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入“愚蠢、无休止的战争”并不是现代社会所独有的现象，甚至也不是美国的弊病。但在过去半个世纪左右的时间里，华盛顿特区一直是这些军事泥潭的典范。直到最近，越南战争一直是美国持续时间最长的战争，也是造成分歧最大的军事干预。不过即使随着时间的推移和退伍军人人数的减少，这种痛苦和争议仍然存在。
越南军事援助指挥部（MACV）——就像它苍白的现代版北约国际安全援助部队（ISAF），从未能将战术上的胜利与战略上的胜利结合起来。“我们从未输过一场战斗”就这样流传了下来。
南越人把他们短暂的共和国拱手让给了他们更强硬、更坚定的北方同胞。而美国则没有“输掉越南战争”。
整个错误的事件从一开始就是愚蠢的，就像伊拉克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或者是在没有人听说过或特别关心的地方“击败恐怖主义”的堂吉诃德式的使命。艾森豪威尔总统指出，如果南越举行自由选举，那么胡志明将以压倒性优势获胜。然而，两个自称代表民主和自由的国家，先是法国，然后是美国，却一心想阻挠这一结果。
这一切的理由是多米诺理论。
“你就像一排多米诺骨牌，”艾森豪威尔在新闻发布会上说。“你把第一个推倒了，最后一个也很快就会倒下去。”不过他没有想到的是，最终多米诺骨牌会落入隐藏的共产主义手中。
随着时间的推移，多米诺理论演变成了一系列国家安全行动备忘录，敦促更多而不是更少地参与越南事务。美国中央情报局（CIA）东南亚地区资深分析师乔治·艾伦（George Allen）所言：
“派去确定可以采取什么措施的调查团返回时，似乎总是带着一个积极行动的方案，无论这个问题在参与调查的人看来多么棘手，他们都会提出一个解决方案。通常情况下，这样的研究小组似乎会有选择地倾听，尽量减少负面因素，并为做某事寻找理由，而不是提出什么都不能做。”
这句话可能是在描述巴格达或喀布尔。
但我们能做些什么呢？埃斯库罗斯的《阿伽门农》，合唱队把战神描述为“死尸的货币兑换商”。1964年至1968年担任驻越南美军司令的威廉·威斯特摩兰（William Westmoreland）将军，可能会同意这种说法。
1967年4月，在一次国会联席会议上的演讲中，他建议：“人们不能用地图上的线条来衡量我们的进步。”相反，他建议通过敌人的“死亡人数”来衡量进展。在一场战争中，没有比这更有好的进步措施了。“把它们像柴火一样堆在一起”的策略从一开始就注定要失败，并且道德破产。
记者兼战争评论家大卫·哈伯斯塔姆后来写道：“我们在与一个国家的出生率作战。”
但实际情况比这糟糕得多。如果计算的都是死亡的越共，那么计算本身就应该被纳入伟大的错觉和欺骗中。
指挥官们因为“伤亡人数”而得到了奖励，并适时地以夸大伤亡人数作为回应，或者只是简单地批准了交战规则，而这些规则只会导致一个结果：大量无辜的平民死亡。
“许多美国人和世界上大部分国家，可能不会允许美国超过一个限度。世界上最大的超级大国，每周杀死或严重伤害1000名非战斗人员，同时试图在一个其价值备受争议的问题上，迫使一个落后的小国屈服，这样的画面可不好看。”1967年5月，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在给约翰逊总统的一份备忘录中写道。不过他的警告没人理睬。
当政客和军方首脑不能再操纵现实时，他们就会诉诸于操纵其表现形式——或编造事实。
而现代美国人似乎习惯了这一点：“作战”实际上只是“媒体行动”的一个部分，而“战士”看起来就像电影里的临时演员，由远离危险前线的办公室里的匿名人士制作。
但正是越南造成了“可信度差距”——说谎的委婉说法。西贡在雷克斯酒店上演了“五点钟表演”。“至少我们比屋顶上的小提琴手跑得快，”美国最后几位军方发言人之一开玩笑说。但是在超过一百万的战争死亡后，谁还能笑得出来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