琦善是带着情绪和偏见来查办林则徐的，因为有道光帝的支持，他变得更加有恃无恐。琦善于1840年11月底到达广州后，就开始紧锣密鼓地查找林则徐、邓廷桢等人的“罪证”。可是查来查去也找不到视金钱如粪土的林大人的“罪证”，琦善不免有些大失所望。他为了讨好英国人，向英国人表示议和的“诚意”，竟然威逼广东巡抚怡良，要他捏造事实，给林则徐定罪。
怡良对于林则徐在广东禁烟的所言所行是有所耳闻目睹的，他心里是有杆秤的。因而，当琦善要他诬告林则徐拒纳英国女王的通商文书时，他拒绝了这种卑劣的行径。琦善看这一招儿行不通，就又颠倒黑白，指责沙角炮台轰击英军送信的船只，要惩办副将陈连生，说他寻衅滋事，挑起战端，要他向侵略者赔礼道歉。琦善此举实际上仍是把矛头指向林则徐。虽然此事因为广东将官的反对而没有得逞，但也使得将士们感到心寒。
▲林则徐向清朝道光皇帝奏报收缴鸦片情况奏折
琦善这种千方百计讨好英国人的举动，能讨得英国人的欢心吗？答案是否定的。林则徐被解职，琦善本以为搬开了和谈路上的绊脚石，英国人会展现出和平的姿态。但是，现实的结果是，他和道光帝的不抵抗举动，使得议和更加被动。英国人变本加厉地提出各种苛刻条件，甚至提出要大清国割让香港。
英国人觊觎香港已久，在他们看来，霸占了香港，香港就是他们对华贸易的桥头堡，又可以把它视为对华全面扩张的据点。继英国使者马嘎尔尼之后，于1816年来华希望与中国实现贸易通商的英国将军阿美士德路过香港时，曾经对香港的情况作过调查，他把调查到的情况写成报告，汇报给了英王。他在报告中说：“从各方面看来，无论出口入口，还是水陆环绕的地形，香港是世界上无与伦比的良港。” 阿美士德的报告为以后英国人觊觎香港埋下了伏笔。
阿美士德看上了中国的香港，实际上当时在华的许多英国商人都有这种愿望。1830年，47名在华鸦片商人联名上书英国议会，要求英国政府采取手段，占领中国海口的一个岛屿，以“保护”英国对华贸易。他们这样做的目的，实际上是让政府出面保护他们在华的鸦片贸易。此后，英国外务大臣巴麦尊也多次提出，应该在中国寻找一个岛屿，作为保护英国商人的基地。他们当时虽然没有指明要占领香港，但却早已发现香港正是这样一个理想的地方。后来，作为驻华商务监督的律劳卑提出了占领香港的建议。他认为香港可以作为英国侵华的商业和军事据点。律劳卑去世后，作为第四任驻华商务监督的义律坚持了律劳卑的主张，他认为占领香港，既可加强对华贸易，又可以避免英商受到澳门的葡萄牙人的牵制。
因此，琦善在广州谈判时，英国人又提出了割让香港的要求。11月29日，初到广州的琦善先是派守备张殿元、白含章、翻译鲍鹏等人前往接受外交文书，实际上也是试探英国人的口气，看看他们会开出什么条件。一开始，义律就提出了赔偿军费、追讨商欠、赔偿被烧毁的鸦片折价2000万两白银、中英对等外交、割让沿海某处地方供英军使用等条件。
张殿元、白含章两人通过翻译鲍鹏对这些条件予以驳斥：
第一，贵国自己动兵，军费开支系“自取”，我朝为了防堵，也花了不少钱 ，请问这笔费用又该问谁要？
第二，既然是商欠，就该找商人要，官府不承担责任；
第三，烟价无赔偿之理；
第四，以往是英国商人与广东官府往来，故而长期用上下行文，以后如中英官方对话，文书体例自可变通。至于如何变通，那就不是我们两个能决定的了；
第五，关于割让地方，纯属无理取闹，我天朝允许你们来华贸易，已经是格外开恩，怎么能再割地呢？
面对两人的驳斥，义律在鸦片赔偿问题上作了让步，表示可以降到1600万两。但张、白两人表示，最多只能接受300万两。义律讨价还价表示可以降到1200万两，这是底线不能再降了；张、白两人则还到400万两，也表示这是大清的底线了。这样，双方的试探性谈判未能达成任何共识。
▲琦善与英国人谈判
