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与潘光旦、陈寅恪、梅贻琦被称为清华百年历史上的四大哲人
他，培育了李政道、杨振宁两位诺贝尔奖得主，王淦昌、钱三强等十多位“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和数十位院士，被后人誉为“大师的大师”。
他的名字叫叶企孙。关于他的故事，如同他所经历的那个时代一样，简单而复杂。
科学少年
叶企孙一生致力于科学救国，这样的信念和追求，始于少年时期。
1898年7月，叶企孙出生于上海一个书香世家。其父叶景沄曾任上海教育会会长。当时正值西方近代科学蓬勃发展，思想开放的叶父非常推崇西方近代科学。
受父亲影响，叶企孙从小对学校开设的“西算”“理化”“博物”等课程极感兴趣。1913年秋，叶企孙考入清华学校高等科（相当于今天的高中）。
入学不久，他就在日记中写道：“要想洗刷民族耻辱，要祖国强盛，必须加强自身的学识和修养，努力于学习科学知识。”
1915年3月，叶企孙听了一个题为《科学对于理想及使用之关系》的校内报告，对他影响极大。他感慨道，“吾国人不好科学，而不知20世纪之文明皆科学家之赐，中国之落后，在于实业之不振，实业之不振，在于科学之不发达”。
当年暑假，他写信给清华同学刘树墉，商量成立科学会。在信中，叶企孙列出算学、物理、化学、生理、生物、地文、应用工业、科学史等8种研究范围，并规定了不谈宗教、不谈政治、宗旨忌远、议论忌高、切实求学、切实做事的六条会员守则。
不久，科学会在清华成立，推举刘树墉为会长，沈诰为书记，并请物理教师梅贻琦作评判员，指导他们的活动。从这年的10月3日至次年1月9日，每两周举行一次科学报告会。
叶企孙率先讲了《几何学之根本》，随后刘树墉作了《天演学说之证据》的报告。14名会员轮流演说了19个科学报告。这批仅是高中生程度的青年当时独立举办的科学报告会，选题之广和内容的学术价值，已不亚于当今大学中的各类报告会。
1914年至1918年，在清华求学的叶企孙先后在《清华学报》《清华周刊》上发表了《考证商功》《天学述略》《中国算学史略》等文章。这段时期，叶企孙还同国内的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以及美国的《科学杂志》建立了学术联系。
1918年夏，叶企孙从清华毕业，入芝加哥大学物理系学习，后转入哈佛大学研究院，师从后来获得诺贝尔物理奖的布里奇曼教授作博士研究生。
不到一年的时间里，他与别人合作精密测定出基本作用量子“普朗克常数”的准确数值，发表在《美国科学院院报》和《美国光学学会学报》上。叶企孙开始在国际物理学界崭露头角，这一年，他不过23岁。
如果按照这一轨迹走下去，叶企孙在科研上的成就不可限量。但1923年他从哈佛毕业时，却选择了回国，选择了教书育人这条路。因为他认为，一两个科学家救不了国。
这一选择，不仅改变了他自身的人生轨迹，也对中国科教事业产生了深远影响。
睿思智者
1926年，叶企孙与梅贻琦创立清华物理系时，却面临着无人可用的尴尬境地。全系能上课的教授只有叶企孙一人。他一个人主讲各门主课，一年级教普通物理，二年级教电磁学，三年级教光学。
这种情况很快得到改变，1928年他请来了吴有训、萨本栋、周培源。1929年清华理学院创建时，他又罗致了熊庆来、杨武之、张子高、萨本铁等人。这些人，后来都成为清华开宗立派的一代宗师。
当年，为请来吴有训担任物理系教授，当时已是物理系主任、清华大学评议员的叶企孙，却把吴有训的工资定得比自己还高，以示尊重。这一行为被引为美谈，也使清华园很快聚集起一帮能人志士。
在当时国内大多数大学尚空谈轻实验的大环境下，为了让这帮名师能够继续开展科研，他首倡教学与科研并重，率先在清华建立了一系列实验室，物色和培养实验技术人员，为科研创造物质条件。
钱伟长回忆道：“清华当年从无到有能在短短一段时间崛起发展，不能不说叶老师在建立理学院的过程中，提倡实验实践起了很大的作用。”
叶企孙有点口吃，讲课带上海口音。可能自感讲课不佳，他曾对学生说：“我教书不好，对不住你们。可是有一点对得住你们的就是，我请来教你们的先生个个都比我强。”
实际上，他请的这批人的确让清华物理系在短时间内跻身国际一流，他们培养的学生水平已可与剑桥大学、麻省理工学院等世界名校相媲美。
从1925年受聘进入清华，到1952年高校院系调整，叶企孙在清华工作了25年时间（中间有2年出任中央研究院总干事）。在他的带领下，清华大学物理系和理学院取得了巨大成就：培育出包括美国院士在内的百余名院士；仅一个物理系，就走出了五十几名院士。
1946年的清华大学内校门
在清华历史上，叶企孙为人所称道的，还在于他没有门户之见、知贤善任。
华罗庚原是江苏金坛一个杂货铺的青年伙计，其数学才能被理学院的熊庆来教授发现后，熊立即与叶企孙商量培养之事。叶企孙邀请华罗庚来清华数学系图书馆作图书室助理员。
到校一年，华罗庚就在日本数学杂志上发表了数学论文。叶企孙知道后，建议升他为数学系助教。此举在学院内的教授中引发激烈讨论，有人说清华从来没有这种规矩。
