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夷”是“蛮夷”或“夷狄”的简称。“四夷”是早期的华夏族人对周边民族的称呼。
公元前约22世纪，黄河中下游的农耕部落开始形成部落联盟，历经夏、商、周三代，逐渐形成一个“华夏族”的概念。
尤其到东周时，华夏族不仅在物质上拥有相对有保障的农耕文明，还在文化上完善了礼乐制度。
当时周边的部族还过着颠沛流离的游猎生活，人也较为粗野，于是，人们产生了一种强烈的文化优越感，开始有意识地把自己与周边这些“野蛮人”区分开来，称他们为“四夷”、“蛮夷”。
可见，“四夷”的原始义，是相对“中国”而言的周边地区，现在叫“边远地区”。
在当时，“中国”是政治与文化的中心，是周天子直接控制的地方，也代表着官方的思想、文化。
要注意的是，所谓“四夷”，并不是具体的哪个民族，而是不同的部族联盟。
夷者，带弓之人也。具体而言，人们按照东、西、南、北的方位顺序将之分别命名，南方为蛮，北方为狄，东方为夷，西方为戎，又具体细分为赤狄、白狄、犬戎、山戎、东胡、楼烦等数量不少的称呼。
到春秋时，在与周边族群的资源竞争过程中，华夏族的认同感越来越强烈，开始讲究华夷之别，认为华夷不能混淆，成为各诸侯都认可的基本政治原则。如《左传》云：“蛮夷猾夏，周祸也。”“德以柔中国，刑以威四夷。”“裔不谋夏，夷不乱华。”等
华夏与各部族同盟，一般通过对方来认识自身，如以礼仪、语言、饮食、衣服等的差异为标准。华夏以自身礼制为标准，描述周边民族，其实夷有自己的礼，只不过得不到华夏认同。如《左传》载：“初，平王之东迁也，辛有适伊川，见被发而祭于野者，曰：‘不及百年，此其戎乎！其礼先亡矣。’”
到西汉时期，关于中央与四方的政治观念日益完善。据有中央位置，象征正统地位，如《吕氏春秋?慎势》云：“古之王者，择天下之中而立国，择国之中而立宫，择宫之中而立庙。”
而相对于中央的是四方、四极、四荒、四海等，这些地区均与部族同盟相联系，如《尔雅?释地》曰：“东至于泰远，西至于邠国，南至于濮鈆，北至于祝栗，谓之四极；觚竹、北户、西王母、日下，谓之四荒；九夷、八狄、七戎、六蛮，谓之四海。”
总之，区分华夏与四夷，不单单从种族上区分，还从先进文明与落后文明上区分。
当然，这种区分是不断变动的，而非静止的。在春秋到西汉时期，出现了长达近千年的民族融合，华夏与四夷的外延边界限，均处于不停地变动之中。但是，基本是四夷向华夏转变的单向融合。
实际上，秦汉之后，四夷融入华夏的脚步一直没有停下。诸如“五胡乱华”，金、辽、元等北方政权入主中原后的汉化，以及常常与之对应的原中原政权南迁后同化南方蛮夷，都源于此。
唐代杜佑所撰典制体史书《通典》中的《边防典，是较为完善的四夷体系的表述，所记载的民族部落同盟如下：
东夷：朝鲜、濊、马韩、辰韩、弁辰、百济、新罗、倭、夫余、虾夷、高句丽、东沃沮、挹娄、勿吉又曰靺鞨、扶桑、女国、文身、大汉、流求、闽越。
南蛮：盘瓠种、廪君种、板楯蛮、南平蛮、东谢、西赵、牂牁、充州、獠、夜郎国、滇、邛都、筰都、冉駹、附国、哀牢、焦侥国、樿国、西爨、昆弥国、尾濮、木绵濮、文面濮、折腰濮、赤口濮、黑僰濮、松外诸蛮。（岭南蛮獠）黄支、哥罗、林邑、扶南、顿逊、毗骞、干陀利、狼牙修、婆利、盘盘、赤土、真腊、罗刹、投和、丹丹、边斗、杜薄、薄剌、孛攵焚、火山、无论、婆登、乌笃、陀洹、诃陵、多蔑、多摩长、哥罗舍分。
西戎：羌无弋、湟中月氏胡、氐、葱茈羌、吐谷浑、乙弗敌、宕昌、邓至、党项、白兰、吐蕃、大羊同、悉立、章求拔、泥婆罗、楼兰、且末、杅弥、车师高昌附、龟兹、焉耆、于阗、疏勒、乌孙、姑墨、温宿、乌秅、难兜、大宛、莎车、罽宾、乌弋山离、条支、安息、大夏、大月氏、小月氏、康居、曹国、何国、史国、奄蔡、滑国、嚈哒（挹怛同）、天竺、车离、师子国、高附、大秦、小人、轩渠、三童、泽散、驴分、坚昆、呼得、丁令、短人、波斯、悦般、伏卢尼、朱俱波、渴盘陀、粟弋、阿钩羌、副货、叠伏罗、赊弥、石国、女国、吐火罗、劫国、陀罗伊罗、越底延、大食。
北狄：匈奴、南匈奴、乌桓、鲜卑、轲比能、宇文莫槐、徒河段、慕容氏、拓跋氏、蠕蠕、高车、稽胡、突厥、铁勒、薛延陀、仆骨、同罗、都波、拔野古、多滥葛、斛薛、阿跌、契苾羽、鞠国、俞介、大漠、白霫、库莫奚、契丹、室韦、地豆于、乌洛侯、驱度寐、霫、拔悉弥、流鬼、回纥、骨利干、结骨、驳马、鬼国、盐漠念。
以上这些部族联盟，后来绝大部分都融入了华夏大家庭。
此外，“随着中国人对世界认知的不断扩展，四夷”本身的概念也一直在不断地扩大。
如《旧唐书》中把日本、天竺（印度）、高丽（朝鲜）、波斯（伊朗）列为四夷。至清末，还把英、法、德等国家统列为四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