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８４１年，西周发生了一次“国人暴动”。关于这次“国人暴动”的性质，后世学者作了不同的认定，或认为是平民起义，或认为是工商业者起义，众说纷纭。
其实，要解决这个问题，先来看一下“国人”指的什么。
西周对全国实行“国”、“野”分治统治方式。周代的城邑一般有两层城墙，从而将城市从内到外分别为城和郭，住在城内的人称“国人”。
由于贵族内部分化严重，很多失势的贵族和贫困的士阶层，随着社会地位的下降，和百工、商贾等工商业者和社会下层的一般平民杂处，其中以平民为主，成了“国人”的一部分。住在“国”中的奴隶不能算作国人。
这些人，尽管具有自由的身份，但在政治上和经济上都要依附于贵族。他们与各级贵族既有联系，又相对立，加上来自不同阶级，成为多种社会矛盾的汇合点。
不过，也有学者认为“国人”即国中之人，主要由公卿大夫、士和工商组成，而主体为公卿大夫、士等奴隶主贵族集团。
而“野”，也称为鄙、遂，指的是城外被征服的广大农村。这里分布着被征服族的农村公社、氏族部落等。于是，居住在“野”中的，就被称为“野人”或者“鄙人”。
“国人”与“野人”的社会地位不同，“国人”有参政进仕、当兵、受教育等权利，而“野人”没有。此外，“国人”与“野人”在受剥削的程度上也有所不同。
因此，“国人暴动”就出现了两种不同的观点。一种认为是百工和商人为反抗（周厉王）过度勒索而起义，是一次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革命事件，即周朝社会下层民众对上层统治贵族的一次阶级斗争。
另一种认为并非平民造贵族的反，而是诸侯公卿士大夫挑战周天子的权威。进一步来讲，就是共伯和、召伯虎、周定公、瑞伯、凡伯等王室改良派重臣，利用民众不满情绪精心策划了此次造反，侧面反映出西周统治阶级内部的争斗。
至于哪一种正确，还要看一下“国人暴动”的背景。
周厉王时，朝廷和边疆少数民族的关系很不和睦。他一边不断南征荆楚，逼得曾臣服于周的东南淮夷奋起反抗；另一边还要防御西边游牧部落偷袭。连年征战，农业生产遭受巨大损失，百姓生活十分困苦。
为满足自己的享乐，周厉王还听从荣夷公之见，推行“专利”政策。朝廷向那些在利用山林湖泽谋生的百姓征税，百姓不满，怨声载道。
为压制百姓的言论，周厉王让卫巫监听百姓的言论。残暴不仁的卫巫，滥施刑罚，国人从此在公开场合什么也不敢说，只能以目示意。召公劝谏“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厉王不听，还因能堵住百姓之口而兴奋不已。
在高压政策下，社会矛盾进一步激化。表面了百姓还是十分顺从的样子，其实不满的情绪已经越来越高张，最终终于激起镐京里“国人”的反抗。
周厉王无法，为保命，赶紧带着亲信从镐京出逃，沿渭水河岸，一路逃到彘（山西霍州），后来就死在了彘，“国人暴动”又称“彘之乱”。
可见，冲进王宫的“国人”包括了平民贵族。不过，话又说回来，此次“暴动”也应该有诸侯公卿士大夫的参与。当周厉王仓皇下令，命军队前来镇压时大臣们的回答却是：“我们周朝士兵都来自于国人，因此国人就是士兵，士兵就是国人。如今国人都暴动了，到哪里去调集士兵？”
还有，当“国人”冲进王宫时，周厉王已逃走，但百姓们激愤难平，于是将矛头转向太子姬静，为什么要放过诸侯公卿士大夫呢？
不过“国人”想杀太子姬静，是暗中“参与”的诸侯公卿士大夫们始料未及的。召穆公随即把姬静藏到自己府上。国人获知立即冲到召穆公家，要他交出太子。为保住王太子，召穆公只能将自己之子代替王太子。《竹书纪年》中记载：“（国人）执召穆公之子杀之。”太子姬静这才躲过一劫。
厉王出逃，国不可一日无君。周定公和召穆公召开贵族会议，经过商议：政事暂由召穆公和周定公共同管理，重要政务则交六卿合议，史称“周召共和”或“共和行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