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 | 刘钝
杨振宁先生是当代最伟大的科学家之一，这一点无论何时何地都是没有争议的；但是知道他能写一手漂亮中文文章的人，可能就没有知道他是诺贝尔奖得主的人多了。对于杨先生的语言艺术，无法体会中文奥妙的外国友人不须说，就是某些下笔不知所云的国人也难得其中三味。若干年前，我在读毕杨先生那篇美文后曾掩卷长叹：“那篇《邓稼先》，因为被收入初中语文课本而拥有比杨先生其他文章更多的读者。就此一点而言，他足以让众多科班出身的职业写手和大小编辑们汗颜——去国多年而全身心地浸淫于宇宙的奥秘，仍能如此生动自如地运用祖国语言，教科书的选编者算是有眼力。”[1]
如果说我这个门外汉少见多怪的话，可以请出几位专家来站台。2005年，百花文艺出版社搞了个《优雅的汉语》系列读本，受托选编现当代散文的是知名作家贾平凹，共有三十二篇美文入选，其中就有杨先生这篇《邓稼先》[2]。曾任香港、北京两地三联书店总编的李昕说：“杨先生是一位极有人文关怀的老知识分子……他的文章也写得漂亮，文字干净简洁，字里行间富于情感。”[3]著名思想家王元化说杨先生“对中国文化是有相当深入的理解的。这种理解，甚至超过了我们这里一些专业工作者。”[4]在港台等地享有盛名的电机专家兼散文作家陈之藩，读到杨先生的《美与物理学》后，夸赞其文“笔法遒练而明净，非常好看”，并说“现在您不独是为小‘众’，而是也为大‘众’写了。”[5]
借着为杨先生百年寿辰献贺的机会，我想谈一点阅读他的散文的感想。雾里看花，寒山远眺，终是一己之见。
家国情怀
我以为，另一篇可以编入中学语文课本的是《父亲和我》，文字之优美，感情之饱满，堪与朱自清的《背影》比肩。文中忆及当年杨老先生在昆明送子远行时的情景：
话别后我坐进很拥挤的公共汽车，起先还能从车窗往外看见父亲向我招手，几分钟后他即被拥挤的人群挤到远处去了。车中同去美国的同学很多，谈起话来，我的注意力即转移到飞行路线与气候变化等问题上去。等了一个多钟头，车始终没有发动。突然我旁边的一位美国人向我做手势，要我向窗外看：骤然间发现父亲原来还在那里等！他瘦削的身材，穿着长袍，额前头发已显斑白。看见他满面焦虑的样子，我忍了一早晨的热泪，一时逬发，不能自已。[6]
文中附有一张1929年摄于厦门鼓浪屿的照片，上面的小男孩脑门突出，身上的衣裤均显短小，瞪着乌溜溜的大眼睛，一副不情愿的样子，那是六岁多的杨振宁。三十多年后，1960年杨老先生飞赴日内瓦与分别多年的爱子团聚，临行前杨振宁三弟翻出这张照片，老先生却说：“不要带，不要带，那天我骂了振宁一顿，他很不高兴。”文中既没讲自己当年受责的原因，也没讲杨老先生见到旧照时的心情，寥寥数语，云淡风轻地勾画出父亲慈严兼备的特点，以及一个聪明淘气还颇有主见的小男孩的憨态。看到这里，语文老师可能会说了，这就是修辞中的映衬法：用作者自己的顽皮映衬父亲的行峻言厉；用父亲对旧照片的反应映衬他内心深处的舐犊之情。
这只是一个小插曲，更漂亮的修辞表现在后文，杨先生写道：
从1945年至1964年，我在美国已经生活了19年，包括了我成年的大部分时光。然而，决定申请入美国籍并不容易。我猜想，从大多数国家来的许多移民也都有同类问题。但是对一个在中国传统文化里成长的人，作这样的决定尤其不容易。一方面，传统的中国文化根本就没有长期离开中国移居他国的观念。迁居别国曾一度被认为是彻底的背叛。另一方面，中国有过辉煌灿烂的文化。她近一百多年来所蒙受的屈辱和剥削在每一个中国人的心灵中都留下了极深的烙印。任何一个中国人都难以忘却这一百多年的历史。我父亲在1973年故去之前一直在北京和上海当数学教授。他曾在芝加哥大学获得博士学位。他游历甚广。但我知道，直到临终前，对于我的放弃故国，他在心底里的一角始终没有宽恕过我。[7]
这是文中令人动容的一段话，杨老先生的纯正、耿介与爱国之情跃然纸上。一些无良的网上段子手，居然抓住“始终没有宽恕过我”这句话，作为攻讦杨先生不忠不孝的口实，完全不懂得杨先生是在用映衬笔法书写父亲的伟大。实际上，包括杨武之先生在内的众多中国科学家，都不会认为立足于当代科学顶端的杨先生，在1950-70年代回国是明智之举；事实也证明，年富力强的杨先生在美国，为物理科学、为世界和平与中美两国人民的沟通、也为中国的国际地位，做出了无可替代的贡献。
