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讨论'逆全球化“之前，我们不妨思考下全球化对不同国家来说是不是一件“好事”？
全球化经贸关系，是由无数个市场契约构成的，是建立在理性之上的。但是，民族国家中的意识形态、民族主义、群体非理性及国家力量，对全球化并不友好。
理论上，全球化对所有国家都有利。
全球化对后发国家有利，因为信息、知识及通用技术具有外部性，后发国家可获得大量现成的知识及技术转移。
全球化对发达国家也有利，因为发达国家的货币具有外部性。但是，一些发达国家往往利用其货币作为“世界货币”的垄断优势，向全球攫取铸币税。
现实中，全球大多数冲突均源自全球化带来的外部性。
全球化对国家主权的打击，首当其冲是对政府权力的削弱与制约。
在加入全球化前，政府垄断了国家权力，扩张多少货币，发行多少政府债券，政府说了算。加入全球化后，各国政府的权力被削减，政府之间相互竞争与合作。如此，一些国家的政府会主动排斥全球化，或仅将全球化作为一种工具。
在非洲、中东、亚洲、南美等一些国家，政府并不愿意过度参与到经济全球化。即便全球化能够改善国民的生活，这些政府也可能拒绝全球化。相反，他们倾向于唤起国家主权、民族意识，以避免手中的国家权力受制约。
如此一来，各国全球化程度差异巨大，全球化与民族国家的矛盾更加突出。
例如，欧洲谴责巴西放任亚马逊雨林火灾蔓延，巴西总统则认为这是巴西主权，他国无权指手画脚。欧洲人渴望“地球之肺”的新鲜空气，巴西政府考虑的是当地农民的生计，默许火烧雨林开垦农田。
七国集团表示，愿意筹措2000万欧元帮助亚马逊灭火。巴西总统对此嗤之以鼻，并称西方援助是“帝国主义侵犯主权，另有所图”。
又如，关于疫情信息问题，各国政府争议巨大。疫情信息，是不是国家主权？如果世界是隔绝的，俄罗斯是否公开信息，与他国无关。但在全球化时代，疫情信息定然超越国家主权，作为全球共享的信息。任何国家政府都不能以国家主权之名隐瞒疫情信息。
再如，关于疫情的防控模式，各国争议同样巨大。疫情能否有效防控，取决于防控最差的国家。如果防疫最差的国家政府不作为、乱作为，他国能否对其“指手画脚”？这个国家的政府能否以他国干涉国家主权之名反击？
当今的世界，“一人得病，全球遭殃”，疫情全球化对国家主权构成了挑战。
其次，全球化可能给国家治理带来弱化的问题。
全球化主要是由自由市场推动的，但是自由市场伴随着各种外部性风险，比如空气污染、难民问题、种族融合、金融危机、病毒“世界大流行”。
全球化程度高的国家，其国家主权及政府行政权力被弱化，这弱点在疫情面前被放大化。
疫情来袭，这些国家政府无法立即封城、宵禁、停产。在欧洲，德国、法国、意大利等任何一个国家若采取这种模式，对他国的经济打击难以想象。但是，一旦一个国家被攻陷，若不采取有效措施，对他国来说同样是灾难。
全球化导致的国家治理弱化，难以应对全球化风险。全球化程度高的国家如美国、欧洲，被病毒传染的风险更大。这就是全球化的脆弱性。这并不是支持反全球化、逆全球化。
国家治理弱化的部分应该由国际组织填补，但是国际组织的全球化治理退化，给病毒留下了一个巨大的漏洞。
如今的国际组织脆弱不堪，世界贸易组织缺乏应对疫情的预案，世界卫生组织在这次疫情中的表现备受争议。
欧盟算是比较成功的国际化组织，但是依然在这次疫情中暴露了缺陷。意大利防控失利主要原因是医疗资源不足。意大利长期受债务危机困扰，政府没有足够的资金扩充公共医疗资源。意大利政府的财政赤字受欧盟约束，财政扩张受制于欧元区货币扩张。这是欧盟强货币与弱中央财政的治理问题。
为了规避疫情全球化风险，各国开始退缩到国家主权、经济主权的界限之内，政府趁机强化行政权力。欧美很多自由主义学者担心，疫情过后是否会带来大政府主义，生活在“皮下监视”之中。
当前，各国出台了临时防御法案或行政令，防控模式及执法程度差异巨大。这可能引发国家主权及公民权冲突。
比如，新加坡对防疫违法严惩不贷，若他国公民遭遇新加坡政府制裁，是否涉嫌侵犯他国公民权？尼日利亚商人在广州的防疫冲突事件，上升到外交层面。非洲国家的种族及民族意识颇为敏感。