中英双方的试探性谈判虽然没有达成任何共识，但是，义律已经摸清了清政府急于求和的心理。当然，作为妥协派的琦善，想在谈判中争取主动，他也在试探义律的态度。他希望“以不变应万变”地在这场谈判中获得主动。要与敌人谈判，琦善仍然积极地营造出和平的氛围，以显示他希望成功议和的诚意。
为显示议和的诚意，琦善到广州后，立即下令拆除了虎门、珠江内河等地方的作战设施，甚至还解散了数千名士兵。英国人不是想了解大清的战备情况吗？想了解就了解吧，琦善对下属这样交代：对于来测绘的英军让他们测绘好了，不要阻挡；汉奸也不要缉拿；不准打探英军的情报；派出将兵把鸡、鸭、鱼、猪、牛、羊给英军送去。要谈判嘛，就要营造一个和平的环境。
琦善一味地恭让，义律并没有感恩戴德，也没有因此就给琦善好脸色。相反地，义律利用琦善的这种软弱求和的心态，变本加厉地提出了更多的非理要求。
12月7日，义律给琦善发出照会，把在天津大沽会谈时提出的要求复述了一遍。义律说，英军既然已经撤军南返了，那就请贵代表赶快议结和约吧。琦善还真给义律面子，在没有征得道光帝同意的情况下，竟然答应赔偿鸦片烟价500万两。琦善此举是希望义律不要再坚持割让岛屿的事情了。琦善对义律说，他担心大皇帝非但不会答应这样的事情，其他的条件也会拒绝。
琦善这样做还有一个重要原因，面对义律的咄咄逼人，他迫切地希望尽快结束议和，离开广州这个是非之地。
12月15日，琦善又采取了他的老办法，对义律作出承诺，表示可以奏明朝廷，答应追加赔偿鸦片烟价100万两，第一年先支付100万两，剩余的款数分七年陆续付清。
但是，义律对此并不感兴趣，他在割地开港的问题上不肯让步。琦善没有办法，只有奏报道光帝，说英人态度蛮横，开口就要割让岛屿，否则就再起战端。琦善在奏章中又说，现在臣很担心，再起战端，我方又确实无法取胜。到那时，谈判就更加困难了，保不齐还会提出更多要求。因此，请求皇上降旨允准600万两赔款，并于广州之外，准令福建厦门、福州两处通商，作为权宜之计。
▲道光帝，在位期间清朝日益衰弱，他为挽救清朝衰落做了一些努力，如整顿吏治，整厘盐政，通海运，平定张格尔叛乱，严禁鸦片，起到了一定积极作用。
英国人要求割让香港，这是道光帝万万没有想到的。割地赔款可是有损天朝体面的，琦善的奏报使他认识到一味地迁就英国人，并不能解决问题。他给琦善下了一道圣旨，态度强硬地说割地赔款万万不行。同时，他又谕令湖南、贵州、四川各路人马前往广东驰援，以抵御可能扩大的战事。这一刻道光帝是真的有些后悔了，他要求琦善加强战备。这一刻，他又想起了林则徐和邓廷桢，虽然没有给两人实权，但要他们协同琦善“妥为办理”。
既然是协同办理，言外之意，所有的决策仍然是琦善说了算。琦善接到谕令后，非但不抵抗，凡事也不与林、邓商量，仍然坚持自己的“乞和”路线。琦善之所以这样，除了被敌人 “船坚炮利”吓倒之外，更主要的是他在天津时曾以英国人“恭顺”蒙骗了道光，如果用兵开仗，就会暴露出他所谓的英国侵略者“恭顺”的话全是谎言。另外，琦善等封建官僚对他们面前的敌人全无了解，很难识破侵略者的阴谋伎俩，他们的昏庸达到了天真可笑的程度。琦善对义律一面以谈判为幌子，一面用武力进攻广州口外各炮台的行为感到不解，他曾写信质问义律：“岂有一面乞恩，一面打仗之理”，并表示等待义律答复之后，再作商议。真是腐朽到了极点。琦善还认为，如果吃败仗之后便立刻开仗，则声援不足、兵力不济，反而使义律更加骄横，酿成不可收拾的后果，这表现出他对英国侵略者既害怕又不理解的心态。
纠结的琦善接到皇帝的谕令后，应该说也是有压力的。道光帝的态度转变了，琦善知道不能一味地妥协了。可是义律步步紧逼地要求割地，如果答应英国人的要求，自己就有被朝廷治罪、杀头的可能；可是如果不答应，就无法笼络义律，谈判就有可能破裂。到那时，皇上仍然会怪罪他没有笼络好英国人，仍然会追究他的责任。怎么办呢？应该说，此时的琦善是抱着极大的侥幸心理的。不管是对道光帝还是对义律，他一概装聋作哑。
