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个击碎了“美国梦”的男人——罗伊·鲍迈斯特

提到心理学家,大众能说出的名字不过是弗洛伊德、荣格,或是斯金纳、马斯洛,对他们的生平、成就大概也所知甚少;而对仍然在世、学术生涯尚在壮年的心理学家,了解得就更少了。

对其他学科而言,不了解科学家的生平,并不妨碍公众去理解和应用他们的研究成果。但心理学却有所不同——心理学家研究的很多问题本就是每个人在生活中都会遇到、思考的问题,因此,了解心理学家的一些学术历程,对我们看待问题的方式也许有所启发。

撰文 | 向睿洋(阿姆斯特丹自由大学心理学硕士)

他是当今最负盛名的社会心理学家之一。

他是著名的“自我控制力量模型”的提出者,巧妙地将自控力比作肌肉,使用后会损耗,锻炼后可增强。

他将“归属需要”看作人的基本心理需要,这篇发表在1995年的论文被引用了多达18000次,是引用量最多的心理学论文之一。

最重要的是,他击碎了“美国梦”,挑战了全美国对提升自尊的盲目信仰,挑战了在各领域只鼓励、夸奖而不惩罚、批评甚至不比较的社会规范。

而如今,他又站在了社会心理学界诸多争议的风口浪尖。

他就是——罗伊·鲍迈斯特(Roy Baumeister)。

Roy Baumeister(1953~)

一个服从的叛逆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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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伊于1953年出生于美国俄亥俄州。他的父亲,鲁迪,曾在二战期间为纳粹德国服役,参加东区战事并且被俘,在苏联的战俘营住过几个月。后来,鲁迪移民到美国,成为一家石油公司的中层经理。他十分易怒,有着极右的保守的政治倾向,信奉权威与服从,有强烈的控制欲,凡事都要按照他的方式来。

罗伊在父亲极为严格的管束下长大。他一直是班上的第一名,但生活中却没有什么快乐。父亲认为孩子不应该参加体育活动,也不该参加舞会或party。但在父亲看重的方面,他一定要是最好的。父亲甚至希望他是班上个子最高、长得最好看的。

家庭灌输给罗伊一整套生活方式和看待世界的模式。孩提时期的罗伊相信父母告诉他的一切。但随着年龄的增长,他渐渐发现,父母的某些看法是有问题的,他内心里出现了反叛的声音。究竟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对的、错的观念是从哪里来的?这些问题让他迷惑不解。一开始他求助于宗教,遍览圣经,但仍然没有找到答案。

罗伊的本科是在普林斯顿大学主修数学,期间,他参加了一个到海德堡大学的交换项目,在那里他选修了哲学,并第一次读到了弗洛伊德的作品。这为他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罗伊发现,心理学可以让他更接近“人的观念从何而来”以及“人待人处事的规则”的答案。

于是,等交换结束回到美国,罗伊向父亲提出想转修心理学。父亲对此不屑一顾,全然反对,“学这些没用的东西只会浪费了你的聪明才智!”

后来,父亲发现自己公司里的心理学顾问的工资竟然比自己还高,才勉强同意了让罗伊转修心理学。他一定没想到自己的儿子之后会成为一位鼎鼎有名的心理学家。

他也一定没想到,罗伊在学了心理学以后首先想做的事,就是分析自己的父亲。不过罗伊开始理解他的父亲,毕竟鲁迪17岁就参军了,没有正常的青少年期来发展社交,军旅生活让他变得冷酷,一个德国家庭长子的身份也让他习惯于做一个发号施令者。

他击碎了“美国梦”

人本主义思潮兴起于20世纪50年代。创始人卡尔·罗杰斯(Carl Rogers)宣称人性本善,孩子们应该被养育在一个“无条件积极关注”的环境下,远离各种限制,以充分发挥他们的潜能。

