿”、“入朝不趋”。此后数年间，曹操又因功受封魏公、进魏王、立宗庙，从而一步步蚕食了汉王朝。
在此期间，曹氏一族的反抗者，如过江之鲫一般，多如牛毛。为此，曹操每次在朝堂上更进一步，不仅需要一场大胜，也须“请”出一位名士赴死。这又是为什么呢？
三、破浮华交会之徒，计有余矣
曹操多次对清流名士动手，源于其“破浮华交会之徒”的政治主张。
东汉以来，凡举孝廉者，要么出身清贵，要么名声显达。虽说世家子弟中不乏有才之士，但从总体上而言，大多数人却是沽名钓誉之辈、有名无才之徒。时民间有谚云：“举秀才，不知书；举孝廉，父别居。寒素清白浊如泥，高第良将怯如鸡 。”
重症需用猛药。为打破这种垄断现象，曹操在掌握有足够权力后，便开始不遗余力地打击清流士族。
政治上，曹操“唯才是举”，拔擢大批寒门子弟入仕；经济上，他大力推行屯田，并提供农具，以鼓励百姓恢复“小农经济”；军事上，曹操又在地方上设立都督制，并派出心腹武将，以统率各路豪族部曲。
而曹操“擅”杀名士，更是他“破浮华交会之徒”的直接表现。
当然，仅凭“白”者告密，仍不算直接证据。只是，曹操早已大权独揽，他想要处理一位名士，仅需一个借口而已。恰好，告密这一行为，又总能恰逢其会地满足曹操的“借口”。
令人不解的是，东汉名士向来“重名节而轻生死”。可向曹操告密的人中，却不乏一些早已倒向曹氏的士族。那么，这些人又为何敢于积极地参与告密活动呢？
究其原因，还在于统治阶级的倾向已发生明显变化。
四、告密者的态度变化
首先要明确的是：为何东汉时期的士族，会如此重视自己的名节？
显然，东汉王朝的“宣传工作”做得很到位，以致于给社会传达出了这么一个信号：就某种程度而言，名气大小可暂时与官职高低划上等号。
名气越大的人，越容易入仕；在入仕以后，也有更大可能担任高位；反之，名声一旦坠落，其人不仅会失去做官资格，更会遭到整个社会的“排挤”。
基于此，哪怕枭雄如曹操、刘备，能臣如荀彧、诸葛亮，也不得不遵守这一“潜规则”。他们在年轻之时“汲汲营营”，只为得到长者“好评”。唯有如此，他们才能在仕途之路上走得更加顺畅。
而东汉年间的多数官员，虽说才干不怎么样，但品行都还算不错。是以，这一时期也就很少出现告密这样的“缺德”事了。
直到曹操掌权后，为“破浮华交会之徒”，他多次颁布“唯才是举”令，并以西汉名臣陈平为例，声称只要有才学者，即便道德上有瑕疵，他也乐于接纳。于是，在大批寒门子弟（或有才无德之人）入仕后，社会风气已经发生了明显变化。
当时，有不少士族已经不以“告密”为耻。相反，他们为了抱上曹氏一族的“大腿”，总是热衷于告密，以此在曹操面前“刷足好感”。
一向有清正之风的北方，就这么被笼罩上了一层“白色恐怖”。曹操此举，到底是对是错，恐怕难有定论。
作者：瀛洲海客校正/编辑：莉莉丝
参考资料：《三国志》《后汉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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