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31年日本帝国主义悍然发动“九一八事变”，到1945年8月15日日本正式宣布无条件投降，中国人民历经了艰苦卓绝又辉煌正义的十四年抗日战争。在此期间，南京国民政府曾经两次迁都，以避开日本侵略军的锋芒和保存积蓄实力。
然而，1932年国民政府选择了迁都洛阳，而1937年，国民政府却最终选择了重庆作为国民政府的战时首都（陪都）。
那么，是什么原因导致国民政府两次迁都各不相同呢？
上图_ 九一八事件
首先，面对的日本侵略形势存在不同
1931年“九一八事件”之后，日本主要精力在于霸占我国东北地区，扶持清废帝溥仪担任傀儡头目的“伪满洲国”，此举自然遭到了国际国内社会的一片谴责和反对，而日本于1932年发动入侵上海的“一二八事变”，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出于混淆视听，转移国际视线的目的。
就当时的情况来看，日本暂时并没有发动全面侵华的的计划，其当时在东北的关东军人数在5万人左右，投入上海的军队兵力后来一度达到近10万人左右，这样的兵力显然不足以支撑发动一场大规模的全面侵华战争。
但是由于国民政府首都南京距离上海仅300公里路程，且位于长江南岸，极容易遭到日本水陆并进的威胁（而实际上当时日本海军确实也派出数艘舰艇顺长江开赴南京下关江面进行威慑）。因此国民政府此时的迁都带有相当程度的应急、避其锋芒的色彩。
而位于中原腹地的洛阳，无论是离正在发生战事的上海地区，还是日本正在扩张的东北地区都较为遥远，且交通较为便利（有铁路和机场），因此是一个理想的暂时应急之地。
上图_ 七七事变：卢沟桥中国军队机枪阵地
在1937年7月7日之后，日本则投入重兵开始全面侵华战争，接连挑起“卢沟桥事变”和“八一三事变”，从南北两个方向同时对华进行全面入侵，1937年底日本在华投入兵力已达100万人左右，而国民政府正节节败退，可以说已经是生死存亡关头。
在这种情况下，进行迁都就不能仅仅只是临时应急，而是应该为长期抗战做好充足准备，而深处大后方，有着战略纵深优势的重庆地区，就成为了理想的迁都之地。
上图_ 中原大战
其次，当时的国内局势也存在不同
1927年，以蒋介石为首的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后，就面临着地方军阀强有力的威胁和挑战，尽管历经蒋冯战争、蒋桂战争特别是1930年中原大战，像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这些有能力和老蒋扳手腕的军阀大佬元气大伤，暂时偃旗息鼓，但是1932年之时，老蒋实际上能真正控制的省份和区域也并不多，主要也就是今天的华东六省一市，以及河南、湖北等省份。
华北地区主要由阎锡山以及西北军宋哲元等掌握、山东则是由韩复渠把持、广东有陈济棠、广西则是桂系的根据地，而大西南地区的四川地区则更是军阀派系林立，杨森、刘文辉、邓锡侯、刘湘、王陵基等所谓“川系五虎”各据一方、此消彼长。
这些军阀虽然没有能力和意愿与蒋介石争夺天下，但却都称霸一方，实际上并不受老蒋管控。所以除去这些军阀控制区域，在当时老蒋即使迁都，手中的“备选城市”也是寥寥无几。
武汉虽然各方面条件也不错，但毕竟也是长江沿岸，也容易受到日本海军的威胁，而且临近当时我党领导的三大苏区之一的湘鄂西革命根据地，对于老蒋来说安全方面也得不到保障，所以相比之下洛阳就成了相对较好的迁都之选。
上图_ 国民政府暂迁洛阳 相关报道
而在此之后，随着老蒋的地位逐渐巩固和强化，也注意到了西南地区的战略价值，老蒋开始对四川等西南地区进行经营，尤其是老蒋以围剿红军为名，出动中央军部队进入四川，其实也是向四川扩展势力范围，同时又以作战为名在四川大搞基建，修建了一批公路（比如1936年通车的川陕公路）、要塞等，从某种意义上打破了四川的割据局面。
经过数年经营，老蒋的势力已经在四川大幅度扩展，而四川当地军阀势力得到削弱。而随着日本帝国主义的步步紧逼，特别是1936年“西安事变”在我党的推动下得以和平解决，从而开始了第二次国共合作，国民党地方军阀包括四川军阀在内也大都能以民族大义为重，抛弃前嫌，愿意一致拥护蒋介石领导全面抗战。这也为老蒋最终迁都重庆奠定了坚实的内在基础。
上图_ “西安事变”发生后的相关新闻报道
最后，洛阳和重庆截然不同的城市定位和差异也对国民政府的两次迁都产生了重要影响
洛阳在民国北洋军阀时期就是交通和军事重镇，有铁路（陇海线）、有机场（洛阳飞机场）、有军事要塞（西工兵营），附近还有当时首屈一指的巩县兵工厂（大名鼎鼎的中正式步枪就是其杰作之一），这在当时都是首屈一指的。此外，洛阳更是中国历史“四大古都”之一，极具文化底蕴，这也符合众多自谓国学功底深厚的国府要员的胃口。以上都是当时洛阳的优势所在。
然而洛阳的“短板”也比较突出，在宋朝以后其地位就不断下降，到了民国时期，也仅仅只是一座普通的内陆城市，无论是城市建设和经济生活水平都比较落后，这让在南京过惯了享乐日子，还能动辄去上海滩十里洋场厮混的国民政府显贵们苦不堪言。
老蒋就干脆把自己的专列当成了指挥部加住所，而其他大小官员显然就没有这样的资格和条件，级别高的可以去寺院或者吴佩孚、张敬尧等以前北洋军阀留下的旧宅子将就借住，级别不够的就只好 “屈居”民房，于是一个二个叫苦连天，所以这也是《淞沪停战协定》之后南京面临的威胁消失，大家纷纷要求迁回南京的重要因素。对于这些国府要员来说，与其说是一次迁都，更不如说是去逃荒逃难，实在是“不堪回首”。
上图_ 重庆国民政府 旧址
而相比史上金碧辉煌的洛阳，西南重镇重庆则是后起之秀。到了民国时期，重庆已经相当繁荣，更是号称“长江五虎”（另四座城市是上海、南京、武汉、安庆）之一，水陆交通发达，商贸经济兴盛，城建水平基础也较好，从城市经济生活角度来说更适合作为首都。
而从地形上看，重庆周边群山环绕更有三峡天险可以依托，城市安全也比较有保障。抗战期间，日军曾多次试图进攻重庆，都被依托天险防守的中国军队所击败，特别是1943年石牌保卫战，英勇顽强的中国守军依托三峡西陵峡石牌要塞，给予日军重大杀伤，从而粉碎了日军进攻重庆的企图。重庆的这些优势因素也促成了国民政府最终将其选做战时首都。
作者：杨上柳下校正/编辑：莉莉丝
参考资料：《蒋介石传》布赖恩?克罗泽 著 封长虹 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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