人本主义思潮之所以能够兴起,很大一部分原因是正好与“美国梦”相契合——每个人都是好的,每个人都需要自由,以实现最好的自己。

随之而来的就是历时几十年的、轰轰烈烈的“自尊运动”——在马斯洛(Abraham Maslow)将自尊需求列为仅次于自我实现的第二高层次的需求之后,1969年,一本名叫《自尊心理学》(The Psychology of Self-Esteemby Branden, Nathaniel)的书出版,列举了心理学研究的各种发现,提出:高自尊——也就是自我感觉良好——对人有各种积极的作用。此后,社会各界都全心全意地相信,高自尊对人各方面都有所助益,能促进人的思维能力,让人有更好的情绪,总之百利而无一害。所以,应该把提升自尊作为第一要务。

在学校里,为了提升学生的自尊,不应批评、惩罚学生,不应进行排名,老师应该变着法地鼓励学生,甚至考试分数都应该能多给就多给,还经常让学生给自己写信夸自己,要让每一个学生都认为自己是最棒的,是独一无二的。

甚至对罪犯,也应该采取鼓励为主的方式来对待,瘾君子如果能戒毒一段时间也应该对其进行奖励。法官都认为“应该用爱和关怀来帮助他们重新获得自尊。”

正在学习心理学的罗伊也相信高自尊的积极作用。部分原因可能是回想自己的童年,他对自己没能参加体育、社交活动来获得更高的自尊感到耿耿于怀。但他对《自尊心理学》有些失望,因为这本书里更多的是故事,读起来很有意思,但科学的证据并不充分。因此,他将高自尊者和低自尊者的差异作为自己的本科毕业论文题目,试图用自己的研究证明高自尊的积极作用,并从此开始了对自尊的研究。

然而渐渐地,罗伊对“自尊运动”越来越不满,因为高自尊的作用被越来越夸大,他觉得就像“高自尊的人挣了更多的钱,交了更多的税,所以研究结果偏向他们”。让他最终和“自尊运动”彻底决裂的时刻,是人们开始普遍认为低自尊会导致暴力行为。但是根据自己的研究,罗伊知道低自尊者通常都是害羞、自我怀疑的,他们不想当出头鸟,总是别人叫他们做什么就做什么,这些听起来和暴力、攻击性没有一点关系。

罗伊想要看一看,究竟是哪项研究表明了低自尊会导致暴力行为。但当他查文献的时候,他发现每一篇做出这一论断的文章总是在引用别人的文章,但查来查去,竟没有一篇原始的研究,没有任何真正的证据。

震惊之余,罗伊开始仔细研究这个问题。他发现,攻击性高的并不是低自尊者,而往往是一些高自尊者,或者说是“虚假高自尊”或自恋者,当他们的自尊受到威胁时,就会表现出高的攻击性[1]。

这一“离经叛道”的发现引起了巨大的反响,“自尊运动”的拥护者群起而攻之。面对他们的张牙舞爪,罗伊毫不慌张,反手就开始对以往所有的自尊研究进行整理总结。他认为自我报告式的自尊测量并不可靠,而对他认为可靠的研究进行梳理后,他发现,高自尊和人们坚信的很多积极效果之间并没有明显的因果关系,高自尊不会让人在多数任务中表现更好,也不会让孩子更少地抽烟、酗酒。高自尊和好的学业成绩之间确实有很强的相关,但却并不是因为自尊更高让学生取得了更好的成绩,而是相反,取得好成绩提高了学生的自尊[2]。

而对于那些有问题的高自尊者,罗伊用“自恋”来描述他们——一个健康的高自尊者,比如爱因斯坦,在别人说他愚蠢的时候,不会因此生气;但是一个自恋者认为他们理应被别人崇拜,时刻都想要感觉高人一等,在别人不认可他们时,他们可能会因此而失去控制。

自恋可以被看作是一种对自尊的成瘾。罗伊用自己的研究,将矛头直接指向了“自尊运动”——那种靠“提升自尊”建立起来的假大空的自尊,难道不更像是自恋吗?

