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复会经费来源
1904年11月19日，蔡元培、章太炎和陶成章在上海创建光复会。第二年年初，徐锡麟在蔡元培介绍下，加入了光复会。
这个以“光复汉族，还我河山，以身许国，功成身退”为誓词的革命组织，创始人皆为浙江籍人士，尤其以绍兴人居多。他们立志恢复明末清初的反清传统，以暴动和暗杀为手段，救亡图存。
作为一个反清秘密组织，光复会是在极秘密的方式下成立的，对会员甄选也很严格。一位会员后来回忆，光复会严守秘密，虽父子兄弟也闭口不谈。如此则筹措经费便极为不易。
要暴动，要买枪械，要印刷宣传单，联络会党，发展成员，皆需花销。那么，组织经费是从哪里来的呢？
初始，光复会试图自己解决暴动和暗杀所需物资。蔡元培时任上海爱国女校校长，他组织师生们研制毒药和炸弹。国文教师俞子夷负责研发毒药，器材由科学仪器馆供应。
他还真的试制成功氰酸，数滴便可毒杀一只猫。但液体毒药携带不便，投毒难度也高。如何把毒药变成粉末？这对俞子夷是个难题。此外，蔡元培还让俞子夷试制炸药。自然，发生爆炸事故也是常有的事。
俞子夷有次被玻璃碎片擦破了嘴唇。1906年秋瑾和陈伯平在虹口的出租房里制造炸药，结果两人一个被炸伤了手，一个则伤到了眼睛。
陈伯平投向恩铭的那枚炸弹，据马宗汉被捕后交待，正是光复会的自制炸弹，由此可见光复会自制炸药炸弹的技术始终不过关，在关键时刻竟成了哑弹，误了大事。
革命团体一直试图解决由于经费短缺而组织工作被迫中断的风险。1904年秋，浙江革命者敖嘉熊在嘉兴成立温台处会馆，陶成章也出任会馆的执事员。
敖的计划是要出面代受地方官吏和土著欺压的客民缴纳租税，从中收取手续费，逐渐掌握地方财权；同时办团练，谋夺地方兵权。会馆的初始经费是敖嘉熊自己筹措，其中到各地联络会党的开支不菲。次年春天，敖家经商失败，会馆便因无力运转而停止。
事实上，在每次革命举措的挫折后面，财力经常发挥着推波助澜的作用。对光复会领袖们来说，有了钱，才能够购买印刷机，印制革命宣传品；才能四出旅行，发展会员。
徐锡麟则曾试图借助于制造假币，他在日本进行短期军事培训时，特别请了一位日本人培训赴日的同志学习造币技术，以备将来发动武装起义之际，可以制作假币以支付军费。这些同志学到的技术，回国后是否派上了用场，目前尚没有资料可证实。
因此，光复会的领袖们大部分时候仍然只能依靠家境富裕的会员捐助。
富裕会员的捐助
徐锡麟加入光复会后，在陶成章的建议下，立即到浙东各地运动会党，组织革命力量。
陶成章一向把会党看成国家有救的一线希望，在光复会建立后，他和徐锡麟、秋瑾等人便有步骤地开展运动会党的工作。他们多次深入浙江腹地，调查社会情况，调查各地的秘密社会、驻军、富户以及钱粮和地理。
徐锡麟在游历各县后，觉得会党知识浅暗，必须加以训练，方可大用。当他和甫从日本归国的秋瑾见面后，两人一拍即合，计划筹备武备学堂来训练会党骨干。
秋瑾
问题是筹办学堂的经费所需不菲，钱从哪里来？会长蔡元培的从弟蔡元康想出了一个法子：抢劫钱庄。这自然是来钱最快的手段，不仅可以解决办学堂的费用，以后光复会的活动经费也有了保障。
于是，徐锡麟以绍兴各校上体操课需要武器为名，通过绍兴知府，到杭州以“奉旨办学”为名，正式申请购买武器。于是，从上海买来的武器和弹药、后膛九响枪50杆、子弹2万粒，声言枪200杆、子弹20万粒，大摇大摆运回绍兴，寄放在绍兴府学堂。
那么，买武器的钱又从哪里来的呢？这笔5000元的巨款则是会员自掏腰包。会员许仲卿与徐锡麟是表亲，许家因早年在上海购买的地皮价格在上海开埠之后地价飞涨成为巨富。吸收这样的富商入会，对组织是极好的支持，同时亦可把革命渗透到士绅阶层中去。
有了武器之后，徐锡麟亲自到嵊县拜会当地会党“平阳党”老大竺绍康，力邀20来个身强体壮的兄弟来绍兴参与抢劫，每人付费20元。于是，20余名杀气腾腾的平阳党骨干集结在绍兴东湖，由徐锡麟亲自训练，准备为革命放手一搏。
此时，陶成章、龚宝铨两位老光复会员来到绍兴，竭力反对抢劫钱庄的计划，认为这必然引发巨大的社会反响，暴露革命的力量和目标。
没有实施抢劫计划的光复会领袖，只能依靠富裕的会员捐助。除了许仲卿，另外一位绍兴会员孙德卿靠继承叔叔财产成为巨富。他亦慷慨解囊支持光复会创办学堂。
1905年9月23日，大通学堂举办开学典礼，大厅高悬一副楹联：十年教训，君子成军，溯数千载祖雨宗风，再造英雄于越地；九世复仇，春秋之义，愿尔多士修鳞养爪，毋忘寇盗满中原。
由于缺乏固定经费，大通学堂仍然是左支右绌。学堂教师薪酬菲薄，半是义务，每月以20元为限。尤其是徐锡麟、陶成章等赴日本之后，秋瑾独力支撑，十分艰难。