如同中国古代的大儒，杨老先生心里的“家”与“国”是一体的，这一点在杨先生身上留下了深深的烙印。1957年8月9日，杨老先生在日内瓦给杨振宁夫妇题字，写的是“每饭勿忘亲爱永，有生应感国恩宏。”1972年5月12日杨老先生去世后，杨先生的幼年玩伴与终身挚友熊秉明来信慰问，说你父亲虽已故去，他的血液仍在你身体内循环。杨先生补充道：“是的，我的身体里循环着的是父亲的血液，是中华文化的血液”。
2008年初，北京三联书店为杨先生《曙光集》出版举行的首发式上，时任中国科协名誉主席的周光召先生提议，既然《父亲和我》这样精彩，杨先生还应该写一篇《母亲和我》。其实杨先生此前已在多篇文章中谈到母亲，按照周先生的建议，杨先生很快完成了《母亲和我》，附在当年新加坡出版的《曙光集》繁体字版中。
这篇文章不长，但是同样饱含深情，以简洁的笔触勾画出一个勤劳、朴实、坚韧的中国女性的高大形象。文章一开始就说父亲留洋五年，母子相依为命，看到一些留学生回国后抛弃发妻，母亲曾与一位教中姐妹闲聊，说是一旦家境无法维持，就带着儿子去教堂“吃教”。虽然文化不高，母亲却十分重视孩子的教育，儿子四岁的时候就教他认字，五岁多的杨振宁已识得三千多个方块字。父亲回国后对母亲非常好，全家在清华园安顿下来后，身处众多受过高等教育的教授夫人中间，母亲的生活信条是管好家，少交际，不打牌，不惧艰苦，但求健康，很快在园中赢得治家有方的好声誉。成名后的杨先生曾将母亲接到瑞士、香港、美国东西海岸等地小住，母亲过得很开心，也弥补了杨先生多年来未能亲奉孝道的心结。1992年南开大学为他七十寿辰举办研讨会，杨先生在发言中忆及母亲的恩泽，忽然悲从中来，泣不成声，至今网上还可以见到记录了当时场景的视频。文章最后，杨先生以平和的语调概括了母亲的一生，也可视作对那个时代千千万万中国母亲的赞美：
母亲出生于1896年的旧中国，没有受过学校教育，只念过一两年私塾。小时候她只有小名，和父亲结婚以后才取了一个正式的名字：罗孟华。她经历了20世纪中国社会的多种动乱，以镇静的、坚定不移的做人态度克服了一切困难。她是杨家的精神支柱，受到她的丈夫、她的子女和所有认识她的人的尊敬。[8]
熊秉明是数学家熊庆来先生的儿子，也是杨先生自幼相识的莫逆之交，后来成为著名的书法家与雕塑家。他们二人虽然在不同的领域工作，却有着许多共同的兴趣。父辈的情谊，清华园里的童年，留学海外的经历，对美在科学与艺术中的领会......，两人之间有着说不完的话题。2002年夏天，杨先生在伦敦看了马蒂斯与毕加索的双人主题画展，见到毕加索写给晚年马蒂斯的一段话，说我们要抓紧，不然就没有时间互诉衷肠了。杨先生马上抄写下来寄给好友，五个月后熊秉明在巴黎病逝，杨先生说“这封信恐怕还在他的书桌上”。他在悼念文章中写道：“秉明和我是同一时代的人，同一个大时代的人。我们都有话要说。我们走了不同的道路，采用了不同的语言，但是我们要说的却有同一底线。”文中引了熊秉明写的一首动人小诗——“在童年预言未来成年的远行，在故乡预言未来远行人的归心”，杨先生最后写道：
甘蔗田，棉花地，红色的大河是云南省弥勒县秉明父亲和母亲的月光下的故乡，是世界所有游子的故乡。[9]
中国男儿
对于自己的同乡、同学和亲密朋友邓稼先，杨先生的那篇纪念文字早已成了经典，赞美与评论的文章不计其数。现在我想偷个巧，将自己十几年前的一点感想抄在下面。
文章起始就把我们带到100年前，那是甲午战争和八国联军的时代，是中华民族历史上最悲惨的时代；随后话锋一转——中国人站起来了，对此转变作出贡献的无数志士仁人中，有一位长期以来鲜为人知的科学家，那就是邓稼先。这样，作者笔下的主人公就不仅仅是一名研制核武器的科学家，而是一位为中国人摆脱任人宰割命运立下汗马功劳的民族英雄。英雄征战的疆场，则是青海、新疆和神秘的罗布泊，那些最容易与“秦时明月汉时关”发生联想的地方。杨先生写道：
不知道稼先有没有想起我们在昆明时一起背诵的《吊古战场文》：
浩浩乎!平沙无垠，敻不见人。河水萦带，群山纠纷。黯兮惨悴，风悲日曛。蓬断草枯，凛若霜晨。鸟飞不下，兽铤亡群。亭长告余曰：“此古战场也!常覆三军。往往鬼哭，天阴则闻！”
稼先在蓬断草枯的沙漠中埋葬同事，埋葬下属的时候不知是什么心情？
“粗估”参数的时候，要有物理直觉；筹划昼夜不断的计算时，要有数学见地；决定方案时，要有勇进的胆识，又要有稳健的判断。可是理论是否够准确永远是一个问题。不知稼先在关键性的方案上签字的时候，手有没有颤抖？
戈壁滩上常常风沙呼啸，气温往往在零下三十多度。核武器试验时大大小小临时的问题必层出不穷。稼先虽有“福将”之称，意外总是不能免的。1982年，他做了核武器研究院院长以后，一次井下突然有一个信号测不到了，大家十分焦虑，人们劝他回去。他只说了一句话：