1950年时,10个美国青少年中只有1个会认为自己是“一个很重要的人”,但是到1990年,这个数字变成了8个。“美国梦”的实质是个人奋斗,要靠奋斗让自己感觉自己很好;但“自尊运动”却忽视了奋斗,只让人沉迷在空无的自我感觉良好之中。通过罗伊的研究,美国人终于认识到了这个问题。

离经叛道的基础

击碎“美国梦”是罗伊“离经叛道”特质的一个集中体现。他始终扮演着“局外人”的角色,当别人都认同一件事时,他却偏要来质疑它。在女性地位越来越高,女权主义越来越兴盛之时,罗伊却站出来(尽管他自己其实支持女权),指出总体来说男性的地位不比女性高,因为虽然社会上层男性更多,但底层同样也是男性占多数。心理学研究越来越关注弱势群体,罗伊却对过多地从外界寻找原因(贫穷、上瘾等等)感到不满,“我有时候觉得我们心理学家的工作就是在帮人找借口”。

罗伊的这种“离经叛道”在一定程度上可能是被他的家庭所塑造的。他的成长历程充斥着服从与反叛两股激流的碰撞。他的父亲就是一个“局外人”:作为一个右翼分子,鲁迪不断反对流行的左翼观点。罗伊多少会受父亲的影响。更重要的是,父亲要求罗伊对他完全服从,罗伊虽然表面上不反抗,但反叛的冲动不断在心中郁积,直到有一天他彻底脱离父亲。

但罗伊并没有成为第二个鲁迪。他的“离经叛道”被心理学的科学训练武装了起来,他的反叛完全建立在实证的基础上。他是一个绝对“不站队”的人,甚至连大选他都不去投票——他坚信自己不应该有立场,才能避免各种偏见,对所有观点持开放态度,只用数据说话。

罗伊的第二个心理学思维武器是“辩证地看问题”。他拒绝简单的“对”或“错”的陈述,在他眼里,凡事都是一种权衡,而不是非黑即白,正如不良行为可能是出于良好的目的,不下对错的定论,才能更好地看清背后的真相。例如“自尊运动”,并不是罗杰斯、马斯洛错了,而是对高自尊的过度追捧会导致自恋的问题。

这就是罗伊“离经叛道”的基础。他看不惯主流的观点被当作“对的观点”,但他也不是与主流观点完全相反,他只是用数据说话,深入研究这些主流观点究竟合理在何处,不合理在何处。

当反叛者被当作权威

最近几年,罗伊成为社会心理学界备受争议的人物。这些争议不是因为他“离经叛道”地提出了什么政治不正确的言论,却是因为——这个一直以来的反叛者似乎成为了权威。

自2011年起,心理学,尤其是社会心理学,开始了一轮研究实践的自我反省。大量之前的研究结果被发现并不可靠,很多研究不能被成功重复。在审查过去研究成果的可靠性时,风靡一时的“自我损耗效应”首当其冲。

“自我损耗”(ego depletion)的现象由罗伊与其夫人(同为社会心理学家的)戴安妮·泰斯(Dianne Tice)共同发现,并提出“自我控制力量模型”对其加以解释。据说某一天晚上,罗伊和戴安妮在家里烤了一炉曲奇饼干,突然就想出了这个idea。“自我损耗”的经典研究范式就是,在一个弥漫着烤曲奇香味的房间里,桌上放着一盒巧克力曲奇和一盒胡萝卜,一半被试被要求吃胡萝卜,而另一半被试吃曲奇;前一半被试吃完胡萝卜后,在解一个无解的迷宫游戏时,坚持的时间会更短,因为抑制想吃曲奇的冲动消耗了他们的自控力[3]。

“救命!这盘蛋糕在引诱我!”

