纵观历史，很少有国家能像德国在20世纪初那样，经历如此多的极端和迅速的变化。从德国的建立到一战结束，从强大的君主政体到推翻它的残酷革命，再到导致第三帝国崛起的失控通货膨胀和食品短缺，德国在令人震惊的短时间内，表现出了几种不同的文化。
其中，也许最有趣的是魏玛共和国。从1918年到1933年希特勒崛起，这一时期被认为是历史上文化上最宽容的时期之一。正如百老汇音乐剧和奥斯卡获奖影片《歌舞表演》（Cabaret）所纪念的那样，那是一个大量使用药物、BDSM时尚和实践的时代，以及一种自由主义的态度，这将使帝国的最后日子看起来很疯狂。但是，这种对魏玛共和国的描述准确吗？
和大多数历史问题一样，答案很复杂。虽然狂野放纵和滥用药物，似乎变得越来越普遍，但也有一些缓解因素。新的社会态度意味着，公民可以更公开地谈论和写作可能已经发生的事情。此外，魏玛共和国远不止是一个肤浅、浪费、无休止的聚会。它也是文化的繁荣，为我们带来了托马斯·曼（Thomas Mann）和贝托尔特·布莱希特（Bertolt Brecht）这样的艺术家。
这个时代的一个持久的神话是，德国威权主义的兴起，是对魏玛共和国（Weimar Republic）堕落的回应。不过这在很大程度上是没有根据的，因为食品短缺和通货膨胀发挥了更大的作用。魏玛共和国的真相更离奇、更微妙、更有趣。
震惊的记者夸大了魏玛共和国的过分行为
魏玛共和国比前帝国政府更宽容。然而，对于习惯了德皇独裁主义的德国人来说，即使是承认陪酒女郎、受管制药物和婚前亲密关系的存在，也是不受欢迎的。
许多急于利用社会中较为保守的因素的记者，发现自己暂时失去了权力。其中包括记者利奥·海勒（Leo Heller），他曾与警察局长恩斯特·恩格尔布雷希特（Ernst Engelbrecht）一起写过一本书，旨在展示真实的柏林夜生活。然而，这两个人似乎更感兴趣的是使用恐吓战术，来销售，而不是报道真相：
卖香肠的不仅卖他的香肠，而且还提供给他的顾客其他的服务，一种被禁止的乐趣。因为他还兼职做可卡因的零售生意，有毒的白色粉末……据估计，30%的妓女、赌徒和娈童者，都是可卡因的使用者，在其他职业中，特别是在艺术家中，可卡因找到了忠实的奴隶。
魏玛共和国见证了德国“新女性”的崛起，她们是独立的，没有孩子
工业化的兴起，在世界各地产生了对廉价劳动力的需求。在许多欧洲和美国的城市，一些劳动力是由妇女提供的。年轻、贫穷的妇女会来到城市，在工厂或纺织厂做“低贱”的工作，工资往往比她们的男性同事低得多。然而，这一下层阶级经常被忽视。
但在德国魏玛，这种现象被称为“新女性”。据《魏玛透过性别的镜头》（Weimar Through the Lens of Gender）一书的作者茱莉亚·鲁斯（Julia Roos）说，这不仅指年轻的职业女性，还指一种特定类型的“年轻、未婚、无子女、自己挣钱、留着短发”的女性。新女性被视为德国社会发展变化的象征，被视为性别平等的分水岭。
就像这个时代的一切一样，人们的看法褒贬不一。一些现代女权主义历史学家声称，这一时期的解放被夸大了，妇女只是被用作廉价劳动力。其他人指出，堕胎和避孕权利的进步，是现代平等斗争的重要先驱。
柏林成为世界同性恋表达和解放的文化之都
20年代的柏林，理所当然地与同性恋权利和同性恋文化的爆发联系在一起。事实上，有些人认为魏玛时代的柏林，是现代同性恋权力斗争的发源地。当然，以前也有同性恋活动人士和少数人持宽容态度，尤其是在浪漫主义时期的法国。