“我不能走。”[10]
在腹背受敌、食不果腹的年代，在马革裹尸、春风不度的荒原，英雄邓稼先的“我不能走”，可谓壮怀激烈，荡气回肠。
文中有一个感人的细节：尽管猜到好友的使命，杨先生在1971年首次来华时从不问询对方的工作，而邓稼先也只说自己“在外地工作”，直到杨即将离开中国的前夕，在上海市领导举行的饯行宴会之间，突然接到邓稼先托人送来的一个便条，简短的信息只有一个意思——中国的原子弹是中国人自己研制出来的。杨先生阅此不禁热泪盈眶，不得不离席去洗手间整理仪容。他问道：“事后我追想为什么会有那样大的感情震荡，为了民族的自豪？为了稼先而感到骄傲？——我始终想不清楚。”答案其实就在文中。杨先生写道：
假如有一天哪位导演要摄制邓稼先传，我要向他建议背景音乐采用五四时代的一首歌，我儿时从父亲口中学到的。
我父亲诞生于1896年，那是中华民族仍陷于任人宰割的时代。他一生都喜欢这首歌曲：
中国男儿，中国男儿，要将只手撑天空。
长江大河，亚洲之东，峨峨昆仑，翼翼长城，天府之国，取多用宏，黄帝之胄神明种。
风虎云龙，万国来同，天之骄子吾纵横。
中国男儿，中国男儿，要将只手撑天空。
我有宝刀，慷慨从戎，击楫中流，泱泱大国，决胜疆场，气贯长虹，古今多少奇丈夫。
碎首黄尘，燕然勒功，至今热血犹殷红。[11]
杨先生自己就是一个好导演，他的蒙太奇实在高明：列强瓜分中国、中国核计划、中学大学同窗、留美片断、奥本海默、《吊古战场文》，在一系列长镜头、短镜头、大特写的变焦和动静明暗的反差对比后，这里刷啦一下闪出五四时代救亡歌曲的词谱，音乐声骤起……一串方块字，在杨先生调动下现出鲜活的生命力：历史的沉思，导演的独白，视觉和声觉效果的双重冲击下拱出一个高大丰满的英雄形象来。[12]
同样令人不可思议的是，某些无聊的键盘侠竟然利用杨先生对老友的怀念妖言惑众，殊不知杨、邓二人的深厚情谊是建立在共同的思想基础上的，那就是让祖国快快富强，雪洗近代以来蒙受的耻辱，早日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13]1971年杨先生首次回国，向有关单位提出第一个想见的人就是邓稼先，后者当时还在西北某地的“学习班”中。正是杨先生的关注，促进了邓稼先完全恢复在核工业部九院正常工作的进程。邓稼先夫人许鹿希女士说过“杨振宁先生回来救了邓稼先的命”，她还在多种场合对杨邓二人的经年友谊和杨先生无微不至的关心照顾，以及邓稼先对杨先生的高度评价发表看法。[14]
旧邦新命
1982年，杨先生曾在一篇物理学论文的后记中，谈到自己当年加入美国籍的背景和心路历程，内中插入了一个感人的细节：
60年代的一天晚上，我在去布鲁克海文（Brookhaven）实验室的途中，乘火车从纽约去帕巧格（Patchogue）。夜已经很深了，摇摇晃晃的车厢内空荡荡的。一位老人坐在我身后，我便和他搭起话来。他是浙江人，大约生于1890年前后，旅美已经50余年，有时以洗衣为业，有时给餐馆洗碗碟。他没有结过婚，总是一个人孤零零地住在一间房子里面。他对人显然十分友善。我心里想，难道这意味着他没有痛与恨？车到贝肖（Bayshore），老人蹒跚地顺着灯光惨淡的过道走到车尾，颤巍巍地下了车。看着他那被岁月压弯了的脊背，我心里充满了悲哀和愤怒。[15]
杨先生的“悲哀和愤怒”，来自对中国近代蒙受屈辱的深刻了解，来自传统文化的熏陶，来自父亲的教诲，也来自个人在美国的观察体验。在不同的场合，杨先生一再提到这种感受，即使在瑞典皇家科学院与诺贝尔奖基金会为他与李政道先生获奖举办的庆祝晚宴上，杨先生也提到八国联军的“野蛮屠杀和可耻的掠夺”，以及“中国人的愤怒的感情”。[16]
在《父亲和我》《邓稼先》《近代科学进入中国的回顾与前瞻》[17]《归根反思》[18]等文中，杨先生一再提到“国耻”，称“那是任人宰割的时代，是有亡国亡种的危险的时代”，“是中华民族5000年历史上最黑暗最悲惨的时代。”[19]在《曙光集》收入的《归根反思》一文中，杨先生添加了一张20世纪初上海英租界庭审的照片：一个留着长辫子的中国男子跪在堂前，洋人法官与中国官员高踞台上，没有也无需文字说明。下面这份中国被列强欺凌的清单是杨先生经常引用的，时间倒回至1898年：
德国强占山东胶州湾，“租借” 99年。
俄国强占辽宁旅顺大连，“租借”25年。
法国强占广东广州湾，“租借”99年。
英国强占山东威海卫与香港新界。前者“租借”25年，后者“租借”99年。[20]
