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人讲究忠君爱国，对于心怀异志，不忠君王的人称为乱臣贼子。对待乱臣贼子的方式则是人人得而诛之。然而在春秋战国时期，文臣武将频繁跳槽更换东家却是常事。比如吴起先后给鲁、魏、楚三个国家打过工；商鞅是卫国人，但却先侍奉魏国，后侍奉秦国；伍子胥更是在离开楚国后投奔吴国，后来带着吴国军队打败楚国，将楚平王开棺鞭尸。这些人的行为与忠君爱国完全是背道而驰，为什么无论当时还是后世，都没有人指责他们的不忠呢？
事实上，当时的古人和后来的古人在人生价值观上有很大的不同。春秋战国时期的古人忠君爱国观念并不强，他们看重的是人与人之间的情义和舍生取义的精神。比如豫让为了给主公智伯报仇，不惜舍家弃业，自残身体，后来复仇行动虽然没完全成功，但也为后世留下了“士为知己者死，女为悦己者容”的典故。
荆轲为了报答太子丹的知遇之恩，在明知刺杀秦王九死一生的情况下，还是毅然前往秦国。更难得的是，秦国叛将樊於期还主动献上自己的首级，只为了让荆轲能近距离接触到秦王。
“君以国士待我，我当以国士报之”这便是春秋战国时期人们的价值观。所以当时的士大夫们都热衷于养士。即招揽门客养在家中。平时这些门客都白吃白喝，可真到关键时刻，他们往往也会为自己的主公拼上性命。
反之，如果彼此间没什么情义可言，人生观、价值观也不在一个频道。那光想通过上下级关系让手下卖命在当时是可笑且不现实的事情。《孟子·离娄下》中就有一段很经典的言论：“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雠。”用现代的话来说就是：你对我好，我也对你好；你不把我当回事，你的事关我屁事。
在当时大环境的影响下，文臣武将们频繁跳槽成了常态，包括各国的国君在内，没人觉得这有什么不妥。而且一般情况下，人才选择另谋高就都是因为在原来的国家得不到重用，原来的国君自然也不会在意自己看不上的人去其他国家谋职了。
后来的统治者意识到让人才自由流动不利于自己的统治，所以才一边推广夹带私货的儒家思想，一边强调忠君爱国精神，让人们无条件接受皇权至上的观念。比如明太祖朱元璋在看到上文中提到的《孟子·离娄下》中的那段话时很生气，所以下令将其删掉，还剥夺了孟子亚圣的地位。因为在朱元璋看来，忠君爱国是臣子们的本分，我可以杀你们，你们不可以不忠于我。
大家觉得，春秋战国时期这种“士为知己者死”的价值观于国于民更有利，还是后来这种无条件“忠君爱国”的价值观于国于民更有利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