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的一句“不理会”,将大清推向了被侵的境地

1856年,英、美、法三国公使又提出“修约”要求。但是,叶名琛与咸丰帝都不知道这一次列强提出修约已经不同于上一次了。这一次的修约要求,真真是让大清朝野领教了强权的能量。三国提出修约要求,当时驻上海英国副领事李泰国不断制造“恐致生事”的临战气氛。当然这种渲染并非空穴来风。由于叶名琛一再地拒绝与各国公使会见,使得英、法、美三国公使对他产生了极度的厌恶情绪。特别是包令与法国公使,已经根本不愿与他谈判。但是,此时叶名琛根本没有想到战争已是冬天的干柴,只需一把火把它引燃了。


当然,叶名琛预测不到形势的发展还有一个原因,那就是三国公使表面上仍然很低调,仍然很客气地发出几份照会请求修约,这让叶名深很得意,三国的照会对他来说好像只是刮过的一阵微风,他根本没当一回事。他在给咸丰帝的奏折中说,不必理会对方的“修约”要求,根本不需要与列强无休止地打那种笔墨官司。

当列强第二次联合提出修约之时,在澳门的法国新任驻华公使顾思正在向巴黎报告马神甫事件,要求武力干涉。顾思是法国新任公使,他也是一个对华强硬派人士。他向法国政府汇报的马神甫事件是这样发生的:1856 年 2 月,法国传教士马赖在广西西林县与当地流氓勾结为非作歹,被当地官府处死。因为根据条约规定,外国人只能在五口通商传教,是不准擅自进入内地的。但是,马赖不仅违反了条约的规定,而且还吸收当地的地痞流氓入教,马赖趁机吸收的地痞无赖达二百多人,这些人入教后,“窜村妖言惑众,纠伙拜会,奸淫妇女,抢劫村寨” 。这些举动,引起了当地百姓的强烈不满。这些事传到了西林知县张鸣凤的耳朵里,张鸣凤依法处决了马赖。马赖被处决的消息数月后传到法国,当时法国正是拿破仑三世当政,对外积极推行侵略政策,这为他对华发动侵略战争找到了借口。


▲夏尔·路易-拿破仑·波拿巴(1808年4月20日-1873年1月9日),又称为拿破仑三世,法兰西第二共和国总统,法兰西第二帝国皇帝。

在顾思向法国政府汇报马神甫事件后,法国政府立即与英国政府联络,筹备联合侵华。要对中国动武,英国本来想利用马神甫事件来发动战争,但是又感到这个事件仍然不足以成为发动战争的借口,英国试图寻找更合适的借口。

既然是寻找借口,那肯定得借端生事。对列强来说,这是他们的拿手戏。

1856年10月8日,广东水师千总梁国定得到报告称,在广州江面上发现一艘鸦片走私船,梁国定便前往搜查。他们搜查的是一艘名叫“亚罗”号的商船,搜查中,梁国定逮捕了船上的两名海盗和12名中国水手。这本是正常的海上稽查行动,英国驻广州领事巴夏礼却趁机发难,说“亚罗”号在香港登记,就是英国船只,要求梁国定释放人犯,但遭到梁国定等人的拒绝。于是,巴夏礼给英国公使包令写报告,诬称中国水师官兵撕扯英国船只上的英国国旗,要求水师官兵立即放人放船。包令得到报告后,立即让英国驻广州领事巴夏礼致函两广总督叶名琛,要求对方赔礼道歉、放人放船并保证今后不再发生此类事件。

巴夏礼还威胁说,叶名琛必须在48小时内作出答复,否则英国方面将采取军事行动。

这本是海上例行巡查的一件小事,但包令希望借此把事态扩大,从而对中国挑起战争,他说 “亚罗”号事件就是“希望能在浑水中摸一些鱼”。面对巴夏礼的挑衅,叶名琛仍然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认为事态不会扩大,通过照会协商就可以解决问题。但是侵略者却是希望借助这一事件对中国发动战争,因而咄咄逼人、不依不饶,叶名琛这才担心事态闹大,慌忙将抓捕的水手送回英领事馆。一向在“入城”问题上很强硬的叶名琛在这一刻妥协了,想不到这却助长了巴夏礼的嚣张气焰。叶名琛派人把水手送回去了,他们也接收了。但是,他们却说送水手的官员职位太低,也没有礼貌,要求派出高级别的官员给他们道歉。与此同时,按照他们事先的安排,他们命令海军对沿江炮台开始发动炮击。

