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军入关之初，因忙于国内统一战争，无暇顾及对外贸易。１６５５年以后，为对付郑成功的反清力量，清政府先后出台的“海禁”令和“迁海”令，规定凡是商民船只私自下海与郑成功进行贸易者，全部处死。
不过，也有学者认为，这仅为权宜之计，并非对外关系的既定国策。
因为当时的清王朝，急需得到周边国家的认可，以宣示其抚定四海的正统地位，因此继承了明朝前期将外交和贸易融为一体的朝贡体制。但同时也规定，与其有朝贡关系的海外各国必须送还明朝颁发的封诰印敕。
最先与清王朝发生朝贡关系的，主要还是南洋和东南亚诸国，但有很多限制，如贡期和随贡贸易的监视等都作了严格的规定。对于西方殖民国家来华商船的限制更严。只许它们停泊澳门，与澳门商人进行贸易，每年来华贸易的大小船只，不得超过二十五只。１６８５年才允许外商到前述口岸通商。
清政府设立负责接待外邦使臣的会同馆，以及专司翻译外邦文书的四译馆（明朝称四夷馆），
乾隆十三年（１７４８）下令将两馆合并为会同四译馆，清朝对各国来使倍加礼遇，较明朝有过之而无不及。
在恢复传统朝贡体制的同时，清初继承并发展明朝的海禁政策，以法律条文的形式严禁民间商船私自入海。
康熙二十二年（公元１６８３年），郑成功失败。此时，要求开展海外贸易的呼声不断提高。
鉴于开展海外贸易不但可以缓和一下社会矛盾，而且可以增加财政收入，清政府于康熙二十三年（公元１６８４年）下令解除海禁。
很快，广东的澳门、福建的漳州、浙江的宁波、江南的六台山被清政府开辟为外贸港口，并设立海关，对外贸易迅速发展。
不过，随着一些新情况的出现，统治者开始感到不安，如每年出海船只多至一千多艘，而“回来者不过十之五六，其余悉卖在海外”（《清文献通孝》）。
于是，康熙五十六年（公元１７１７年），清政府又下令禁止南洋贸易。由于遭到众多人反对，十年后，实行的南洋之禁被解除。
当时，以英国为首的西方殖民者趁机大肆活动，勾结沿海奸商，不在规定的地区进行贸易，如乾隆二十二年（公元１７５７年）英国人竟驾船闯进天津。
乾隆帝决定改变外贸政策，先增加宁波等口岸的税率，企图迫使外商只集中在广州一地进行贸易。但浙江等地的物价便宜，即使增加关税，还可获利，外商仍然大量涌到宁波等地。
之后，清政府不得不宣布关闭漳州、宁波和六台山三关，仅留广州一关。乾隆二十四年（公元１７５９年）颁布“防夷五事”，不允许外商在广东过冬，有事仅能在澳门居住；外商的所有贸易都要与清王朝允许的“行商”往来。
清政府对外贸的管理，实行洋行制度。洋行是外洋行的简称，又称“广东十三行”。外国商船来中国不能直接与中国商人发生贸易关系，必须要通过洋行、洋商。
“行商”基本由家业殷实的大商人充任。他们享有清政府赋予的特权，既负责代为销售外商输入的商品，又负责代为采办从中国购买的商品。
另外，他们还负责办理外商货物的报关纳税，管理外商的日常生活。为加强对外商的管理，清政府还在嘉庆十四年（公元１８０９年）颁布《民夷交易章程》，规定外国护货兵船不许驶入内港，否则予以驱除并禁止贸易；外国商人销货后，要按期随原船返回，不得在澳门逗留。
１９世纪３０年代以前，清政府的对外贸易一直处于出超地位。以与英国贸易为例，当时英国向中国主要是推销呢绒、钟表、玻璃、铜料、铝料及印度的棉花，但销路很小。如自１８１９年起，广州的印度棉花市场就处于萧条状态。１８２０年棉花贸易几乎陷于停顿，１８２１年已是无可挽救的萧条。
而清政府向英国出口的商品，主要为茶叶、生丝、陶瓷和大黄（中药材），销量出奇好。乾隆五十八年（公元１７９３年）输入到英国的茶叶为１６００万磅，至１９世纪２０年代，平均每年达３０００万磅以上，翻了一番。
在１８世纪的１００年间，因与中国贸易，英国输入到中国的银元达两亿零八百九十万两。中法、中美贸易也一样。
为改变白银大量流向中国的局面，西方殖民者阴谋进行罪恶的鸦片贸易。
１９世纪３０年代后，由于鸦片贸易快速增长，白银大量外流。据统计，仅１８３０年～１８４０年间，清政府就因鸦片贸易入超七千多万元，合白银五六千万两。
大量白银外流，清政府的财政危机更加严峻，银贵物贱，加重了人民负担，社会生产遭到严重破坏。
总之，中国与世界的正常贸易往来被罪恶的鸦片贸易中断了，从此中国一步步沦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