１８６８年，朱元璋建立明朝，当时国柞初建，根基未固，方国珍、张士诚等割据势力的残余仍居海隅，焚民居，掠货财，濒海地区，“无岁不被其害”。
沿海楼寇同时发难，破产农民、手工业者、海商也多入海为盗；洪武十年，更有胡惟庸暗中勾结倭寇，欲行谋逆。凡此种种，都对新生的明政权造成威胁。所以，朱元璋不无恐惧地说：“联以海道可以通外邦，故尝禁其往来。”
于是，便宣布海禁政策，“寸板不许下海”“迁徙令”等一系列政策的颁布，体现了明代君主对海外贸易的打击。
可是，随着内部商品经济活跃以及欧洲东来带来的巨大市场需求，很快这一局面就被打破了，中国特有的丝绸、瓷器成为欧洲人的抢手货……于是，到永乐年间，逐渐放宽，尽管不许民间私造海船，不许到海外经商，但官府却可进行海外贸易。
这也是为明政府实现怀柔远人的政治目的，应运而生了“贡舶”贸易。
对贡舶贸易，明朝政府采取“薄来厚往”原则，十分慷慨大方，对来“朝贡”的国家“饩廪宴赐必丰，庶昭朝廷优待之意”，对贡使及随贡人员，更是赏赐丰裕。
当时诸国贡品多半为奢侈品，如香料、珊瑚、唬拍、珍珠、宝石、水晶等，还有珍禽异兽，如火鸡、鹦鹉、犀牛、狮子、龟筒、瑕猖等，以及一些日用品和奴隶等。
明朝赏赐来使，则多数是丝织物、陶瓷制品、金银玉器等贵重物品，还有《大统历》之类的书籍。
对贡舶贸易，明政府集中管理，直接控制，形成官方垄断形式。
随着商品经济、市场关系的迅速发展，明代富商巨贾、大商人不但垄断商业，还在对外贸易中占有主要地位。
这些人都开始广泛地参与海上贸易。不过，商人参加海上贸易，必须按大明律规定，向明政府或市舶司纳商税、交牙钱、领取执照后，才能从事海上贸易交易活动，否则就是违法。商人进行海上贸易，基本都要通过牙行。
相对于外国商人，抵达广东、福建、浙江等省市参与互市时，必须在港口停泊的贡舶上进行。一般先由牙商进行验货，上报市舶司，经官府进行给价收买或博买后，才由牙商带领中国商人与外国商人进行交易。
在对外贸易中，获利最大的就是明代商人。明万历年间，广东的海上贸易商张琏在苏门答腊三佛齐经商，获得巨额财富，成为“蕃舶长”。
虽然明朝政府下令不准海民下海通番，从事海外贸易，但是海民、商人、权贵等仍私通海外诸国。他们把中国的丝绸、丝棉、陶瓷、铁器等产品输出外国，并从外国输入有关奢侈品、香料、宝石、药材等产品，从中获得暴利。
当然，不断增加的还有广东、浙江、福建等省的税收额。如福建漳州的海外贸易税收，在明万历四年仅为一万银两，而万历二十二年扩大为三万银两。
郑和七次下西洋，“统率官校旗军数万人，乘巨舶百余艘”，所历“大小凡三十余国，涉沧溟十余万里”。最东到我国的领土台湾，最南达印度尼西亚的爪哇，最西到非洲东岸，最北为波斯湾、麦加等地。每次都带大量物品，其中大部分都是用来和各国进行贸易的。
像这样持续近３０年，由国家组织的大规模海外贸易，在当时历史上是空前的，大大促进了明代对外贸易的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