1997年7月1日清晨零时，杨先生有幸作为嘉宾，出席在香港会展中心举行的回归盛典。看着五星红旗在义勇进行曲的乐声中冉冉升起，想到父亲如果能够目睹这一激动人心的历史时刻，一定会比自己还要激动。杨先生满含激情地写出了下面的话：
他出生于1896年——一百零一年前，马关条约、庚子赔款的年代，在残破贫穷，被列强欺侮，实质上已被瓜分了的祖国。他们那一辈的中国知识分子，目睹洋人在租界中的专横，忍受了二十一条款，五卅惨案，九一八事变，南京大屠杀等说不完的外人欺凌，出国后尝了种族歧视的滋味，他们是多么盼望有一天能看到站起来的富强的祖国，能看到“大英帝国”落旗退兵，能看到中国国旗骄傲地向世界宣称：这是中国的土地。[21]
半个月后的7月16日，杨先生在香港高等教育界欢庆回归的晚宴上应邀演讲，称“香港回归是世纪级的历史大事”；又说“中国人常说鸦片战争是国耻，香港回归是雪了国耻。其实鸦片战争也是英国人的国耻，回归也雪了英国人的国耻。”接着他解释道：“耻辱”与“羞耻”的意思不同，不能都译作Shame，因为Shame这个词表示做了不该做的事。鸦片战争是英国人的Shame，不是中国人的Shame。
他又提到英国著名历史学家汤因比，后者在1947年发表的《审判文化》（Civilization on Trial）中，述及幼年时从母亲那里获知鸦片战争的真实背景，感到“赎罪性的羞耻感”（redeewing sence of shame），认为英国人应为他们当年违犯国际公法的行为感到羞耻。杨先生称赞汤因比“以宏观的眼光，一方面回顾世界历史大事，一方面企图预测将来”；但是他认为汤因比对50年后世界大势的预言有两个错误，“第一，他没有预见苏联的解体。第二，他没有预见强大的中国的崛起。”[22]在《归根反思》中，杨先生再次提到汤因比的书及其对未来世界的预言，进一步发展了自己的看法：
我认为再过一百年如果讨论20世纪最重要的、对人类历史有最长远影响的史实的话，将不是两次世界大战；将不是希特勒的兴起和灭亡；也将不是苏联之崛起与解体，而是在此世纪中：
（一）人类利用科技大大增强了生产力；
（二）中华民族真的“站起来了”。[23]
杨先生是一位爱国者，但绝不是那种狭隘的民族主义者。他对西方文明，特别是现代科学对人类的贡献，以及自己留学美国并由此获得的成就是感念在心的。在1957年诺贝尔奖庆祝晚宴的讲话中，他提到1901年的辛丑条约和数额惊人的庚子赔款，而在“大约10年后，以一个典型的美国姿态，美国决定把赔款中其分享的部分归还中国。这笔钱用来建立了一项基金，创建一座大学，即清华大学；另外还设立了留美研究生奖金。我是这两个项目的直接受益者。”在演讲的最后，杨先生庄重地宣告：
今天，我站在这儿向你们叙述这一切时，我以沉重的心情体会到这一事实：从不止一层意义上说，我是中国和西方两种文化共同的产物，二者既有冲突，也有协调。我想说，我既为我的中国根源和背景感到骄傲，也为我献身于现代科学而感到满意，现代科学是人类文明起源于西方的一部分——对于它，我将继续奉献我的努力。[24]
2007年12月，杨先生在翁帆女士协助下编竣《曙光集》，当下写出一篇感人的前言。文章起势不凡，上来就讲《新青年》和鲁迅的“铁屋子”，以及那篇啼血呐喊的《狂人日记》；那是五四时代，也是杨先生出生的年代。随后写王国维的沉湖、陈寅恪的挽辞，以及清华园里孩子们懵懵懂懂的文化寻踪。接着跳跃到抗战时期的西南联大，十分自然地引出陈寅恪写于蒙自的一首诗，“南渡”“北归”，意味隽永；那时杨先生是联大一年级学生。以上情节一气呵成，文字极简，心绪极沉重。至此笔锋一转，既是破题，也把读者带出了“铁屋子”：
鲁迅、王国维和陈寅恪的时代是中华民族史上的一个长夜。我和联大同学们就成长于此似无止境的长夜中。
幸运地，中华民族终于走完了这个长夜，看见了曙光。我今年八十五岁，看不到天大亮了。翁帆答应替我看到，会验证冯友兰在《西南联大纪念碑碑文》中的一段话：
我国家以世界之古国，居东亚之天府，本应绍汉唐之遗烈，作并世之先进。将来建国完成，必于世界历史，居独特之地位。盖并世列强，虽新而不古；希腊、罗马，有古而无今。惟我国家，亘古亘，亦新亦旧，斯所谓“周虽旧邦，其命维新”也。[25]
文化修养
杨先生的广博知识与文化修养，无疑得益于父母的启蒙教育。母亲教他识字，又请了一位老先生来家课业（与堂兄弟姐妹一道）。杨先生记得自己读的第一本书是《龙文鞭影》，曾经背得滚瓜烂熟。父亲不仅是留美博士、大学教授和代数学家，也是一位具有出众人文修养的谦谦君子。杨先生六、七岁的时候，刚从美国回来的父亲就用大球、小球向他讲解天体运行的情况，教他认识英文字母，讲述算术问题，还有干支、八卦、唐诗、中国历史、京戏、围棋等传统文化方面的知识。大约在杨先生九、十岁的时候，父亲发现他的数学能力很强，两年后在一张儿子照片背后写下了“振宁似有异禀”的话。但是他没有教杨先生解析几何与微积分，而是请来雷海宗先生的得意弟子教他读《孟子》，中学时代的杨先生就能背诵《孟子》全文。