最后，作为理学院院长和校务委员会委员的叶企孙拍板，破格提升华罗庚为教员，并让他讲授大学微积分课。后来他又派华罗庚去英国深造，这才有了世界一流的大数学家。
叶企孙不仅是个物理学家、教育家，还具有发展科学事业的战略眼光。抗战期间，他在理学院创办了理科研究所，设立了航空、无线电、金属、农业和国情普查等5个研究所，并亲自出任了清华大学研究所委员会主席。
他根据当时国家科技发展的现状来指导学生的专业方向，今天看来，他的每一步安排实际上为新中国的科技事业搭建了坚强骨架。
王淦昌原先对化学实验感兴趣，受叶企孙影响被吸引到物理科学领域并走近了核物理，取得了瞩目的成就，被外国媒体誉为“中国的奥本海默”。
钱伟长考入清华时被分在中文系，后有感于国家贫弱决定改学物理。在叶企孙的帮助下，他以试读一年级物理系的名义进入物理系，并最终成为中国力学之父。
龚祖同原从事核物理，叶企孙找龚祖同谈心说：“应用光学在军事上很重要，现在各强国都在研究，而我国还是空白。”当年龚祖同考取了世界上光学水平最高的柏林大学攻读博士学位，后来成为中国应用光学的开拓者之一。
类似的还有物理系毕业的赵九章，毕业时被叶企孙动员去德国深造气象学和地球物理学，后来成为中国卫星之父；交大铁道工程系毕业的钱学森，被叶企孙安排去美国学习航空工程，于是有了中国导弹之父；地震研究先驱傅承义、中国现代国防光学技术及光学工程的开拓者和奠基人之一王大珩、中国卫星测控技术的奠基人陈芳允等，无一不受惠于叶企孙。
敦厚师长
叶企孙一生未娶。他工资高，生活却极为简朴，他的钱常用来接济学生、工友和有求于他的人，甚至一些学生们举办集体活动时也找他赞助。在学生眼里，他亦师亦友，还是位和蔼可亲的敦厚长者。
叶企孙在清华的住所北院七号，是学生们经常去也最爱去的地方。他经常邀请学生们到家里吃饭、谈话，借此了解每个学生的喜好特长。戴振铎、彭桓武、钱学森、钱三强等都在他家吃住过，短的数日，长的达好几个月。
清华第十二届学生唐立寅深情回忆，西南联大时期，为让青年学子们忘掉战乱的困苦，叶企孙在昆明的公园内自费用茶点招待全班听热力学课的同学。他笑嘻嘻地说：“目前困难是暂时的……你们一定要锻炼身体，努力学习，将来为祖国争光。”
在叶企孙眼里，这些学生是中国未来的希望。他对学生的这种关爱从没因时局、职位变化而有所改变。
三年自然灾害期间，叶企孙把自己的特供牛奶让给一些有浮肿的青年喝，他说：“我没有什么可以帮助你们的，这点奶你们一定要喝下去。”
他的学生王竹溪回忆，新中国成立后，叶企孙在北京大学物理系主持磁学教研室期间，“每星期都和学生见面谈话……每年都请主修磁学的毕业生到家去谈，在毕业分配后，他常约请他们到中山公园去谈他们到工作岗位后的情况。”
热血教授
叶企孙不参加任何党派，但超然于政治的他，在国家和民族危急存亡之际，同样会满腔热血，为抗战奔走呼号。
1928年日本制造“济南惨案”，1931年又发动“九·一八”事变时，叶企孙非常愤慨，竭力主张抗击日本。
1933年3月，热河失守后，叶企孙作为负责人与4名清华教授联名召开临时教授会议，发电谴责国民党政府不抵抗行径，呼吁追究蒋介石的责任。
1935年，面对土肥原策划的“华北五省自治”阴谋，叶企孙亲自起草电文，和梅贻琦、陶孟和、胡适、张奚若等联名通电全国，驳斥、揭露敌人阴谋。当爱国学生组织自行车队去南京请愿时，叶企孙暗中出钱资助，并公开到自行车出发点送行。
叶企孙甚至还冒着生命危险，支援过冀中抗战。1938年初，叶企孙从他的学生、当时参加了冀中抗日根据地吕正操部的熊大缜处了解到，根据地极端缺乏技术人才，迫切需要各种作战物资。
叶企孙随即陆续派汪德熙、阎裕昌、胡大佛、葛庭燧等清华师生员工到冀中去。同时，叶企孙动用个人关系，募集经费，动员清华研究生林风，在租界秘密制造TNT炸药，购买军工器材和雷管、无线电元件等原料运送到冀中抗日部队。
当他得知冀中部队作战缺少子弹后，又介绍了一位会制造子弹的人员去冀中工作，并设法把有关制造子弹的图纸偷运给冀中八路军。
叶企孙自己甚至想过亲自进入冀中军区。当年9月，熊大缜、汪德熙等人研制成功用电雷管遥控引爆的地雷，并在保定南炸翻了日军一列火车。风靡一时的电影《地雷战》中的地雷，就是由他们设计制造的。
清华西南联大领导人（右一为叶企孙）
1938年秋末，叶企孙的秘密活动被天津日军发现，在友人协助下，他逃出天津，搭船去香港转赴昆明。到达昆明后，叶企孙又以“唐士”为笔名在1939年1月1日出版的《今日评论》上发表了题为《河北省内的抗战概况》文章，全面介绍了敌后抗战情况。
1977年1月13日，叶企孙因病逝世。1998年，在纪念叶企孙诞生100周年的学术讨论会上，叶企孙的学生、92岁的中国科学院院士钱临照先生对叶企孙的一生作了这样的评价：他是物理学者的光荣，教学工作者的光荣，是中国知识分子的光荣。
（作者：潘前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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