然而，这些一直是被容忍的运动，在这些运动中，同性恋的飞地被允许存在，但总的来说，同性恋受到了强烈的谴责。魏玛时代的柏林则不同。同性恋杂志公开发行，克莱尔·沃尔多夫（Claire Waldoff）等公开同性恋身份的艺人，创作了热门音乐，并在全国各地的俱乐部播放。男同性恋和女同性恋可以公开在一起，城市里也有很多异装癖舞会。
事实上，这个变化是如此的戏剧性，以至于政府中的一些元素开始走向立法，将同性恋完全非罪化。1929年的股市崩盘，和随之而来的是威权主义的崛起，使任何此类解放计划都化为泡汤。然而，柏林曾一度是世界同性恋文化的中心，为争取同性恋被接受的长期斗争，埋下了种子，而这场斗争至今仍在进行。
管制物品很容易获得，但使用比第三帝国时期少得多
希特勒的部分政纲，是承诺清理魏玛共和国的颓废，而这是一个巨大的历史讽刺。希特勒统治下的德国本身，就是人类历史上最依赖物质的国家之一。希特勒自己偏爱的饮食是安非他命和巴比妥酸盐的混合物，而这是有充分的文献记载的，也有充分的证据表明，他的许多军队在长途行军时，都被喂以某种形式的冰毒，以维持他们的工作。
当然，魏玛共和国远非一尘不染。在主要城市，管制药物的使用确实有所加速，但很可能被电影和艺术夸大了。记者们为了在全国范围内出售令人震惊的报纸，夸大柏的林夜生活，也使问题复杂化了。
最终，德国政党领导层，能够将这种所谓的颓废称为“犹太人”——先是巧妙地，然后公开地。一旦堕落神话成为第三帝国整体反犹主义的一部分，他们就会毫不留情地进行攻击，并有助于他们的崛起。
变性公民可以获得一张身份卡，免受警察骚扰
在这个历史时期，变性人和易装癖者之间几乎没有区别。任何在公共场合异装的人，都可能被警察骚扰并作为“妨害公众罪”罚款。
到了魏玛共和国时期，作为著名的性学家、和平主义者和少数族裔性别认同的倡导者，马格努斯·赫希菲尔德（Magnus Hirschfeld）博士多年来一直在柏林倡导跨性别者。他是一名同性恋，他向当时的LGBTQ+权利运动，展示了一副可敬的资产阶级面孔。正是因为这种尊重，他的 "身份卡 "在执法部门才有分量。
年轻、有疑问的人来找赫什菲尔德，寻求他的建议。而他会去看他们，如果他认为他们有性别焦虑，那么他会给他们发一张身份卡。这些身份卡上经常写着“不禁止穿男/女人的衣服”这样简单的事情。目前还不清楚这在多大程度上阻止了骚扰，但赫什菲尔德不断发布这些证件的事实似乎表明，它们至少在某种程度上是有效的。
第一次关于堕胎的辩论
魏玛时期，人们对堕胎的态度有一个奇怪的矛盾。一方面，它在电影、新闻和医疗专业人士中被诽谤和耸人听闻。另一方面，这是第一次真正成为公众辩论的主题，法律改革得到了极大的支持。
在某种程度上，这种矛盾是因为双方实际上谈论的是两个不同的问题。医生和记者主要谴责庸医进行的非法堕胎，这种堕胎往往严重伤害妇女，甚至造成生命损失。另一方面，堕胎改革的倡导者，试图获得医疗专业人员进行的清洁、负责任的堕胎。
这场辩论的目标，双方都是废除或至少是修改刑法第218号法律，该法律将堕胎定为犯罪。虽然他们当时没有成功，但这是现代欧洲关于堕胎的第一次激烈而公开的辩论。
整个德国的性工作者在政治上变得活跃，以改善他们的职业条件和地位
追溯魏玛共和国思想演变的最好方法之一，是看它是如何对待性工作者的。当然，卖淫在德意志帝国也是存在的，就像它在整个人类历史上一样。然而，它从未被提及，性工作者被回避，被羞辱，经常被他们的客户和无情的妓院老板伤害。
随着帝国专制的崩溃，许多德国公民有了新的希望，她们的声音最终可能被听到。性工作者和那些同情他们事业的人，成为现代意义上的积极分子，为改善她们的条件和被承认为值得尊重和保护的公民而斗争。然而，许多德国公民同时也提出了反对意见，这使人们产生了一种至今仍然存在的看法，即在这一时期性工作者激增。但是这种现象真的存在吗？