稍大一点，杨先生就开始翻阅父亲书架上的外文书籍，印象较深的是哈代与赖特《数论导引》中的一些定理，以及斯派泽《有限群论》中的一些美妙图像；以后又读了哈代的《纯数学》，以及牛顿《原理》的简写本等。他也读了许多原文的科普书，包括美国数学史家E.T.贝尔的《大数学家》、还有英国天文学家和物理学家A.爱丁顿、J.金斯等人的科普名著。进入大学之后，杨先生的阅读面更宽了，除了海森堡的《量子理论的物理原理》这类艰深的科学专著之外，他还热衷于阅读英文小说。在这方面，同班的黄昆似乎更为痴迷。据杨先生说，J.康拉德、R.吉卜林、J.高尔斯华绥这些著名作家，都是黄昆介绍给他的。杨先生在大学时读过的外国名著还有《傲慢与偏见》《三个火枪手》《悲惨世界》《金银岛》《最后的莫希干人》《汤姆·索亚历险记》等，其中多数是原文版本。数年前在清华甲所拜见杨先生，席间他谈到英国学者C.P.斯诺的学院小说《院长》，令我颇为吃惊。他欣赏鲁迅和巴金，对当代海外华人作家聂华苓、於梨华、童元方、哈金（金雪飞）的作品也都十分熟悉。[26]
杨先生喜欢读诗，偶尔也写诗。潘国驹先生回忆，有一年他在日本与杨先生同游古都奈良，杨先生触景生情，将李商隐的长诗一字不漏地背下来。[27]1978年杨先生在飞赴拉萨途中，从空中俯视雅鲁藏布江大转弯之峡谷，有感而赋诗两首，末句“若问那山未来事，物竞天存争朝夕”。[28]，大气磅礴，天人浑一。1983年，杨先生赋诗赞美陈省身先生发展的纤维丛理论中的陈氏级（Chern Class），后半部“造化爱几何，四力纤维能。千古寸心事，欧高黎嘉陈”，隐含杜甫“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的深意，把自然界的四种力和五位几何学大师欧拉、高斯、黎曼、嘉当与陈省身的贡献连为一体。[29]杨先生也曾将杜甫、陆游的名句译成英文。[30]，将英国诗人蒲柏为牛顿写的墓志铭译成中文。有时他会同翁帆一道写英文诗句消遣，又改写徐志摩的诗，你一句，我一句，乐在其中。[31]
杨先生曾与潘国驹等人畅谈中国文化，其中提到了中国诗与西方诗，真知灼见，语多机忬：
中国的诗，由于它的语言文字在音律上的结构有许多西方的诗所不能达到的地方。因为英文诗太直接，这与上面所谈的中文西化的问题也有密切的关系。西方语言文法的结构比较准确，这有很多好处，譬如你要写法律上的文件，你当然希望越准确越好，而中国的古哲学中，有许多话到现在人们还辨论不清，这有好也有坏。如果把它当作诗或宏观的哲理，有时不准确反而好。
当我们看一首中文诗与一首英文诗时，最大的感觉是西洋诗太明显，东西都给它讲尽了，讲尽了诗意也就没有了。这我想是与西方的文化传统有密切的关系。西方的文化传统很早就特别着重准确，像希腊的几何学是非常准确的，例如希腊人发现正多面体只有五个，这是非常美妙的画像，如果没有准确的几何思想是不可能想到这个定理。
西方的诗就比中国的诗具体，比中国的诗长。西方的诗多数讲理，中国的诗主要是讲情。有人认为宋朝的诗比唐朝的诗多讲理，这话是对的，可是，拿来与西方的诗比较，西方的诗则更进一步。中国这类的文学形式基本上还是以抒情为主，中国诗以抒情为主确是好的。情这东西，我想不能太准确，太准确则讲不出来。
中文字是一个字一个音，节奏可以很清楚而准确，英文一个字有的有两个音节、三个音节，因此，不够准确。中国字有平上去入，这是西方文字里所没有的。平上去入使诗句对仗，音节铿锵，这是西方的诗里所没有的。近来，有些人发展新诗，中文新诗的发展也要比英文诗的发展容易收效，因为新诗虽然是从旧诗的规律中解放出来，可是，它可以制造新的规律，而且，比较容易制造新的规律，因为它是一个字一个音，而同时又有平上去入，如果配合得好，可以形成美妙的结构。[32]
关于新诗，杨先生欣赏北岛的作品，据李昕转述北岛夫人甘琦的话，杨先生是她家的“贵人”。北岛父亲病重住院后，杨先生曾亲自前往看望，由此促成北岛获准回国探亲。[33]2001年3月14日，杨先生在石溪写了一首《致北岛》的现代诗，我也恭录于下：
虽然
你我有不同的偏好，
不同的遭遇，
不同的经历；
尽管
我研究的是物质的结构，
你描述的是内心的呼唤；
