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唐时期的中国，疆域辽阔，人口繁盛，经济发达，制度文明，是当时亚洲乃至世界上综合国力最强盛的国家，成为亚洲等地区与邦国政治、经济、文化相互交流的中心。
隋朝时，隋炀帝派李显出使波斯，韦节、杜行满出使西域，其后又命裴矩前往武威、张腋等地负责接待西域中亚各国来使，中国与中亚的贸易很快发展起来，很多西域中亚人都到长安、洛阳等地做生意。
唐朝，继秦汉之后出现的空前统一、国力强大的封建王朝，社会经济十分发达，科学文化极其繁荣。对外贸易也逐渐兴旺发达，并进入正轨。
盛唐时期，“凡四蕃之国经朝贡以后，自相诛绝及有罪见灭者，盖三百余国。今所在者，有七十余蕃。其朝贡之仪，享燕之数，高下之等，往来之命，皆载于鸿胪（寺）之职焉”（《唐六典》）。隋唐时代，我国习惯称异族、外邦为“诸蕃”，称来朝的外邦君主、酋渠以及使臣为“蕃客”。
当时，周边邻国十分向往唐王朝，几乎都遣使来中国建立外交关系，进行正常的商业贸易。与中国来往密切是，有日本、新罗、大食、波斯、天竺、泥婆罗等几十个国家。
想要发展贸易，交通基础设施必不可少。据《新唐书》卷四三下《地理七下》载：当时有七条道路通往国内外贸易市场。
当时对外有很多条交通路线，如通往西域中亚：陆路有三条--天山北路、天山南路的南北两条道；海路，一般经广州，绕过马来半岛、波斯湾，抵达红海。
通往印度和南海各国：陆路有三条，即翻越葱岭南行到阿富汗境内，沿加尔河向东抵达印度；从西川入藏，向南翻越雪山经尼泊尔最后到印度；从桂林途径云南永昌进入缅甸再到印度。海路，一般是出广州或河内，途径马来半岛，抵达印度尼西亚、锡兰和印度。
通往朝鲜半岛和日本：陆路，一般从幽州进入辽西走廊途径辽阳渡鸭绿江，抵达平壤；海路，从登州或荣州途径辽东半岛，最后抵达朝鲜半岛。去日本，除借道朝鲜外，还可从扬州出海直通日本。
实际上，当时很多时候由于陆路经常被一些少数民族所阻隔，贸易必须多次转变买卖，加上南方经济迅猛发展，航海、造船技术日益发达，这样一来对外贸易渐渐转为以海路为主。
为了管理对外贸易工作，朝廷专门设置机构负责，分别为：一是互市监，主要管制陆路贸易方面；一是市船司，负责掌管水路贸易方面，不过专职官员均由朝廷委派。
在边疆，为了方便边境各民族之间与邻国之间进行商品交换，朝廷设置很多固定的贸易场所。
这一时期，私人可以出入边境参与贸易活动，当然，必须要有政府发给证明-- “过所”，类和现在的护照或通行证相同。如果未经许可而擅自出入，叫做私度、越度。如《唐律》卷八《卫禁律》规定：“诸越度缘边关塞者，徒二年。”
从国家安全战略出发，唐王朝实施严格的官禁政策。兵器不得私有，不得私自渡关。按照《关市令》规定：“锦、绫、罗、毂、绸、绵、绢、丝、布、牛尾、珍珠、金、银、铁，并不得度西边、北边诸关及至缘边诸州贸易，违令者，一律依律科刑。”
对于陆上贸易，唐政府也限制十分严格，在边境定点设置很多互市监。只有在官府监督下，中外商人双方才能进行互市。
相较之下，唐王朝却十分鼓励海路贸易，准许外商通过海路来华从事海运贸易，甚至可以世代定居中国，还在通商城市划定地区，专供外商居住、进行商业活动。
贞观十七年（公元６４３年），唐太宗发布中国历史上第一项外贸征税法令：对外国商船贩至中国的龙香、沉香、丁香、白豆寇四种货物由政府抽取１０％的实物税。
为了做到热情接待外商，保护外商的利益，太和八年(834年)，唐文宗还下诏令：“南海蕃舶，本以慕化而来，固在接以仁恩，使其感悦……其岭南、福建及扬州蕃客，宜委节度使观察使常加存问。除舶脚、收市、进奉外，任其往来流通，自为交易，不得重加率税”
随着对外贸易日趋深入，侨居中国的外国商人以及家眷快速增加，尤以广州、泉州口岸最多。为方便管理，唐政府在外商居住地设立蕃场，由政府派遣专人管理。
当时，广州“蕃场”最盛的时候，有十三多万人，成为一个外向型开放的国际城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