在这项研究发表后的十几年里,产生了几百项基于“自我损耗”的研究。且不说“自控力资源有限”是不是对“自我损耗”最好的解释,至少“意志力任务会损耗自我调节能力”这个效应应该是存在无疑的。然而,2016年的一项大型重复研究却并没有重复出“自我损耗效应”[4]。

罗伊对这项重复研究的方法提出了诸多批评,其中重要的一点是认为,该研究所使用的引发“自我损耗”的方法未能奏效。有反对者写了一封公开邮件,要求罗伊提供一个最有效的引发方法,以进行进一步的重复验证,这时罗伊被激怒了:“你的名声不好,我不想和你合作”[5]。

目前,学界对“自我损耗效应”是否存在还没有一个定论。

不只是不断反驳对自己研究的批评,罗伊也表达了他对社会心理学研究实践总的看法。社会心理学研究正在发生一个很大的转向:要求有更多的被试数量,以使结果更可靠,避免巧合性的显著结果或夸大研究的效应;并强调研究过程、数据的公开透明和重复研究的重要性。

但罗伊对此有不同的意见[6]。对于重复研究,罗伊发表了极具争议的言论。他认为从事心理学研究需要天赋,在他自己的实验室里,有天赋的学生总能重复出他的研究成果,那些不能成功重复的,一定是能力存在什么问题。对于现在很多失败了的重复研究,他也认为是进行重复研究的研究者对研究缺少某些必要的了解。

而对被试数量问题,他的观点也同样富有争议性。他说在他还是个学生的时候,常规的研究方式是想一个好的研究问题,只需要招募10名被试就能取得显著结果;如果不能显著,就说明提出的问题还不够好,要招募20名被试是在浪费宝贵的被试资源。现在一个实验动辄要招募成百上千的被试,那么很微弱的效应也能取得显著的结果,虽然结果可靠,但这些效应并没有什么意义,将会使社会心理学变成一个“严谨但无聊”的学科。罗伊认为,想出好的研究问题本来就是心理学研究者必备的天赋,现在堆被试数量的方式将会让心理学研究越来越没有技术含量,成为体力劳动。

罗伊的这些观点看起来都像是一个精英主义权威的诸多牢骚,一个保守的老派研究者对新研究实践的反动。那个曾经的离经叛道者,真的成为了他曾经不断反叛的权威了吗?

每一个科学家总是相信自己的数据是最好的,罗伊也无法摆脱人的这种天性。坚持自己的观点,在有足够的证据驳倒自己之前绝不轻易妥协,本来也是科学家的傲骨。尤其是当自己的一项研究成果或一种研究实践已历经多年,要被彻底推翻,肯定会有强烈的抵触。

或许,可以换个角度看,现在新的研究实践已经成为了主流观点,大势所趋,罗伊所做的不过是和以前一样,提出他对新的主流观点的质疑。

如今,罗伊已经68岁了,他的学术生涯从来不乏争议。反叛者也好,权威也罢,他始终勇于质疑主流观点,只相信数据;始终辩证思考,尽量不站队;也始终坚持自己,绝不轻易妥协。

这就是社会心理学家罗伊·鲍迈斯特。

本文编译并补写自 https://medium.com/matter/the-man-who-destroyed-americas-ego-94d214257b5

参考文献

[1] Baumeister, R. F., Smart, L., & Boden, J. M. (1996). Relation of threatened egotism to violence and aggression: The dark side of high self-esteem. Psychological review, 103(1), 5-33

[2] Baumeister, R. F., Campbell, J. D., Krueger, J. I., & Vohs, K. D. (2003). Does high self-esteem cause better performance, interpersonal success, happiness, or healthier lifestyles?. Psychological science in the public interest, 4(1), 1-44.

[3] Baumeister, R., Bratslavsky, E., Muraven, M., & Tice, D. (1998). Ego depletion: Is the active self a limited resource?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74(5), 1252-1265.

[4] Hagger, M. S., Chatzisarantis, N. L., Alberts, H., Anggono, C. O., Batailler, C., Birt, A. R., ... & Calvillo, D. P. (2016). A multilab preregistered replication of the ego-depletion effect. Perspectives on Psychological Science, 11(4), 546-573.

[5] https://replicationindex.com/2016/04/18/is-replicability-report-ego-depletionreplicability-report-of-165-ego-depletion-articles/

[6] Baumeister, R. (2016). Charting the future of social psychology on stormy seas: Winners, losers, and recommendations.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Social Psychology, 66, 153-158.

本文经授权转载自微信公众号“PsychologicalChamber”,有修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