而且
你我扮演的人生角色，
也出现在完全不同的舞台；
可是——
我不能，也不肯相信，我们没有共同的
终极的关怀！
对于西洋诗，杨先生不是绝对排斥，他十分欣赏18世纪英国带有神秘倾向的浪漫主义诗人威廉·布莱克的诗，在《美与物理学》中引用他《天真的预言》，认为当代物理题材的“极度浓缩性和它们的包罗万象的特点”，可以用这样不朽的名句来描述：
一粒沙里有一个世界，
一朵花里有一个天堂。
把无穷无尽握于手掌，
永恒宁非是刹那时光。[34]
审美情趣
杨先生的艺术品味很高，根据潘国驹、翁帆等人的叙述，杨先生每到博物馆、美术馆，流连于不同风格的作品之间，对不同艺术家、不同流派的特点均能发表自己独到的见解。关于中国画，杨先生认为：
中国画在艺术的传统上有其辉煌的历史。中国画的意境和西洋画截然不同，其中一个大分别就是在个人与自然的关系上面。中国画极少以人为主。意境要求人融化在自然之间。比较起来西洋画几乎是在歌颂人与自然之间的冲突。[35]
中华传统绘画所追求的意境与西方传统绘画完全不同，是“观物取象”的象，不是照像的像；是神似的象，不是形似的像；是“天人合一”的象，不是歌颂自然的像。我认为这种思维精神是从《易经》来的。[36]
也许受到老友熊秉明的影响，杨先生特别关注雕塑艺术，尤其喜欢开创了写意雕塑风格的吴为山的作品，认为他“一次又一次地从中国三千年漫长而复杂的历史中探索着‘中国’二字的真意。他的雕塑打造了一种神似与形似之间的精妙平衡，而这种平衡正是中国艺术的立足之本。”杨先生特别提到《齐白石》《费孝通》《荷兰女王》《无题》等作品，又引述雕刻家捕捉女儿回家的瞬间而创作《春风》的感受——“一个人心中如果没有诗意，没有纯朴的情感，作品一定不会感人”。杨先生将吴为山雕塑的特点归纳为真、纯、朴三个字，相信他“注定将成为21世纪的伟大雕塑家之一”。[37-38]
杨先生他们这一代知识分子，大多数都敬仰鲁迅。杨先生在《追念秉明》中，说好友的文章、诗和雕塑，“都是千锤百炼，敲打出来的”，而鲁迅的头像更是他的杰作，“鲁迅的深沉、鲁迅的倔强都被他锤打出来”。只有亲临中国现代文学馆，站在馆前西侧一角的那个头像面前，我们才会发现杨先生用的“锤打”这个词是多么准确。
像为钢铁材质，灰黑色调，基本呈立方形，人物棱角分明，只有一只眼睛，半睁半闭。去过现代文学馆的人很少注意它，或许还会有人觉得不那么美观，美术评论家的意见也不多。杨先生的观察与诠释则令人叹服，称得上是一篇绝妙的艺术评论：
鲁迅头像是用铁片焊接成的，高二米多，安放在高约三分之二米的一块大石头上面。舒乙馆长说从设计到切割铁片到焊接到最后安装“都是熊先生亲自动手的”。
头像立体感十分凸显。许多铁片造成了许多不同的面，一片一片地，一层一层地，用焊接线焊在一起，塑造出一个巍然凝聚着力量的金属立体——鲁迅的头。它给我的总印象是忧郁沉重的气质、敏锐深入的观察力和绝不妥协的精神。
头像面对东南。我可以想象阳光普照的时候，不同的平面当然各自明暗不同。从正面看应有许多粗的线条勾画着头像的脸。想到这里我立刻想到法国画家Rouault（鲁阿尔）的富有宗教感的油画。他用粗线条勾画出了悲天悯人的境界。阳光下的鲁迅头像应该也会特别呈现出鲁迅的深沉的内心世界吧。
转到头像后面，看见秉明刻上去的《野草·墓碣文》中的一段：“于浩歌狂热之际中寒；于天上看见深渊。于一切眼中看见无所有，于无所希望中得救……待我成尘时，你将见我的微笑！”
这是读了令人毛骨悚然的几句话，是浓缩了的真正原味的鲁迅。刻在头像上将让后世永远不忘鲁迅所经历的阴暗时代。我以前没有读过这几句话。今天读了不禁想到假如鲁迅复生，有机会观察他死后六十多年中华民族的翻天覆地的变迁，有机会展望下一世纪的未来世界，他将会写怎样的文章呢？[39]
品味风格
杨先生在1983年自己编选的英文文集中[40]，对早期发表的许多科学论文增写了简短的“后记”，述及论文产生的背景以及一些相关的人与事，几乎每篇都是优美的散文。[41]不过我现在给自己的定位（猜想也是纪念会与编委会的期望），是不谈杨先生的科学成就，那些短文的阅读心得只有留待他日了。另一方面我认为，杨先生是一位具有艺术家气质的科学大师，学习与评论他的散文，就无法回避他对“大自然旋律”的赞美，这一点又与他的文学修养和审美情趣有关。因此，下面我将把目标集中在杨先生论述的著名科学家的研究品味与独特风格上面；在某种程度上，也可以视为杨先生的“夫子自道”。
