站在无锡南门外的清名桥上，望着桥下缓缓流淌的伯渎河，你怎么也难以想象，这曾经是流淌千年的古运河！悠悠河水、款款码头、混堂巷弄诉说着吴文化的精致与恬静，再也找不到几千年前那个繁忙热闹的漕运景象了。
无锡古运河是京杭大运河的一段，它北接长江，南达太湖，全长四十多公里，纵贯无锡城区。无锡古运河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商末，三千年前，周太王长子泰伯率领民众开凿了伯渎河。历史上吴王阖闾攻楚，夫差北上伐齐，都曾通过这条河，可见这条河当时在交通运输上发挥着重要作用。伯渎河，应该说也是人类历史上最早的运河了，它记载了三千年来漕运风风雨雨的历史。
明清时期天津兴旺的运河漕运景象图 （图源网络）
所谓“漕运”，古代中国说的是通过水道（天然河道或人工挖掘的运河）调运粮食的一种专业运输。运送粮食的目的是供宫廷消费、百官俸禄、军饷支付和民食调剂。这种粮食称漕粮，漕粮的运输称漕运。漕运，是我国历史上一项重要的经济措施。围绕这种经济活动所形成的一整套制度、设施以及活动主体，又共同构成一个庞大而复杂的漕运体系。漕运和漕运体系构成了封建王朝的生命支持与动力供应系统，共同维持着王朝的生命延续。有学者根据漕粮来源地的变化，将中国古代漕运体系的发展划分为四个阶段。
一是以长安为中心的“关东之漕”阶段。先秦时期，各诸侯国出于争霸战争的需要，开挖了历史上的第一批运河，以此载兵运粮。吴王阖闾为伐楚曾令伍子胥开凿了堰渎；吴王夫差为对付越国开凿了胥浦；为争霸中原又开凿了邢沟；魏国开凿了鸿沟；齐国开凿了淄济运河；随着早期运河的开凿，便开始了漕运的历史。秦、汉是统一的中央集权的封建王朝，建都关中，京师官、军、民的粮食供应依赖外地，于是有了漕运这种征收粮食的运输方式。秦和西汉都将黄河流域征收的粮食运往关中。汉初每年转运山东粟数十万石到长安。自漕渠开通后，漕运粟一度达六百万石。漕运之盛，可谓“大船万艘，转漕相过，东综沧海，西网流沙”。
二是以洛阳为中心的“关东之漕”向“江淮之漕”转变的阶段。东汉建都洛阳，地势平旷，水网纵横，接近产粮区，有利于大规模漕运活动的开展。东汉立国不久，就开凿了从洛阳直通黄河的阳渠，整理了汴渠和邗沟等，形成了新的水运航线，把洛阳同中原和江淮等经济区更密切地联系起来。洛阳由此成为“东通河济，南引江淮，方贡委输，所由而至”的全国最大漕运中心。
隋朝大运河的开凿，开创了一个漕运蓬勃发展的时代。随着广通渠、通济渠、永济渠、邗沟和江南运河等河段的南北贯通，一个以洛阳为中心的全国运河网络和漕运体系也遂之建立起来。为配合漕运，隋王朝在运河沿岸和京师长安及东都洛阳相继建造了太仓等十数个大型粮仓，隋文帝“末年，天下积储，约供五六十年”，可知漕运规模之浩大。巨额的漕粮除征自关东经济区外，江淮地区也日渐成为赋税重地。隋朝花费巨额财力所建立起的庞大而严密的漕运体系，完全为唐王朝所继承，唐之漕运在此基础上继续发展。开元年间，三年运米七百万石，此后每年漕运额保持在二百至四百万石左石。
三是以汴京为中心的“江淮之漕”阶段。历史上没有哪个朝代比北宋更依赖于漕运，“国依兵而立，兵以食为命，食以漕为本”，漕运成为至急至重的事情。汴京地处天下水陆交通的要冲，在经济重心东移南迁的情况下更接近东南赋税重心区，使得北宋一代的漕运发展进入到又一繁荣期。在宋初漕事尚简时，岁漕不过数十万石，以后逐年递增，多数时候维持在六百万石左右。如此规模的漕运量不仅远迈前朝，即使元明清三朝也难望项背。
四是以北京为中心的“江南之漕”阶段。元朝定鼎大都（北京），“百司属府之繁，卫士编民之众，无不仰于江南”。京杭大运河的重新开通和海运航道的开辟，使江南经济重心与北方政治中心联接在一起，原来的“关东之漕”与“江淮之漕”转变为“江南之漕”。元初以河运为主，专设运粮船户，至元年间，漕船增至三千艘，民夫一万二千人，岁运粮食二十余万石。明、清两朝继续沿用元代大运河作为连接江南经济重心的漕运通道，当时运河上“舳舻蔽水”，“樯帆相望”，大运河漕运由此进入又一繁荣期。
其实，漕运的生命一直都很脆弱，历史上曾几度兴衰。漕运与王朝的兴盛和衰落息息相关，唐自安史之乱后，战乱不休，漕运不通，以致“京师米斗千钱，禁膳不兼时”。宋朝兴旺的漕运却弊端很多，盗窃和私自买卖漕运物资现象严重，“漕运吏卒，上下共为侵盗贸易”；“转般”“直达”的运输制度多变，管理很不严密。特别是元明清时期，由于水源短缺和黄河泛滥，维护和保障与开凿功臣浩繁，耗资巨大。清朝漕运成为一大弊政，又是一项苛政，激起农民各种形式的反抗，漕运日趋衰落。道光中，运河漕船减至二千只，同治十一年（1872），朝廷决定停止河运，辛亥革命后漕运被废止。最终漕运与清王朝一起，消失在史乘之中。
幸运的是，漕运的另一种方式出现了。元朝建都北京，距海较近，江南漕米开始起运海路，至元十九年（1282），元朝另辟海上运输路线，这是元代的一大创举。由于海运载量大，民无挽输之劳，节省运费，海运比内河运输具有明显的优势，故成为南粮北运的另一条重要运道。元代南粮北运数量每年约在三十余万石之间，最高年份甚至达五百万石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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