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钱币种类不多，自高祖李渊武德元年（６１８年）立国至哀帝天佑四年（９０７年）亡国的近三百年的时间里，先后铸行的主要钱币是开元通宝。年号钱只有乾封泉宝、乾元重宝、重轮乾元重宝、大历通宝、建中通宝等几种，使用的时间都很短暂，前三种还是大钱。
唐高祖武德四年（６２１年）废除五铢钱，铸“开元通宝”，即开辟新纪元，通行宝货之意。“开元通宝”不标重量，每枚重二铢四絫（二十四铢一两，十絫合一铢）。此后，我国的衡制再也不以铢、絫计算，而是改用两、钱、分、厘的十进位法，其中一钱即指开元钱一枚的重量。
“开元通宝”钱，也是唐代最主要的流通货币，其铸行与整个大唐相始终。据不完全统计，至今各地发掘出土的唐开元通宝钱已有数万枚。但是，版别非常庞杂，有些“通宝”铜质纯净、铸造精良、轮廓深峻、文字精美，也不乏铸造粗糙、文字模糊、杂质较多、体小量轻的。
实际上，初唐铸造发行“开元通宝”也是迫不得已。据《旧唐书?高祖纪》载：唐高祖初得天下时，由于京师谷贵，甚至禁止关内屠沽；武德元年后废除隋五铢，创立通宝制度，均是为平抑物价，提高货币购买力。
不过，连年征战，农业歉收，直至十年后唐太宗李世民继位，各地物价仍高居不下。
但是，仅三年后，情况就有好转。史载：“至贞观三年（公元６２９年）?关中丰熟，马牛布野。又频年丰稔，米斗三四钱。自京师至于岭表，自山东至于沧海，皆不贲粮，取给于路”。
可见，在这期间，随着社会稳定、粮绢丰增，通宝货币开始升值，物价才出现大幅回落。唐太宗在位期间，并没有出台新的货币政策，以及铸造发行新的货币，贞观时期的强盛国力，可以说完全靠通宝币值及较低的物价来支持。
至于乾封泉宝、乾元重宝、重轮乾元重宝，都是大钱，前两者一枚等同于开元通宝十枚，后者折当更大，一枚等同于开元通宝五十枚。
乾封泉宝铸行于唐高宗乾封元年（６６６年），次年即废止。实际上，高宗执政前期物价也低，如丰收年永徽五年（公元６５４年），洛州地区粟米每斗才两钱半，为高宗时期的最低粮价。
直到乾封元年（公元６６６年）改铸乾封泉宝，以一当十大钱，造成商贾不通，米帛腾贵，又因连年对高丽、吐蕃及突厥用兵，农事不振，引起物价飞涨。高宗废止了乾封泉宝。
即使这样，在之后很长一段时间，关中一带米斗竟达三四百钱。前后不到二十年，变化之大，令人感慨。
乾元重宝、重轮乾元重宝铸行于唐肃宗乾元年间（７５８一７５９年），代宗即位后（７６２年），改发行流通小平钱，逐渐退出流通领域。有背文的乾元重宝是小平钱，为唐晚期钱币，一般认为是唐武宗铸会昌开元通宝后铸行的。
其实，自７５５年１１月“安史之乱”爆发后，唐朝由盛转衰。天灾频繁，征敛急侈，烽烟四起，物价自然飞涨，民自然不聊生。唐王朝前期令人向往的物价水平与货币购买力，早已不存在。
大历元宝和建中通宝分别铸行于唐代宗大历年间（７６６一７７９年）和唐德宗建中年间（７８０一７８５年）。这两种“宝钱”存世很少，制作粗糙，钱型较轻小。
在新疆库车哈拉敦遗址等地，考古学者发现大历元宝和建中通宝钱，于是一些学者猜测其铸地及主要行用地是在新疆库车及其邻近地区。
会昌开元通宝铸行于唐武宗会昌五年（８４５年），次年就被废毁，其最大特征为：在钱背加铸文字，计有二十三种，除“昌”字为年号的省文外，其它都是铸钱州名。
这一种类的钱，无论是在钱径尺寸，还是铸造工艺上，差别都十分明显，质量参差不齐，多数较粗陋，质薄量轻，杂质较多。
此外，还有一种“当十白铜开元”的大钱。据《新唐书?食货志》载，德宗建中初年，判度支赵赞请采连州白铜铸当十大钱，但迄今为止还没有发现此类实物。不过，按《册府元龟?邦计部?经费》载，尽管赵赞提出铸当十开元大钱，但后来经过一番思考，又觉不妥，因此没有实行。
代宗以后唐王朝的货币政策已发生很大变化，赵赞“当十开元”大钱其实已难以实行，目前传世的“当十开元”都与赵赞无关。
总之，唐朝三百年间，主要通用“开元通宝”和“乾元重宝”铜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