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曾指出经济全球化与民族国家的矛盾：“这个世界的政治组织和经济组织不同步。国际经济体系已经全球化，而世界政治结构还是以民族国家为基础。”【1】（世界秩序，基辛格）
当前的全球化秩序，始于二战后，在八九十年代充分发展，在2008年金融危机中开始崩溃。中美贸易战是全球化秩序矛盾的焦点，新冠疫情或许是压垮全球化秩序的最后一根稻草。
这个维持了70多年的全球化秩序，由联合国、世界贸易组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国际机构维系，是人类大规模协作的丰碑，给世界带来了长久的和平与繁荣。
比如，承认民族自决权，结束了殖民统治。《联合国宪章》将“发展国际间以尊重人民平等权利及自决原则为根据的友好关系”确立为联合国的宗旨之一。
不过，维持这一全球化秩序的压舱石是贸易全球化（注意：本文讨论的全球化秩序主要指全球化经贸秩序及国际货币体系）。
朝贡体系、政治联姻、军事同盟均无法持续维系国家关系，唯有网络密布的经贸关系才是两国关系的压舱石。
上个世纪80年代开始，金融化、信息化及跨国公司三股势力掀起了全球化大潮，新兴国家加入其中，全球化一日千里，贸易规模迅速膨胀。
如今，经贸这块压舱石如此厚重，全球化秩序为何依然岌岌可危？
主要原因是经济全球化本身存在两大难以克服的矛盾：
一、贸易全球化与法定货币之矛盾
当今贸易全球化秩序是以美元为基石的秩序。但是，这一秩序存在一个致命的问题，那就是特里芬难题。
所谓特里芬难题，即美元作为全球最大的国际结算货币、储备货币，定然需要不断地向海外输出美元，如此会导致美国长期逆差；长期逆差又难以维持美元的币值稳定。简单来说，美国无法同时做到既出口美元，又出口商品。
欧洲国家抓住这一弱点，用大量的美元向美国兑换黄金，导致美国黄金亏空，爆发美元贬值危机。最终尼克松总统在1971年宣布美元与黄金脱钩，导致布雷顿森林体系崩盘，国际汇率动荡不安，重创全球化秩序。
后来，世界进入信用货币和浮动汇率时代，美元无需咬紧并刚兑黄金，美联储获得了更大的灵活性。但是，特里芬难题依然存在。
在出口美元与出口商品间，美国选择出口美元。最近40年，美国保持相对强势，贸易逆差持续扩大，本土制造业出现空心化。由于美元不再是刚性兑付，他国无法像布雷顿森林体系一样直接兑换黄金导致美元贬值。
但是，实体产业空心化会慢慢侵蚀美元的信用基础。为了维持美元的信用，美国不得不在军事、金融、国际政治及公共用品建设上持续增加筹码。如此，美国政府发行大规模的国债，他国用美元购买其国债，将美元回流到美国本土。
但是，大规模的国债其实是在透支国家信用，最终亦无法支撑美元。所以，如今的全球化秩序依然无法逃脱特里芬难题。
特里芬难题的本质是，美元作为美国的主权货币，又是“世界货币”。依靠主权国家货币来充当国际清偿能力的货币体系，定然因“特里芬难题”而走向崩溃。而且，目前还没有出现成熟的替代方案。
这体现了贸易全球化与货币主权化之间的矛盾。特里芬难题如鲠在喉，是全球化秩序崩溃的内在动因。
二、资本全球化与劳动本土化之矛盾
现行的全球化秩序中，还存在一组尖锐的矛盾：资本全球化与劳动本土化。
资本是天然的生产要素，但是劳动者不是天然的生产要素。资本为逐利而生，无国界；但劳动者，首先是一个社会人，然后才是劳动者（经济人），而且是有国籍的劳动者。
在全球化时代，资本与劳动自由度差异形成了一道财富裂痕：资本可以在全球自由配置，在全球获取利润。但是，劳动者由于受到国籍等限制，无法在全球自由流动。
比如，美国的企业因本土工资高，将资本、设备、工厂转移到工资更低的中国，然后赚取利润。但是，美国和中国的工人却无法在全球自由流通。中国的工人，无法到美国就业赚取高工资；美国铁锈地带的工人也无法到中国来就业，只能处于失业状态。
