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80年代的艾滋病危机,最初并没有引起人们的重视。其危险性被掩盖了起来,同时被认为是一个对大多数人没有影响的,只存在于同性恋之间的问题。而里根政府对艾滋病的看法既无知又矛盾。很明显,1982年的时候,他们并不了解这种疾病,新闻秘书拉里·斯皮克斯(Larry Speakes)实际上就这种疾病,还与一名记者开了个玩笑,暗指了解这一问题的人,自己就一定是同性恋。于是成千上万的人认为,只要接触一个被感染的人,就会感染艾滋病。还有成千上万的人在不知不觉中携带了病毒,还认为幸幸地认为自己有艾滋病的。这种疾病最终被人们称为“同性恋瘟疫”,但几位名人令人震惊的爆料,和一张令人难忘的艾滋病患者的照片,改变了公众的看法。
上世纪90年代初,是活动人士游说政府干预和提高政府意识的一个转折点。1992年,服装零售商贝纳通(Benetton)在广告中,使用了艾滋病患者大卫·柯比(David Kirby)临死前的有力形象,无意间成为了艾滋病的代言人。而在2018年,著名篮球运动员魔术师约翰逊告诉挤满一屋子的体育记者,他是艾滋病毒阳性。这两件事极大地帮助美国人,认识到这种病毒可以影响整个人类社会,到1993年,比尔·克林顿总统创建了白宫国家艾滋病政策办公室。
但如果特蕾莎·弗雷尔没有被邀请进入那间萦绕不去的病房,这一切都不会发生。这是关于一张,改变了人们看待艾滋病方式的照片的故事。
大卫·柯比的照片,于1990年由LIFE出版
1990年11月,《生活》杂志刊登了这张令人难忘的照片。照片描绘了大卫·柯比——一位与艾滋病作垂死挣扎的年轻人,临终前的时刻。这幅画面充满了强烈的悲剧性——科比瘦削的四肢扭曲着,他盯着虚无的空间看着,他的家人则看着他痛苦的脸。
这张照片迅速成为艾滋病毒的代言,受到了人们的崇拜和巨大的争论。
20世纪80年代,艾滋病被广泛误解和忽视
艾滋病在很大程度上被认为只是同性恋者的问题。由于围绕同性恋的偏见,那些被感染的人的痛苦,被广泛忽视,而在这张照片拍摄的时候,活动人士仍在游说政府加快新的救命药物的开发。
白宫花了好几年的时间,才成立了国家艾滋病政策办公室,而柯比在他的一生中,从未见过这样的事情发生。
大卫·柯比是谁?
大卫·柯比是俄亥俄州一个小镇上的男孩。20世纪80年代,他成为了一名同性恋活动家,并在与家人闹翻后搬到了加州。随后柯比在80年代末,才得知自己感染了艾滋病毒。虽然他的父母已经疏远了,但他还是联系了他们,问他们是否可以回家。
柯比说,他希望死的时候,家人都在自己身边,而他的父母也张开了双臂欢迎他回来。在他生命的最后,他住在了佩斯特诺斯特之家(Pater Noster House),这是哥伦布的一家艾滋病临终关怀医院。
摄影师Therese Frare,开始在佩斯特诺斯特之家当志愿者
Therese Frare的摄影始于个人项目,最终她的照片成为了最著名的艾滋病照片之一。在俄亥俄大学开始研究生学习后不久,Therese Frare开始在佩斯特诺斯特之家做志愿者。
在那里的时候,她和另一名志愿者佩塔(Peta)成了亲密的朋友,佩塔当时正在照顾大卫·柯比(David Kirby)和其他一些病人。
柯比的父母要求Therese Frare进入房间,并记录下他最后的时刻
Frare在接受《时代》杂志采访时谈到了这张照片,他说工作人员来找佩塔,这样他就可以在柯比去世的那天陪伴在他身边。随后佩塔把Frare也带来了,但她一直在房间外面等着,直到柯比的妈妈有了一个特殊的要求。
我待在柯比的房间外,忙着自己的事,这时柯比的妈妈出来告诉我,他的家人想让我拍下最后一刻。于是我走了进去,静静地站在角落里,一动不动,看着,然后拍下了这个场景。
Frare的照片因将人性带入一个被忽视和排斥的问题,而获奖
Frare的柯比形象,帮助人们了解了一种大多数人认为不会影响他们的疾病。它展现了柯比家人悲恸的面容——以及柯比自己苦难的人性,很有震撼力。据估计,在过去的20年里,Frare的照片被浏览了超过10亿次。
它出现在数百家报纸、杂志和电视报道中,因而Frare获得了包括世界新闻摄影奖在内的许多奖项——但它并非没有争议。
服装零售商贝纳通,将这张令人难以置信的照片着色并在广告中使用——争议开始的地方
当Frare的照片发表在《生活》杂志上时,她得到了大量的赞扬,但也有巨大的反弹。发布两年后,贝纳通在一个广告宣传活动中,使用了这张照片的彩色版本。引起了罗马天主教徒的关注,他们认为这张照片是在嘲笑玛丽抱着耶稣受难后的样子。
随后甚至无法赢得艾滋病活动人士的支持,他们声称贝纳通正在利用艾滋病的流行牟利。著名的艾滋病慈善机构特伦斯·希金斯信托基金(Terrence Higgins Trust)认为该广告具有攻击性,且不道德。
于是他们要求禁止该广告,而伦敦的《星期日泰晤士报》则呼吁读者抵制该品牌。主要的时尚杂志也拒绝刊登这张照片。最终《嘉人》、《时尚》和《Elle》都禁止了它的印刷。
尽管争议不断,但Therese Frare从未从照片中获利
当Frare被欢迎进入柯比的病房时,她问他是否可以给他拍照。作为一名活动人士,柯比希望让人们了解艾滋病带来的破坏,以及它对社会和家庭的影响。于是他同意拍照,只要Frare不从照片中获利。
Frare一直信守她的承诺,但起初她以为没有人会看到这张照片。
大卫·柯比的母亲一直全力支持贝纳通的运动
事实证明,贝纳通并不只是盲目地使用大卫·柯比这一令人难忘的形象。他们得到了他家人的许可,也完全支持这个广告活动。在一次采访中,大卫·柯比的母亲透露,她毫不犹豫地让贝纳通公司在广告中使用了这张照片。她说:
我儿子最后差不多饿死了。我们只是觉得是时候让人们了解艾滋病的真相了,如果贝纳通能在这方面提供帮助,那就太好了。那则广告是人们见到大卫·柯比的最后机会,表明他曾经在我们身边。
大卫·柯比死后,卡比一家承诺要照顾佩塔
在柯比去世后不久,围绕着Frare照片的媒体,就开始关注佩塔的病情,而佩塔正是拍摄这张照片的原因。在照顾大卫的时候,佩塔自己就是艾滋病毒阳性,于是柯比的父母发誓要像照顾自己儿子那样照顾佩塔。他们花时间陪着佩塔,安慰他,尽力减轻他最后的痛苦和孤独,最终,他于1992年去世。
大卫·柯比的母亲知道这将是她接下来的人生道路。她说,她“已经下定决心,当大卫·柯比去世后,佩塔将由我们来帮助照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