战争就这么打起来了。显然,“亚罗”号事件成了侵略者对华发动战争的导火索。

▲英国艘军舰攻占广州东郊

叶名琛没有想到事件会迅速扩大。10月23日,英国三艘军舰攻占广州东郊的猎德炮台之时,叶名琛正在阅看武乡试,得到报告后,他竟然漫不经心地说,“不会有事,天黑自然会走的”,并下令水师战船后撤,对入侵英舰“不必放炮还击”。

可是,英国军舰并没有走,叶名琛显然失算了,但是,他还是平日里那样一副傲慢、妄自尊大的样子。10月24日,英军攻占了广州南郊凤凰岗等处炮台,叶名琛仍然无动于衷。10月25日,英军占领了海珠炮台、商馆等处,英军已兵临广州城下,这时候,叶名琛仍然不去应敌,而是宣布中断对外贸易。

英国人当然不会答应。10月27日,英国海军上将西马縻各厘照会叶名琛,要求进入广州城,并要求所有外国人都可以自由出入广州城。

英人以“炮舰外交”的力量,希望实现入城。然而,炮弹虽然已经打到家里了,但叶名琛还是不吐口,他的态度很坚决,拒绝英国人入城。

针对叶名琛的漠视态度,西马縻各厘有自己的办法,他让自己的军队每隔一个时辰炮轰一次总督衙门。堂堂的总督府就要被英国人夷为废墟了,叶名琛还坐得住吗?

不得不说,叶名琛还真是淡定,隆隆的炮声中身边的士兵都吓得像筛糠,有的还尿了裤子,但他却端坐在二堂,任凭敌人的炮弹往里轰。

广州城再坚固,总督府再结实,也架不住敌人这么个轰法。但是,如果说隆隆的炮声中叶名琛毫无反应也是不对的。叶名琛自认为高明,其实他相当幼稚地让手下发了个告示:凡是发现入城的英国人,格杀勿论。另外,他也不忘诉求外交手段,他给美、法等国领事都发了照会,声称英国军队正在炮击广州,炮弹不长眼睛,城外的洋商最易受到伤害,希望美、法各国阻止这种侵略行为。现在,大清已经“无暇保护贵国民人”,“倘有疏失,惟向英国巴领事官是问,勒令伊赔偿也”。

对于这样的照会,美法两国自然毫无回应,叶名琛还不知道,他们也是英国对华发动战争的帮凶。 这种情况也说明了,叶名琛对敌情一无所知。10月28日,英军继续炮击,打塌城南一段城墙。10月29日,英军的炮弹轰开了广州南城门,疯狂的英军士兵一窝蜂地冲进了总督府。嚷嚷了很多年要入城,英国人绝对想到了,有一天会以这种方式入城。

▲叶名琛(1807年~1859年4月9日),字昆臣,湖北汉阳人,近代著名历史人物,清朝中后期著名疆臣,官至两广总督擢授体仁阁大学士。

这一刻,叶名琛终于坐不住了,他跑到城里的城隍庙烧香祷告去了。至于他的妻妾、儿女,早已在他的安排下躲了起来。好在英军在一番哄抢后,感到兵力不足,孤军深入恐遭伏击,于当夜又撤退了。

英军虽然撤退了,可是英国公使包令却发来了三份照会。内容是什么呢?仍然是要求入城,并就“亚罗”号事件道歉。此时,叶名琛又强硬起来,所有要求一概拒绝。遇到这样的人,包令气急败坏,简直要哭了。他在照会中以商量的口气要与叶名琛谈判,但仍被叶名琛拒绝了。

叶名琛为什么如此沉得住气呢?他自以为窥破了英方的底线。 “亚罗”号事件后不久,双方照会的中心内容很快便由“道歉”转向“入城”。原来英国人的真正目的仍是入城。

包令希望以协约的形式,把“入城”一事定下来,叶名琛仍是拒绝。英军深入又担心会吃大亏,包令没办法便下令让英军暂时撤退出广州河,等待援军的到来。打了败仗的叶名琛在给咸丰帝的奏报中,却谎报了军情。

