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英国首都伦敦，偶然可以看到这么一群年轻的男生，他们身穿雪白的衬衣，外着天蓝色的西装外套，英俊潇洒，自信十足。更引人注目的是人人头上那顶带着深蓝丝带的英式硬草帽（有时候会是黑礼服配英式高礼帽及手杖），这群孩子必定来自著名的哈罗公学（Harrow School）。
1971年2月，哈罗公学学生身着传统校服和草帽聚集在校园
英国的教育历史悠久声名显赫，吸引着各种精英学子、王子皇孙、富家贵胄慕名而来，除了牛津、剑桥一类的传统大学，很多人也把目光早早瞄向了如哈罗公学一类的贵族中学。
因为一旦能够成功入读这类顶级学校，不但意味着获得了进入牛津、剑桥等名校的敲门砖，也意味着自己的子女能够接受最正统全面的英式贵族教育，有望成为正宗的“英伦贵族”。
哈罗公学是这类贵族学校中的佼佼者，即使面临数万英镑一年的高昂学费，世界各地那些腰缠万贯的家长，依然想尽办法让自己的儿子（哈罗是男校）戴上那顶哈罗草帽。
不允许说英语，射箭是必须的
多少有点讽刺的是，哈罗公学的创始人，既不是声名显赫的公爵，也不是名留青史的主教。1572年，一名哈罗本地的富农，约翰·利昂从英格兰女王伊丽莎白一世那里获准在当地建立一所面向本地农民孩子的学校。
作为代价，他出钱支付了两名学生未来去牛津和两名学生去剑桥学习的费用，并修筑了连接伦敦和埃德加的公路。
尽管来读书的都是本地教区的孩子，利昂还是制定了严格的规则，其中要求学校的校长必须由一位至少有20英镑年收入、硕士学历的人士担任，副校长的要求则是15英镑年收入和学士学历。
除了每周四外，学生没有玩乐的时间。出席教堂礼拜是必须的，过了一年级以后，就不允许再说英语了。当时哈罗公学的教学语言是拉丁语。违反规定的学生，将接受“适度疼痛”的体罚。
为了良好贯彻各种校规，哈罗公学初始设立了3个校监，其中两个负责管教和惩罚学生，另外一个则负责监督其他两位校监。
1930年，哈罗公学学生在新学期捧着新书
学生进入哈罗读书是免费的，利昂资助本地的教育。家长只需要给学生准备墨水、纸张、笔、书本、蜡烛以及弓箭。在哈罗的早期历史里，射箭是必须和唯一的运动。
这也体现了哈罗的英国本土色彩。在冷兵器时代，英格兰以精良的弓箭手闻名，弓术是这个国家最重要的战争记忆。
利昂还有规定，哈罗可以在收取合适学费并不影响本教区学生教育的情况下，接受外来的学生。在后来的岁月里，特别是今天，这条准则无疑被非常灵活地运用了。
哈罗的崛起开始于18世纪早期。由于当时另一所著名的伊顿公学被怀疑和托利党人（即贵族派，现英国保守党的前身）联系过多，得势的辉格党（改革派，现英国自由党的前身）权贵们转为支持哈罗。许多贵族争先恐后捐资赞助，哈罗学费因此水涨船高。
一个外来富家学生需要支付10英镑一年的学费，这在当时和一个大学学者的年收入相若了。一名1775年入学的男生甚至为他7年半的学习总共支付了202英镑，这在当时是惊人的巨款。也正是从这个时代开始，哈罗的教育理念开始变化，成了一所面向富人和权贵子弟的学校。
正因为如此，18世纪当地居民还举行过集会，抗议哈罗越来越昂贵的学费和越来越多的外来学生。本地学生和外来学生的比率已经变成了1比2。不过本地居民希望找回利昂原初理念的斗争还是失败了，哈罗越来越成为一所平民难以企及的贵族学校。
哈罗的高门槛在校长的人选上也有所体现，比如后来成为坎特伯雷大主教的隆里博士，以及著名诗人华兹华斯的侄子克里斯托弗·华兹华斯博士都担任过哈罗的校长。
在1805年到1829年乔治·布尔特任校长期间，哈罗进行了多项改革，比如英语得到了宽容对待，希腊语也取得了和拉丁语平等的地位。科学、法语和意大利语课程也被引入。
布尔特还鼓励学生关心政治，允许他们中断课程去参与一些政治事件，比如庆祝在西班牙对拿破仑的胜利，枪械射击和火炮操控课程也被引入。