答案很简单：可能不是。那段时期的统计数据是不可靠的，只是反映了公众的焦虑，而不是任何实际的增长。然而，性工作者的政治活动提升了她们的形象。很快，她们不仅成为新闻中的固定节目，而且成为那个时代的艺术，更重要的是，也成为保守德国人心目中不受欢迎的人物。
“毒品浪潮”可能是由共和国医学界，传播的虚假信息
从统计学上说，魏玛共和国时期的药物依赖实际水平，并没有增加多少，尽管在20世纪20年代早期有过短暂的上升。那么，魏玛共和国的流行名声从何而来？部分原因当然是由于城市中心那些不能被称为成瘾者的人，随意吸毒的增加。
公众对毒品的反应是道德恐慌，医学界也未能幸免。许多重要的医生认为，普遍滥用兴奋剂是一种道德问题，是一战的不幸结果，并对此进行了谴责。随着医疗机构的认可，“毒品浪潮”的神话进入了媒体，然后进入了德国全国的心灵和思想。
知识分子开始接受人们不是‘天生的妓女’，也不是仅仅来自特定的社会阶层
尽管温和左派在革命中取得了成功，魏玛共和国的知识和文化中心，却被进一步的左翼社会主义力量所推动。因此，在大城市的知识分子圈子里，某些态度开始发生根本性的转变——尤其是对性工作者的态度。
在高度道德主义和阶级分化的德意志帝国社会，人们认为有些女人“天生就是妓女”。也就是说，她们的职业是一种道德缺陷，一种无可救药的性格弱点的结果。在魏玛共和国时期，这种态度受到了马克思主义思想家的挑战，他们认为阶级和财富分配，与个人进入这一行的可能性有更大的关系。这种态度促成了关于性工作的公众辩论，并给那些希望改善条件的人，提供了一条生命线。
然而，这并不是一个统一的态度。有一些人，比如著名的性病专家Alfred Blaschko，声称贫穷并不是全部因素，这些妇女表现出“缺乏勤劳、毅力和道德坚定——显然是这样……地位低下的妇女，以这种方式受困。”
尽管取得了进展，妇女解放运动仍遇到了主要障碍
虽然德国的“新女性”在大城市产生了巨大影响，但立即遭到了抵制。事实上，对性别角色转变的警告，似乎比对同性恋或药物使用的警告要深刻得多。随着越来越多的女性进入职场，越来越多的德国人对这种变化感到不安。
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对传统女性角色的强烈观念，尤其是在德国农村。这些传统的角色体现在儿童、厨房、教堂的概念中，这成为了提倡回归传统性别角色的某种口号。它最终被第三帝国采纳，作为他们在德国推行更保守的社会格局的一部分。
当然，反抗并不仅仅来自于独裁主义者。在魏玛德国，经过一段时间的社会进步，女权运动停止了真正的发展。获得政治话语权的承诺从未实现，工资也一直很低。许多妇女感到她们对城市新生活的承诺感到失望，并回到农村的家人身边。随后这场运动受到了股市崩盘的严重破坏，然后随着希特勒的掌权而彻底覆灭。
性学在德国成为一个突出的研究领域
1919年，性研究所成立，性学的黄金时代开始了。成立了严肃的医学期刊，成立了委员会，成立了机构和政治团体。这些组织形成了一个联锁的网络，在研究亲密关系、教育公众、促进妇女权利、保障同性恋和跨性别公民权利等广泛目标上，相互支持。
这场运动赢得了许多重要的胜利，其中最著名的是《防治性病法》，它不仅采取步骤使性工作非罪化，而且还允许向公众宣传某些避孕药具和预防措施。
值得注意的是，这场运动中许多最重要的知识分子，都以犹太人为主。最终，这场运动在希特勒的崛起中嘎然而止，不仅因为他的政府承诺恢复“体面”，还因为这场运动所体现的“犹太性”。
媒体变得更同情以前的“不受欢迎的人”