关于风格，杨先生在《超晶格统计理论中的膺化方法的推广》的后记中，忆及自己的大学生活，对西南联大的良好氛围赞叹不已，提到“在每一个有创造性活动的领域里，一个人的爱憎，加上他的能力、脾气和机遇，决定了它的风格，而这种风格反过来又决定他的贡献”。他坦承自己在芝加哥大学受到费米风格的影响，又说“爱憎和风格之于科学研究，就像他们对文学、艺术和音乐一样至关重要”，“我对物理学中某些方面的偏爱则是在昆明的岁月里形成的”。接着，他提到自己在大学时代就学会了欣赏爱因斯坦和狄拉克，尽管他们两人有廻然不同的风格；他也欣赏薛定谔，但是“海森堡的风格不能引起我的共鸣”。[42]
1986年，杨先生在中国科技大学研究生院演讲，分别对费米、泰勒、奥本海默、爱因斯坦、泡利、海森堡、狄拉克、昂萨格这些大物理学家的工作做了介绍和评论，也谈到自己和他们当中多数人的关系。他特别推崇狄拉克，说他的想法往往与众不同，最后的结论却如“神来之笔”。演讲的最后，杨先生将做好物理工作的要素归纳为三个P，也就是：
Perception——眼光，看准了什么东西就要抓住不放。
Persistence——坚持，看对了就要坚持。
Power——力量，有了力量，能够闯过关，遇到困难你要闯过去。[43]
《美与物理学》大概是杨先生写的最美妙的科学散文了，文章一开始就用波尔兹曼的话，说明科学大师如同大音乐家一样有自己独特的风格：一位好的数学家或物理学家，在读了几页之后就能辨认出柯西、高斯或亥姆霍兹；如同好的音乐家在听到几个音节后，就能辨认出是莫扎特、贝多芬或舒伯特一样。接着他着重讨论狄拉克与海森堡的风格，用“秋水文章不染尘”的诗句来形容狄拉克的风格，称他“没有任何渣滓，直达深处，直达宇宙的奥秘。”
谈到狄拉克方程，杨先生说它是惊天动地的成就和划时代的里程碑，“无中生有、石破天惊”地指出为什么电子有自旋，为什么自旋角动量是1/2而不是整数，以及它怎样引出了匪夷所思的“负能”概念等，以至当时最负盛名的海森伯都因无法理喻这种神算的由来而感到烦扰。杨先生借用中国文论中的“性灵”说来形容狄拉克的风格，原文是这样的：
我曾想把他的文章的风格写下来给我的文、史、艺术方面的朋友们看，始终不知如何下笔。去年偶然在香港《大公报》“大公园”一栏上看到一篇文章，其中引了高适在《答侯少府》中的诗句：“性灵出万象，风骨超常伦。”我非常高兴，觉得用这两句诗来描述狄拉克方程和反粒子理论是再好没有了：一方面狄拉克方程确实包罗万象，而用“出”字描述狄拉克的灵感尤为传神。另一方面，他于1928年以后四年间不顾玻尔、海森伯、泡利等当时的大物理学家的冷嘲热讽，始终坚持他的理论，而最后得到全胜，正合“风骨超常伦”。
可是什么是“性灵”呢?这两个字联起来字典上的解释不中肯。若直觉地把“性情”、“本性”、“心灵”、“灵魂”、“灵感”、“灵犀”、“圣灵”（ghost）等加起来似乎是指直接的、原始的、未加琢磨的思路，而这恰巧是狄拉克方程之精神。刚好此时我和香港中文大学童元方博士谈到《二十一世纪》1996年6月号钱锁桥的一篇文章，才知道袁宏道（和后来的周作人、林语堂等）的“性灵论”。袁宏道说他的弟弟袁中道的诗是“独抒性灵，不拘格套”，这也正是狄拉克作风的特征。“非从自己的胸臆流出，不肯下笔”，又正好描述了狄拉克的独创性！
关于海森伯的风格，杨先生写道：有人认为海森伯比狄拉克要略高一筹，因为他1925年夏天的一篇文章引出了量子力学的大发展，但是他个人的审美情趣更偏向于狄拉克。文中引述海森伯在接受科学史家库恩采访时的话，说明量子力学诞生之前的气氛：
爬山的时候，你想爬某个山峰，但往往到处是雾……你有地图，或别的索引之类的东西，知道你的目的地，但是仍堕入雾中。然后……忽然你模糊地，只在数秒钟的工夫，自雾中看到一些形象，你说：“哦，这就是我要找的大石。”整个情形自此而发生了突变，因为虽然你仍不知道你能不能爬到那块大石，但是那一瞬间你说：“我现在知道我在什么地方了。我必须爬近那块大石，然后就知道该如何前进了。
从海森堡的这段自述出发，杨先生继续描述那个时代物理学家的激情与困惑——在大石头之后，还有太多的景观、太多需要去做的事情，进而对海森伯的风格作了如下的概括：
海森伯所有的文章都有一共同特点：朦胧、不清楚、有渣滓，与狄拉克的文章的风格形成一个鲜明的对比。读了海森伯的文章，你会惊叹他的独创力（originality），然而会觉得问题还没有做完，没有做干净，还要发展下去；而读了狄拉克的文章，你也会惊叹他的独创力，同时却觉得他似乎已把一切都发展到了尽头，没有什么再可以做下去了。[44]