一旦这个国家的产业及工厂都迁移到海外，而这些工人又无法到他国就业，那么他们将面临失业。工人重新培训再就业的门槛往往很高，转业的成本阻碍了劳动力在不同行业间流通。
反过来，埃克森美孚、苹果、摩根大通、高盛等跨国公司在全球获利丰厚。
英国经济学家斯拉法“用商品生产商品”的经济逻辑推测：“经济增长的结果，将是工资在国民收入中所占的比重下降，工资与利润之比朝着不利于工资的方向变化。”【2】（《用商品生产商品》，斯拉法）
如今全球贸易基本以比较优势为基础。有人感叹中国劳动力价格上涨，比较优势正在消失。其实，长期维持一种比较优势是有问题的，说明这两个国家存在限制要素流通的因素。
李嘉图的比较优势理论有一个前提是两国之间要素不流通。中国一直维持低薪酬，说明工人无法自由流通到国外谋取高薪酬。诚然资本的全球流通，可以平抑中美劳动力市场的价格。但是，劳动力的限制性流通，极大地扭曲了两国的工资价格。
这两组矛盾会造成什么样的后果？
这两组矛盾共同导致经济结构失衡、贫富差距扩大，即华尔街纸醉金迷与铁锈地带芳草萋萋。
特里芬难题和资本全球化，有利于美国金融产业发展。跨国公司在美国享受廉价的美元，在中国享受廉价的劳动力，同时还享受各国低廉友好的资本税。
而特里芬难题和劳动本土化，导致美国制造业空心化、工人失业及中产阶级萎缩。美国的贫富差距正是从上个世纪80年代开始，伴随着全球化的发展而迅速扩大。
自1997年以来，美国制造业就业人数下滑了大约30%，美国制造业中产受到沉重的打击。
1973年至2017年，全球化加速的40年中，美国生产率在提高了77%的同时，工薪阶层工资仅有12.4%的增长。
1980年，美国收入前40%的家庭的平均收入是收入后60%的家庭的平均收入的4倍。到2016年底，两者的收入之比增加到了10倍。
世界银行绘制的“大象曲线”说明，过去四十年，银行家、跨国公司股东等全球财富占比前1%的富人，其财富迅速增加，而原全球财富占比10-25%的中产则快速萎缩。
可见，这种全球化秩序是一个高美元、高赤字、高债务、结构失衡、贫富悬殊的国际秩序。这一秩序的获益者是建制派、华尔街及跨国公司，受害者是美国制造界、蓝领工人及中产家庭。它体现了全球化秩序与个体利益之矛盾。
这一秩序最终引爆了2008年金融危机。
美联储长期以“不对称操作”为金融界输送美元，持续积累金融风险。小布什政府时期，为了缓和社会矛盾，让中产阶级及蓝领家庭能够买得起房，鼓励次级贷款，最终引发了次贷危机。
金融危机后，全球化秩序逐渐走向崩溃。
基辛格说：“每一种国际秩序迟早都要面对挑战其凝聚力的两种倾向的影响：要么重新界定合法性，要么均势发生重大变化。当支撑各种国际安排的价值观被根本改变时，就会出现第一种倾向。”【1】（世界秩序，基辛格）
金融危机后，欧美国家民粹主义崛起，美国蓝领工人试图借助选票政治来改变生活处境。底层民众呼吁平等、公正的价值观，开始颠覆过去的全球化秩序。
奥巴马政府试图通过扩大转移支付，推动医保改革，来改善低收入者的处境。特朗普的做法比奥巴马极端得多，他一边扩大转移支付，另一边试图彻底打破原有的全球化秩序。
特朗普在2016年竞选时说：
“长久以来华盛顿的一小群人攫取了利益果实，代价却由人民承受。华盛顿欣欣向荣，人民却没享到财富。政客们塞满了腰包，工作机会却越来越少，无数工厂关门。建制派保护的是他们自己，而不是我们国家的公民。”
但是，特朗普打破的这个秩序，不仅仅是美国的秩序，更是全球化秩序。大洋彼岸搞斗争，掀了桌子，冲击到了中国。
这就有了中美贸易战。（详见智本社课程《中美贸易战》）
疫情，加速了这一秩序的崩溃，加剧了中美关系的对立。
逆全球化，去中国化，背后的实质是旧秩序的崩塌。
参考文献
【1】世界秩序，基辛格，中信出版社；
【2】用商品生产商品，斯拉法，商务印书馆；
【3】金融开放仍有瓶颈，黄奇帆，中国企业家杂志。
文 | 智本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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