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确定性与极端群体的认同
从2020年1月开始，新冠病毒迅速传播，肆虐全球。病毒的传播给人们带来了一系列不确定性：全球化式微、贸易中止、全球供应链断裂、旅行、留学等全球性行业衰退、中小企业倒闭、大规模失业……
随之而来的是更加激化的群际攻击和国际关系冲突——海外诸国发生的仇视华人和对亚洲人的群际攻击，美国对华贸易、科技及企业制裁等。
美国民调显示，在新冠初发期，美国民众对在任总统的支持率大幅上升。盖洛普调查指出，美国自2020年3月12日宣布国家进入紧急状态之后，3月中下旬的民调显示，人们对特朗普的支持率高达49%，达到历史最高峰。
这是因为，当处于不确定情境中、缺乏控制感时，人们会通过对外部社会系统的认可获得控制感补偿。
不确定情境会激发人们追求认知安全感的动机，根据社会比较理论，减少不确定性并保护自己免受不确定性影响最有效的方法，就是发现他人有和自己同样的处境、信仰、态度、价值观和对世界的理解。
群体认同是一个非常有效的途径：获取群体身份认同可以减少自我认识的不确定性，带来认知安全感、意义感，通过群体共同感的建立可以提升自尊，获得控制感等。通俗来说，可以理解为“抱团取暖，共度寒冬”。
而在加入认知相似的群体后，成员彼此进行信息交流，通过与能够产生共识的人反复接触，共识性的观点不断得到强化，群体的观点会变得更加偏斜、极化。
西方学者在对极端主义的研究中也发现，社会政治和意识形态的极端主义出现与大规模的社会不稳定性、不确定时期相吻合。
比如，在战争频发、政局动荡的中东地区，极端组织也更为强势，恐怖组织在中东地区如雨后春笋般不断涌现。
这些地区具有反叛甚至暴力倾向的人组成的小群体，往往因为与其他社会群体隔离，孤立地在内部加强了群体的观点，而更加急剧地走向暴力方向，政治极端主义往往是群体极化的产物。
互联网环境下的“群体极端化”
全球范围的极端主义事件或许让人感觉不接地气，但其中涉及的“群体极端化”现象却每天都在我们生活里上演：互联网就像一个巨大的回音室，充斥着志趣相投的人们组成的小群体，正成为极端思想与活动的滋生地。
社交网络环境下，原有的话语体系被解构。互联网和新媒介的突飞猛进改变了民众原本处于弱势的发声地位，赋予普通大众更大的自主性和话语权，网络时代下人人都可成为传播者，人们的表达欲望通过微博等社交网络平台得到释放。
当然，从积极的角度看，当社会性事件发生或危机产生时，群体极化的观点可以使人们坚定信念，增强团队凝聚力，尤其能促进某种价值的实现，促进社会事件得到公正处理，是有益的。但不得不承认的是，这也带来了一些问题。
一大批自媒体与营销号为吸引热度与流量，断章取义，故意传播煽动性虚假事件，引发舆论争端，消耗公众舆情资源。随着网络上信息的极化，人们的包容性也越来越差，任何有违网络舆向的观点和言论都会遭到排斥，甚至形成网络暴力。
“群体极化”有时将人们推向不理性的边缘，网民在网络上“群体极化”之后形成的思想，还会进一步影响到其在现实生活中的行为。
此外，随着社交网络和智能推送的发展，看似信息爆炸的时代，却可能走向另一种闭塞。很多App有着精密的喜好算法，分析每一位用户的性格与喜好，捕捉用户的需求，然后精准推送。
这虽然使我们每天都能接收到感兴趣的信息，但长此以往，每个人都只活在了自己认为的世界里，并以为自己看到的就是真实的世界。
当接收信息的我们认为推送的信息就是整个世界，当我们的观点在相似群体中变得越来越极化，那一般情况下，我们会成为一个极端的人而不自知，在每一次观点碰撞中，既愤怒又惶恐，而惶恐又会激发更大的愤怒，所以我们将变得越来越极端，越来越不具包容性。
最近的《互联网信息服务算法推荐管理规定（征求意见稿）》提出，算法推荐服务提供者应当向用户提供不针对其个人特征的选项，或者向用户提供便捷的关闭算法推荐服务的选项。民众在算法面前应该有自己的选择权，在信息洪流中听到一些不同的声音。
个人极端主义不可取
当且仅当群体极化的观点是合理的和正确的——而不是因为观点相同的人们之间的互动所造成的可以预测的效应，社会将从群体极化中获益，特别是从由志趣相投的人们组成的、进行审议的小圈子中获益。
对一个国家而言，如果许多组织可以存在，其中每个组织都由志趣相投的人组成，国家最终就会得益于所出现的范围广泛的观点和做法，虽然其中几个组织必然很极端，但是它们的极端主义本身就会使社会的“观点蓄水池”丰富起来，从而促进理性的解决方案的形成。毕竟，一个健康的社会不能只有一种声音。
人们需要空间，从而可以与他人聚集起来，在自己的圈子里讨论问题。例如，企业家、科学家、经济学家、残疾人和老年人等群体，小空间可以促进他们的学习、创造力，为他们提供舒适和安慰，这对经济增长和治理两者来说是不可或缺的。
除了群体的极化现象，个人的极端主义也需要得到关注。
正如列宁所说，“我们应该有勇气揭开我们的脓疮，以便毫无虚假地、老老实实地诊断和彻底治疗好它。” 个人极端暴力事件是威胁社会稳定的“毒瘤”，实事求是的正视这一问 题, 寻求具有针对性和可操作性的对策, 将有利于从全局上维护社会稳定。
危险人格的膨胀与心理疏导工作的缺失是造就“失意群体”的社会文化因素，也是恶性犯罪的直接原因，这就要求国家重视心理疏导工作的落实。
针对心理问题的处置，政府应主导建立相关机构、组织培训有专业技能的人员到社区、家庭、农村、工厂、学校等开展心理健康宣传工作，并通过科学方法及时发现存在心理隐患的群体，有计划的进行个别干预、疏导，化解潜在的社会危机。
党的十九大报告在“提高保障和改善民生水平”部分，将建设社会心理服务体系作为保障和改善民生水平的重要内容之一，提出“加强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培育自尊自信、理性平和、积极向上的社会心态”的要求，为消弭社会情绪暴戾之气和防止社会情绪极端化，优化社会心态环境指明了方向。
此外，改善民生是从根本上减少和消融“失意群体”的基础，民生问题是与百姓生活密切相关的基本问题。民生得以改善，人民生活水平大幅度提升，贫富差距得到抑制和缩小，将很大程度上消除导致“失意群体”的负面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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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敏. 不确定感对极端思维倾向的影响：认知闭合需要的双重作用[D].西南大学,2018.
国家网信办：用户拟可选择关闭算法推荐服务-新华网 https://www.news.cn/2021-08/27/c_1127801077.htm
文章用图：图虫创意
本回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