对于海森伯与狄拉克风格不同的原因，杨先生则从他们各自关注的物理学内涵上进行分析，认为在物理学的三大范畴即实验、唯象解释与理论架构之上，还有一个作为理论物理之语言的数学，海森伯方程与狄拉克方程都是理论架构中的顶尖贡献，但两者被写出来的途径却迥然有别：海森伯的灵感来自他对实验结果与唯象理论的认识，狄拉克的灵感则来自他对数学美的直觉欣赏。
在纪念海森伯百年诞辰的演讲中，杨先生也引述了海森堡关于登山的那段类比，他再次将几位物理学大师的风格作了概括。文中写道：
在古代中国的艺术与文学批评中有这样一种传统，是选用很少几个词来印象式地描绘每个画家或诗人的独特风格。现在允许我用同样的方法对这四位伟大的物理学家进行初步的尝试性比较，不过我用的是英文：
泡利——威力（power）
费米——稳健，有力（solidity，strength）
海森伯——深刻的洞察力（deep insight）
狄拉克——笛卡儿式的纯粹（Cartesian purity）[45]
2005年适逢爱因斯坦“奇迹年”百年盛事，杨先生应邀在北京召开的第22届国际科学史大会开幕式后做大会报告，他追溯了物理学新纪元到来前的背景，说“爱因斯坦有机会修正二百多年前牛顿所创建的体系，可是这个机会当然也对同时代的科学家们开放”。爱因斯坦能够把握机遇，与他的眼光——“自由的眼光”（free perception）和“远距离的眼光”（distant perception）有关。他在好友、爱因斯坦权威传记作者派斯的书中发现了一个词：孤持（apartness），觉得用它来描写爱因斯坦的风格是再合适不过了。杨先生写道：
孤持、距离、自由眼光是互相联系的特征，是所有科学、艺术与文学创造活动中一个必要因素。[46]
陈之藩写过一篇十分有趣的散文，提到熊秉明曾想为杨先生雕像，终了未成。由此生出一番感慨，说你熊秉明纵有天资才情，又怎么可以把七十多年的交情和对老友的了解都雕进去呢？想必他不知操过多少次刀，弯过多少次铁杆，也许人像都已成形了，但左看右看还是不满意。其实，岂止雕刻如此，科学也如此，最珍贵的也许均不可求。[47]
动笔写这篇小文的时候，我一直没有想好标题。“行云流水”、“淡泊高远”这些都落俗套；像杨先生那样，用一个词来概括大师风格的做法我没有能力。眼见就要收笔，杨先生从中国文论中找到的“性灵”说突然跳入脑海，这是他认为最能概括狄拉克风格的一个词，确有“神来之笔”的味道。杨先生写的许多散文何尝不是这样呢？如秋水般清澈，“没有任何渣滓，直达深处”，评论不露斧痕，叙事云淡风轻，抒情浑然天成。借用袁宏道夸奖弟弟的话——“情随境变，字逐情生”。[48]，这就是本文标题的由来。
注释
[1] 刘钝（署名梦隐），“匠心剪接成”——从《曙光集》看科学大师的审美品味”，《科学文化评论》，2008年第1期。
[2] 贾平凹选编，《优雅的汉语：影响了我的三十二篇美文》(现当代散文读本)，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5年。
[3] 李昕，“我所认识的杨振宁先生”，原载深圳《晶报》，2015年3月2-3日；转引自《晨曦集》，北京：三联书店，2018年。
[4] 王元化、高建国，“关于《杨振宁文集》与人文关怀的对话”，2002年，未刊稿。
[5] 陈之藩，“1997年2月16日致杨振宁先生信”，转引自“约瑟夫的诗——统一场论”，童元方编《寂寞的画廊》，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2007年。
[6] 杨振宁,“父亲和我”，《二十一世纪》，1997年12月号。
[7] 杨振宁,“父亲和我”，《二十一世纪》，1997年12月号；这一段引自英文《选集与后记》，中文节译为“中国根和美国籍”。
[8] 杨振宁，“母亲和我”，《曙光集》繁体字版，新加坡：世界科技出版公司，2008年。
[9] 杨振宁，“追念秉明”，《二十一世纪》，2003年2月号。
[10] 杨振宁，“邓稼先”，《二十一世纪》，1993年6月号。
[11] 杨振宁，“邓稼先”，《二十一世纪》，1993年6月号。
[12] 刘钝（署名梦隐），“匠心剪接成”——从《曙光集》看科学大师的审美品味”，《科学文化评论》，2008年第1期。
[13] 说到中国的核计划与邓、杨二人的经历，胡升华以严肃的物理学史还原了历史真相，其中提到“按照叶企孙等人的设计，邓稼先的这份担子在很大的可能上会由杨振宁一起去肩负”，结论是“杨振宁放弃实验物理，选择留在美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