丘吉尔交白卷，但获得击剑冠军
1941年时，哈罗迎来了一位特殊的客人——时任英国首相的丘吉尔。当时正处在二战最严峻的时刻，丘吉尔在哈罗公学对着800多名学子发表了一次著名的演说，成为当代英语文学的名篇：
“一年前我们在孤军奋战，许多国家都认为我们的末日到了，认为我们完蛋了。我们的一切传统、我们的校歌、我们学校的历史、我们国家的这部分历史，似乎都将灰飞烟灭了。但是今天的形势大不相同了。其他国家认为英国人将一败涂地，但是我们却巍然屹立。我们没有丝毫的畏惧，也从未想过屈服；令不列颠岛外的人看似奇迹，尽管我们自己从来不怀疑的是，我们今天已经处于这样的地位，正如我所说的，只要坚持到底，就一定能获得胜利。不要说黑暗年代；我们宁愿说严酷年代。这不是黑暗年代，而是伟大时代，是我们国家有史以来最伟大的年代……”
1965年，丘吉尔访问哈罗公学
无论对于英国还是哈罗公学，丘吉尔的这番演讲都有着特殊的意义。而丘吉尔本人，恰恰是哈罗公学引以自豪的毕业生之一。
不过实际上，丘吉尔本人在哈罗的生涯并不开心，甚至可以说，对这位从小有些离经叛道，有一个美国富家大小姐母亲的名门子弟来说，哈罗公学的几年岁月还颇为黑暗。
作为传统名校，拉丁文考试是进入哈罗公学所必须的。但是丘吉尔的拉丁文实在太差。他在自传《我的早年生活》里颇为“得意”地回忆：校长威尔登博士对我的拉丁文作文宽宏大量，证明他独具慧眼，能判断我全面的能力，这非常难得。
这多少有些可笑，因为丘吉尔的拉丁文考试根本就是交了白卷。丘吉尔之所以能够进入哈罗，不是他自我吹嘘的什么全面能力，而是基于父系丘吉尔家族（祖先马尔波罗公爵是英国历史上最伟大的军事将领之一）和母系美国大富商这一难以让人拒绝的超级显赫家世。
后来的历史不断证明，来自世界各地源源不断靠家世走后门进哈罗的权贵学生中，丘吉尔不是第一个，也不是最后一个。
在哈罗读书期间，丘吉尔的成绩依然很差，特别是数学、拉丁文等，基本都是全校垫底。由于他生性顽皮叛逆，不时受到哈罗校规的“特别照顾”。不过他的英语和历史成绩却非常的好，还是全校的击剑冠军。
拜伦爱吹风
除了丘吉尔以外，英国著名诗人乔治拜伦也是哈罗校友。
和丘吉尔不太一样，拜伦出身于一个贫穷而破落的贵族家庭，13岁时顺利进入了与之地位相称的哈罗公学。
时任哈罗公学校长的约瑟夫 德鲁里在他的书房里第一次与这位天资聪颖、外表俊美但腿有残疾的贵族少年见面。校长回忆，“交给我的是一匹在山里野惯了的小马驹。不过从他的眼睛里，我看到他是有思想的”。
从此，哈罗周边的历史古迹旁，学校的林荫道上，经常留下这位年轻人的足迹。和许多毕业于哈罗的名人相似，拜伦是有点偏才的，他在哈罗的学习被评价为“懒惰而博学”，上课不太用功，却能在关键时刻轻松大笔一挥，写下三四十句美妙的拉丁文六韵诗。
也是在哈罗期间，拜伦对政治产生了重大的兴趣。在他于哈罗期间长期阅读的书目中，政治学、历史学占据了很大的比例，包括大量唯物主义哲学和启蒙学派的著作。
其实所谓英国的公学（Public School），很容易在字面上让人迷惑，以为这是专门由政府出资开办，以低廉的价格提供给一般市民子弟受教育的机会，如同国立大学一样。
实际上公学和政府无关，只是表示学校可以公开招生，而不只限于特定宗教、种族或地区的学生。
当然，如同哈罗公学的历史一样，早期的公学也是开放给穷人的孩子就读，因为富家子弟多有私人教师专门辅导。不过时至今日，历史悠久的英国公学培养出来的学生大多是英国各领域的精英，而且学费昂贵，普通人是无法负担的。
(作者：张子宇）
原载于《时代周报》，腾讯历史频道授权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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