在有线电视网络出现之前，媒体主要由报纸、杂志和偶尔播放的新闻短片组成。在这些杂志中，杂志对城市公共话语的影响最大，某些在皇帝统治下被压制的杂志，突然出现在柏林、汉堡和其他地方的报摊上。
德国历史上第一本同性恋杂志是Der Eigene（“自我拥有”）。这是一本包罗万象的杂志，刊载诗歌、评论、短篇小说和采访。虽然Der Eigene成立于1896年，但在魏玛时代有许多模仿者。1924年，Friedrich Radszuweit创办了女同性恋杂志Die Freundin。《Freundin》和其他许多杂志一样，试图在媒体上塑造一个受人尊敬的、中产阶级的同性恋形象。
然而，正如这一时期的方方面面一样，它也有其另一面。虽然魏玛媒体比刚刚过去的帝国时期和即将到来的第三帝国时期，更加宽容，但仍被冲突和混乱所困扰。一些杂志被关闭和审查，缺乏政治一致性。左翼和右翼的出版物，都被禁止出版，而这取决于当时的政治变幻莫测。
魏玛时代的德国，是压抑的
在魏玛时期和随后的党卫军崛起之前，德国被视为一个模范国家。它的公民擅长音乐和数学，它可靠地以绅士和体面的方式进行战争。然而，与此同时，还有严格执行的社会规范。即使公民确实参与了“越轨行为”，承认或谈论它也是难以想象的。
要了解德国文化的态度，看看女性被对待的方式，是有帮助的。1896年，德国在其第一部民法典中。确立了对性别角色的普遍态度。这一法规描绘了一幅女性在社会中所处地位的冷酷画面：
丈夫负责决定所有影响夫妻共同生活的事情。妻子取了丈夫的姓。妻子有义务承担家务和为丈夫的服务。
这份文件不允许同性恋或非传统的关系，甚至不认为未婚女性值得讨论。随着一战后帝国权力的崩溃，出现反弹也就不足为奇了。
德国革命为魏玛共和国奠定了基础
德国革命很少与俄国、法国和美国革命这样惊天动地的起义相提并论。部分原因是，一些历史学家根本不认为这是一场革命，而是一种混战，最终演变成了魏玛的妥协。
在冲突的最后几天，德国变成了君主立宪制国家。然而，这对许多德国人来说是不够的，特别是那些在战争结束前，被告知胜利即将到来的军人。个别叛乱开始在海军基地和兵营发生，并蔓延到城市和广大民众。
在这些个体反抗之后，是一段复杂得令人眼花缭乱的内战时期。左翼的社会主义分子和保守分子之间存在着大量的冲突，一些人主张德国的完全苏联化，而另一些人只推动了一些微小的民主变革。在最重要的方面，保守派获胜了，使得德国的许多基本制度保持不变。随后将政府形式转变为民主共和国，以及改变主要城市的文化。
德国的和平谈判，创造了导致共和国灭亡的神话
事后看来，我们可以看到魏玛毁灭的种子，从一开始就埋下了，那是在一战结束的和平谈判期间。值得注意的是，魏玛共和国垮台的一个主要原因，可以归咎于一个特定的人：军事指挥官埃里希·鲁登多夫（Erich Ludendorff）。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鲁登多夫是德国最有权势的人之一，也是少数几个清楚地预见到末日来临的人之一。他和他在德国军队中高调的朋友们，发起了一场冲突，并以失败告终，他们不希望因为这场冲突的损失，而受到指责。为了逃避责任，鲁登多夫提出了欧洲历史上最具灾难性后果的想法之一：他将解散德国的独裁政府，并在德国建立君主立宪制——一个“由人民管理”的政府。这个民主政府随后监督了和平进程，并被迫对同盟国做出了残酷的让步。
一方面，这种突然强加给德国人民的民主，导致了魏玛共和国的繁荣。另一方面，它创造了一个希特勒在掌权期间，会用到的关键神话——德国在和平进程中被“捅了一刀”的神话，民主政府是罪魁祸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