安庆起义
安庆举事是光复会丁未起义的开端。按照徐锡麟等人的构想，以安徽为重点，以绍兴为中枢。徐在安庆发难，秋瑾率同浙江光复会力量响应，绍兴、金华、处州等地同时发动，分路攻取南京，占领江苏、安徽和浙江等地，如此东南半壁为根据地，即可挥师北上，天下事可定。
为准备这场起义最大的一笔支出，是为了进入安庆官场的花费。光复会的领袖们决议打入官场卧底，谋取军权，发动暴力革命。捐官的费用5万元仍由光复会同志、绍兴富商许仲卿捐助。
徐锡麟则通过其表亲、原任湖南巡抚俞廉三代为纳粟捐官。徐锡麟拿着俞廉三的介绍信和三千元贿赂，求见将军寿山。徐锡麟、陶成章、陈魏等五人得以捐官赴日本学习军事。可惜五人到了日本却由于身体不合格，未能进入军校。
1906年年底，徐锡麟分发到安徽，得到新任巡抚恩铭的提拔，在进入官场之初，徐锡麟是陆军小学堂会办，月薪不过数十元，不要说运动革命，就是官场应酬也无法支付。
直到他担任安徽巡警会办（副校长）之后，又兼任陆军小学堂监督（校长），这才有能力结交官员、联络新军。
然而，徐锡麟可谓一位完全持“个人英雄主义”的革命者。他不像光复会的其他领导者蔡元培、陶成章那样同时加入同盟会，甚至也看不起孙文。他的英雄是卧薪尝胆的越王勾践。
早在去安徽之前，1906年冬，徐锡麟在杭州白云庵与秋瑾、吕公望把酒诀别，便表示：“法国革命八十年始成，其间不知流过多少热血，我国在初创的革命阶段，亦当不惜留学，以灌溉革命的花枝。”
所以，他是抱着流血念头到安徽去。其任侠与胆剑直通明末王思任，“吾越乃报仇雪恨之乡，非藏污纳垢之地”。
他最得力的助手仍是两位光复会同志陈伯平与马宗汉。在安庆起义前夕，徐锡麟再次花了700多元，宴请安庆军界和警界的朋友。然而在他人眼中，他的举动仍是一种普通的关系疏通而已。
事实上，这是一场只有三个人参加的起义。这天早晨，徐锡麟早起，偕陈伯平、马宗汉到巡警学校，召集学生演说。他说：“我此次来安庆，专为救国，并非为功名富贵到此。诸位也总要不忘‘救国’二字。行止坐卧，咸不可忘，如忘‘救国’二字，便不成人格。”
反复数千言，慷慨激昂，闻者悚然。然而学生们还是不晓得徐会办的用意。对于他所说的“特别的计划要于今天实行”，也一片茫然。
尽管在任职期间，徐锡麟时常邀集巡警学校的学生外出郊游骑马，传播革命思想。然而直至他枪击恩铭之后，仍未对自己的学生亮出自己革命党的身份，而是集合学生去捉奸细。
为举义所筹办的物资亦极有限。据马宗汉回忆，他和陈伯平与徐锡麟共有约六七寸长的5支小枪，每枪装了5粒子弹。马拿一支枪，和一盒枪子，其余4支枪是徐锡麟、陈伯平分带身上。
6日九时，在典礼现场，陈伯平投掷的一颗炸弹没有爆炸。见此，徐锡麟双枪齐发，陈、马两人亦不断朝恩铭射击，以致他身中7弹，但都未及要害，直到陈伯平最后补上关键一枪，由尾间上穿心际。
恩铭
三人率学生到达军械所后，以为按照计划可以据此控制全城，不料弹药库的钥匙被总办周家煜带着逃走。存放弹药的地下室用钢板覆盖，无法打开，守着一个弹药库，却无法补给枪弹。在另外一间库房得到六尊大炮和几颗炮弹，却也无法使用。
事后，官府至徐锡麟住处搜查，搜出数枚炸弹，革命军大元帅印和光复会军政府告示。炸弹当是光复会自制，枪支等物资是事前徐锡麟从上海购买所得。恩铭随后死于医院，而徐锡麟死得亦极为壮烈。
徐锡麟
徐锡麟固然是“首身离兮心不惩”，然而安庆起义实在是一场仓促的、不成熟的行动。起义前夜，他自信只要刺杀恩铭，“我便可行我大事”。正如他被捕后供词里所言，只要打死了恩铭，不怕文武不降顺，那些汉族官员很快就会醒悟过来。
这完全是估计错误。他又相信自己振臂一呼，必定群起响应，使四万万民众惊觉，然而对于自己的学生，却不信任，认为他们程度太低，以致学生对起义茫然不知，跟随他去军械所是为了捉拿刺客，于是在得知真相后一哄而散。
就在徐锡麟死后不久，一队清兵又扑向了光复会总机关、绍兴的大通学堂。安庆起义失败后，被捕的徐锡麟之弟徐伟指控嫂子王振汉在游学日本时，与秋瑾倡言革命。
安徽方面通报浙江巡抚张曾，加上这年的嵊县、金华、兰溪等地的事变皆牵涉到大通学堂。7月13日，清兵包围了大通学堂，从前门攻入，打死了两名学生，逮捕了秋瑾，在学堂里搜出了秋瑾的一支六响手枪和一些革命文告。
徐锡麟固然是“首身离兮心不惩”，然而安庆起义实在是一场仓促的、不成熟的行动。起义前夜，他自信只要刺杀恩铭，“我便可行我大事”。
（作者：庄秋水）
看历史微信公众号：EYEONHISTORY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