咸丰帝收到叶名琛的奏报已是将近两个月之后的事情了。他在给咸丰帝的奏报中说,广州防夷剿夷获得大胜。进入广州的英军满打满算不过三百多人,他给咸丰帝的奏报中却说,击毙击伤英军四百多人,英国海军上将西马縻各厘也被当场打死。他还宣称,他已调集兵勇两万余人,做好了广州城的防御工作;美国、法国及西方各国均认为英国无理而不予相助。

如果后来战事的进展真如叶名琛所说的,美国、法国都认为英国的行动是无理的,不给予帮助,那叶名琛就太自欺欺人了。事实上,在咸丰帝看到奏报的那一刻,美国的军舰正在向广州进发,准备帮助英国进行侵略中国的暴行。

▲爱新觉罗·奕詝(1831年7月17日—1861年8月22日),咸丰帝,清朝第九位皇帝,定都北京后的第七位皇帝,清朝以及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位有实际统治权的皇帝。

这些咸丰帝当然不知情,他看了奏报,一个直接的反应就是叶名琛太给力了。想到第一次鸦片战争的屡屡败北,这次真是一雪前耻。一直以来,因为列强的挑衅而头痛的咸丰帝此刻仿佛吃了一粒定心丸,但他也有一丝担心:广州战事已开,往下进行的话,如果失败了,有伤国体,国内的叛乱武装更会乱上加乱;如果往下接着打,英夷会不会狗急跳墙,采取大规模的报复行动。所以,他在犹豫不决中给叶名琛下达了这样的命令:如果包令因为战败,“自知悔祸,来求息事,该督(叶名琛)自可设法驾驭,以泯争端;如其仍肆鸱张,亦不可迁就议和,致起要求之患”。

咸丰帝的想法很滑稽也很荒唐,胜利者怎么可能会对失败者“悔祸”呢?他的根本目的是不希望事态扩大,但又不知道该如何处理,所以他仍把希望寄托在叶名琛身上。在批复叶名琛的奏报中,咸丰帝再次重申了叶名琛处理夷务的全权:“叶名琛熟悉夷情,必有驾驭之法,着即相机妥办。”

咸丰帝对叶名琛寄予厚望,但他哪里知道,叶名琛面对强敌并无策略,只会一味地死扛。关于他的无能和固执误事,当时在广州流传着这样的民谣,叶名琛“不敌不和不守,不死不降不走。相臣度量,疆臣抱负,古之所无,今亦罕有”。这生动地展现了他的形象特征。

这也说明,咸丰帝对叶名琛并不了解,而更为悲剧的是他对夷情也全然不知。咸丰帝希望息兵,期待相安无事,可是这并不能阻止外夷的侵略步伐。

▲攻入广州城的英军

11月6日,英军动用军舰连续不断地发动炮击,位于竹横沙的东定炮台被英军击毁。11月10日,英舰又炮击了列德炮台。11月12日,英军为打通广州到香港的通道,派出军舰突袭了横档炮台。虽然炮台守军积极抵抗,但架不住英军从两面夹击,横档炮台很快便被英军摧毁。11月13日,英军又乘胜占领了威远、镇远和靖远三座炮台。

在英军连连向广州各炮台、广州城内发起攻击的时候,与叶名琛的“不敌不和不守,不死不降不走”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广州百姓对敌人进行了英勇的反击。在英军开始炮轰广州城时,城中的爱国市民便组织起来,相约剿杀英军士兵,并在城中贴满告示,鼓励市民起来反抗。其中有一张告示这样写道:“英夷无端启衅,烧我房屋、劫我村庄;货船与客船被掳掠,旅客与行商被杀害。猎德村有三位妇女被强奸,因而羞愤自尽。英夷狼心匪性如此,若任其长久盘踞,广州将无噍类。”这张告示既表达了广州人民对侵略者的痛恨,也激发了无数爱国百姓起来战斗。

12月14日,广州人民的反侵略斗争给侵略者以当头痛击,广州百姓点燃火把烧毁了英、法、美三国十三洋楼。当时,在广州的英军士兵只有两千余人,面对云集而来的反抗群众,英军知道深入作战将会带来灭顶之灾,因而他们不敢打持久战,被迫于1857年1月2日撤离广州,退到虎门口外待援,准备发动大规模的侵华战争。

摘自书籍《晚清外交七十年》李书纬(著), 东方出版社授权合作稿,全网首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