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聊斋志异》问世后，流传域外的各种外文译本，迄今为止已有二十余种。其中，越文译本为二十世纪初越南汉学家阮克孝的一个节选译本，出版于1937年，河内明德出版社1957年再版。阮克孝的这个节选译本，据袁世硕先生等学者考证，当是目前有据可查的《聊斋志异》最早的一个越文译本﹝1﹞。因此，长期以来，我一直以为阮克孝是最早接触和阅读《聊斋志异》的越南人；《聊斋志异》最早流传到越南的时间是1937年。前不久，阅读越南十九世纪著名学者阮德达所著的《南山丛话》，颠覆了我的这一看法：原来，阮克孝并不是最先接触和阅读《聊斋志异》的越南人，最早接触和阅读《聊斋志异》的越南人应该是十九世纪的阮德达；《聊斋志异》最早流传到越南的时间当在十九世纪，要早于二十世纪的1937年。
那么，阮德达何许人也？据台大出版中心影印出版的《南山丛话》“景印弁言”介绍：阮德达（1825—1887），字豁如，一字士伯，号南山养叟、南山主人、可庵主人，出生于越南乂安省清漳县忠勤总南金村。其祖父和父亲都属于学士、秀才。嗣德六年（1853年），阮德达三十岁时考取殿试第一甲第三名（探花），先在习贤院工作，后升为巡府，告老返乡后专心于教学，有学生多人考取功名。在嗣德年间，阮德达被评价为越南最杰出的学者之一，著作甚丰，《南山丛话》即其中之一种。该书仿《论语》语录文体，分四卷三十二篇，体现了阮德达的哲学思想、人生观、教育、政治、历史思想，于嗣德三十二年（1879年）被阮德达及其学生编纂成书，并在嗣德三十三年（1880年）印刷出版，是为南山堂板刻本，当时被很多士子作为参加科考的参考书，现收藏于越南汉喃研究院。其《卷三·百家第二十五》，有这样一则语录：
或问：“艺有巧拙、慧与痴之别耶？”翁曰：“否。书痴者文必工，弦痴者曲必妙。赌博、酒色、荒废，慧而黠者，痴之真也，慧中岂果有巧艺乎哉？！”
最初读到这则语录，我真的震惊到了，不由自主地忽然想起了《聊斋志异》之《阿宝》篇结尾“异史氏曰”的一句话：
性痴则其志凝，故书痴者文必工，艺痴者技必良；世之落拓而无成者，皆自謂不痴者也。
这两段话何其相似乃尔！其中都说道“书痴者文必工”这句话，一字不差，一模一样；而紧接着这句话后，《南山丛话》说的是“弦痴者曲必妙”，《聊斋志异》说的是“艺痴者技必良”，文字虽有不同，但句法、意蕴如出一辙。难道这是“闭门造车，出门合辙”产生的“英雄所见略同”的巧合吗？我认为，不是。如果一句话中有一两个词巧合，可以理解，几段话中有一句半句巧合，可以理解，如此带有警句性质的只有两句话的隽永语录，居然如此的巧合，绝非“闭门造车，出门合辙”的巧合也。唯一的解释只能是：阮德达阅读了《聊斋志异》的一个中文原本，在回答学生的提问时，顺势而然引用了其中《阿宝》篇“异史氏曰”的话，只不过巧妙地把“艺痴者技必良”改为“弦痴者曲必妙”罢了。我这样推断的理由是：
其一，从阮德达的生卒年看，他具备接触和阅读《聊斋志异》的时间条件。《聊斋志异》创作大体完成于1679年（即《聊斋自志》中所说的“康熙己未春日”），青柯亭刻本完成于1765年。之后《聊斋志异》的各种刻本、注本、评本有很多种都出版并盛行于阮德达生前。也就是说，阮德达从青年到老年，完全有足够的时间，接触到《聊斋志异》的各种版本。
其二，从阮德达生活的时代看，他具备接触和阅读《聊斋志异》的外部条件。阮德达生活在越南的嗣德年间，当时，越南的嗣德皇帝非常重视儒家文化，效法中国“以文取士”的制度，通过科举考试选拔人才。越南的儒者將文学视为一种修身、教化、实施治道、寄託经世抱负的工具，乃至用汉语言进行创作。在这种大的文化背景下，《聊斋志异》有可能和其他儒学书籍一起流传到越南，成为阮德达案头的“经典书”甚至是“枕边书”。
其三，从阮德达所受教育和自身素质看，他具备接触和阅读《聊斋志异》的内在因素。阮德达出生于书香之家，家庭教育和高度重视儒家文化的社会环境对他的影响至深，一生信笃儒家文化，并成为其坚定的传播者。除《南山丛话》外，他尚著有《南山随笔》、《南山窗课》、《葫样诗》、《咏史诗集》、《越史剩评》、《勤俭汇编》、《考古臆说》、《登龙文选》、《谅程纪实》等专著，可谓著作等身。这样的学者，对当时脱颖而出、风行天下的《聊斋志异》不可能不关注、不可能不收藏、不可能不阅读。
所以，据以上推断，我认为，阮德达应该至晚在1879年（即《南山丛话》刻印前作最后订正的那一年）就已经接触到了《聊斋志异》的一个中文原本，才能读到并引用《阿宝》篇“异史氏曰”的话，也就是说，《聊斋志异》流传到越南最早的时间，最保守的估计起码可以追溯到十九世纪的1879年，这比二十世纪1937年出版的阮克孝的越文节选译本要早58年。
注：﹝1﹞详见袁世硕先生主编的《蒲松龄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3年4月版）/袁世硕、徐仲伟合著的《蒲松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6月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