12月26日，义律就割地一事向琦善下了最后通牒：在28日零点以前若无满意答复，英军将马上动武。可是28日那天过去了，琦善没有答复。义律急了，他于1841年1月5日又一次发出通牒：如果再不答复，就真的动武了。琦善以为义律这次又是“狼来了”的空吼，所以他仍然没有答复。
琦善的装聋作哑还是惹恼了义律。1月7日，英军向虎门沙角、大角发起攻击，并很快攻下了炮台。沙角、大角的失陷使外交谈判处于更为不利的地位。
果然，义律利用沙角、大角的失陷发出照会，要求将沙角也割让给英国。这个要求更让琦善感到为难，但是，英军随时都有可能发起新的军事行动，他感到不能不有所表态。琦善复照义律称，如果英军退还定海、沙角，可以奏明皇上，请旨将珠江口外给予“寄寓一所”。这等于表示，在割地的问题上他会努力说服道光帝。
▲道光帝书法
琦善的这个表态，使义律觉得应该向清方提出更多的要求。1月17日，琦善与义律又进行了一次会谈。当然，这次谈判实际上是被迫的。谈判的地点在广州以南26英里的莲花山。当时，义律带了56名杀气腾腾的皇家水兵和一个由15人组成的乐队。他们在这种氛围中展开了谈判，具有很强的示威性质。
谈判中，义律提出了四个条件：割让香港；向英国赔款600万两；中英两国平等相待；恢复广州的通商限期，英商可以到黄埔或黄埔以外的地方经商。
这一次，琦善竟然私下里答应了割让香港与鸦片赔款。但是，他答应了并不意味着道光帝就同意了，他也不敢代替皇帝作出决断。怎么办呢？他把皮球踢给了道光帝。
琦善在给道光帝的奏折中，浓墨重彩地阐述不能与英国人对抗的原因，地理形势没有险要位置可以据守，武器和士兵作战又不能力敌，民情意志不坚定，这样的情形交战起来，胜负实在没有把握。琦善最后说，考虑到国计民生，他才去同义律会谈的。琦善的奏折中还附了义律要求割让香港、赔偿鸦片款的草案。这个草案就是后人所说的“穿鼻草约”。
虽然琦善没有在“穿鼻草约”上签字，但道光帝看完奏折后，对琦善更加不满。他让琦善到广州与英人和谈曾下过这样的指示：如遇英人“不驯”，仍当进剿。但是，琦善非但没有进剿，反而默许了英国人的要求。道光帝斥责他：“胆敢背朕谕旨，仍然接递逆书，代逆恳求，实出情理之外，是何肺腑?无能不堪之至！汝被人恐吓，甘为此遗臭万年之举，今又摘举数端恐吓于朕，朕不惧焉。”
虽然道光帝说不惧怕英国人的恐吓，但义律认为，琦善既然默许了“穿鼻草约”，那就等于事情已经说定了。于是，他发了个占领公告，强行占领了香港。
义律单方面宣布与琦善达成了“穿鼻草约”，这更使得道光帝把怒火发到了琦善头上，于是，他将琦善革职查办。而事实上，英国女王也不甚满意义律的这个单方面决定。于是，一个“穿鼻草约”把琦善和义律都排斥出局。琦善的倒下，是因为天朝皇帝不承认“穿鼻草约”，认为他违背圣意，竟然敢将香港私许给英国人；义律的倒下，是因为英国女王认为义律并没有严格按照政府的训令行事，视训令为废纸，“穿鼻草约”取得的成果跟帝国的远大目标有很大的差距。
英国女王很不满意“穿鼻草约”，她为此给比利时国王写信说：“中国事件很使我们懊恼，巴麦尊感到极其羞辱。如果不是由于查理?义律的那种不可思议的奇怪举动，我们所要求的一切或许已经到手了……他完全不遵守给他的训令，却尝试着去取得他能够取得的最低的条件。”
中英双方最高领导人都不满意“穿鼻草约”，因而双方都不承认这个草约。这就意味着在战与和的道路上，中英双方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摘自书籍《晚清外交七十年》李书纬（著）， 东方出版社授权合作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